《竞底战略》连载6

]《竞底战略》连载：首次以统一理论，综合分析中国历史社会华为联想蒙牛黑煤——转天涯_62008年11月25日 星期二 12:38 前面论到日本经过30年腾飞后，贫富差距非常小，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贫富差距：
　　前司机——平安马明哲在上市公司中的年薪，已逾6616.1万，而很多内地打工妹正在为保住她们4000元的年薪，而忐忑不安地奋斗。中国30年所形成的贫富悬殊，远远胜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按国内机构的统计，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逼近0.47，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内地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分配比较均等，0.3-0.4属于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已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是竞底的恶果。打工妹们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民工们被打到底线，贫富能不分化吗？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却很少关注人文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行贿受贿等等，就是对人文环境的践踏。
　　贫富严重分化，显示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底线状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因为两极分化，流民遍野，在歉收之年民变四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最终达到“人相食”的底线，终致改朝换代。
　　中国处于顶层的富人和贵人们，本能地很担心社会向这条底线发展，他们预先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同时“裸体”在中国做生意、演电影电视小品，或“裸体”在中国当官，尽量捞到最后一点可捞的东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脱离这个竞底社会。
　　有多少富人象娃哈哈的宗庆后那样，在大张“爱国爱民族”旗号赚钱时，却怀揣美国绿卡？
　　有多少“贵人”象江西省付省长胡长青那样，在大谈“崇高追求”时，却怀揣他国护照？
　　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新华字典再版时，应增加“裸官”和“裸体做官”这样的新词汇。《南德意志报》对“裸体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最受“裸官”们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但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腐败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自杀，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顺带提一句，当人们质疑马明哲6616.1万年薪的合理性时，马董事长2008年07月淡然笑称“我是职业经理人，肯定是要领薪酬的，最重要的是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2008年9月平安的报表即显示巨亏157亿，马董事长发表千字文，轻松地将其归咎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风暴”，丝毫不反省自己的失误，也没有提是否“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相反，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受到巨大损失的瑞士银行，其董事长宣布放弃二年奖金，老功臣、前CEO伍弗利放弃自己应得的1千万美元薪酬，和公司患难与共。
　　马明哲恬不知耻的表白，一点也不让人奇怪，本书第六章将论证竞底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认错，是被竞底者的义务；而不认错，是竞底者的责任！
　　但这种悖论式的“正确”，到底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呢？还是中国人的智慧？
　　
　　总结一下：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漂亮的、吃不着、摸不到的GDP增长吗？
　　是为了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吗？
　　还是为了广大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是个可能的任务），而广大打工妹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只能够让她们吃最低劣的快餐，那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即使有了，又能怎么样呢？
　　民众会满意吗？社会会和谐吗？当然不能。
　　行笔至此，又忍不住要问：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有智慧吗？
　　只要看看日本人的事例，回答这个问题，真是让人有些气短。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大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度垦荒、砍伐、放牧、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知道这些做法是在寅吃卯粮，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志强厂的那些打工妹们在日日夜夜的加班中，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健康、机会，既没有积攒下多少金钱，也没有得到技术、知识的积累，更没有获得高尚的情操熏陶，培养出现代公民的理念和健全的人格。
　　几亿这样的打工者累积下来，构成中国庞大的国民基础，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寅吃卯粮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房有车，也算小有积蓄，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政府为了保证GDP增长，大力鼓励消费，以拉动内需。他动容地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万十几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那么，中国人要到哪一代才敢消费呢？中国的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呢？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在着手撰写本书时，虽然我全部采用的是正规媒体提供的公共资料，但还是忍不住时时扪心自问，我的分析、推理、归纳是公正的吗？是无误的吗？
　　有时，抬头看看窗外熠熠闪光的深圳赛格大厦，我真怀疑自己是否想得太过灰色，难道外面那些美轮美奂的莺歌燕舞，大多不过是漂亮的幻景吗？
　　这种困惑常常使我停下来反思自己的思考。不过，我耳濡目染的商界现实，却总是在提醒我：那熠熠闪光的背后，还有大量艰难前行的人们。就在离赛格不远的群星广场，物业管理处告诉我，2008年9月前后关门的公司就有一百多家。其他港台内地商人的沉重叹息，就不必提起。
　　中国的老百姓，难！中国的企业更难！2008以后的中国民营企业，实在是难上加难。
　　抛开现实，回顾历史。在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主持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曾使我们这个古老、庞大的帝国，快速转型为一个年轻的、充满近代化活力的国家，从而引起世界的注目和喝彩。当时的中国，是最有希望跨入现代化强国的东方大国。
　　李鸿章，这位曾被我们误读为“卖国贼”的改革家，练淮军，兴北洋，开招商局，建机器局、兵工厂，倡修铁路，兴建矿山……赫然创办出47个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死后被梁启超评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此等人物，恐怕中国近代史上难有人与之匹敌。
　　但甲午一战证明，这位“东方俾斯麦”所创造的惊世伟业，不过是经不得风雨的纸糊灯笼而已。
　　中国人吸取了李鸿章的教训吗？哪一点看得出来？
　　
　　因此，强烈的责任感，最终还是驱使我暂时搁置《商略》系列的写作，将自己草根式的思考整理成书，公诸于世。我毕竟生长于中国这个竞底社会，从小受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如果我们自己不思考这些问题，难道还指望别人来替我们思考吗？！
　　孔丘说“劳心者治人”，洋人是可以替我们思考，那最后我们就一定被“治于人”。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问：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有智慧吗？
　　鲁迅曾说“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国魂也该如此。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
　　他接着热切地强调道：“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亲爱的读者诸君，请和我一起探索这个问题，先把我们自己的民魂发扬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