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期货推出之日便是A股深调之时

金岩石
开“博”仅两周，“点击”逾八万，感谢“点击嘉宾”让我亲身体验了新媒体的魅力，因此再写一文谈谈中国的“非典型牛市”与网友们共享。一是回复各位的提问，二是答谢各位的光顾。
天下既然没有不散的筵席，也就没有一路狂奔的牛市。人们都关心股市何时调整？何时终结？这就要从牛市的发动机谈起。对于中国牛市的非典型性，我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思考，所以在2003年5月19日特意加班写出了“非典型牛市的典型开端”，刊于中国证券报的头版。在我看来，中国牛市的发动机过去一直是政府，政府不掏钱就没有牛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策市”。
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产生证券化的需求，所以股市动态超前反应经济趋势，这就是所谓的“晴雨表”机制。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没有伴随着股市的相应上升，反而伴随着长达五年的大熊市，这一直困扰着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人。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一个司机和发动机的问题。中国股市这部车是政府造的，政府当司机，用的是老式柴油机。投资人不当司机，也就想不到要换发动机，只想“搭车”，不想开车，所以政府下车就没人开车了。2004年上半年，这一轮牛市就启动过一回，当司机的政府本想让这台车出厂，但没想到后面没人接手，司机下车，车就“熄火”。所以2004年的股市就像飞机起飞后又紧急迫降，管理层开始寻找新的司机，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了“司机”队伍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股市发动机的问题。机构投资者带着三种动机进入市场，第一个动机是中国经济成长的证券化，然后在证券化的过程中获利；第二个动机是在股市中创造新的博弈棋局，然后在大并购中获利；第三个动机是把企业变成商品，然后在制造“企业商品”的市场上获利。全流通市场的背后是企业的商品化，企业商品化的背后是金融的证券化，金融证券化的背后是证券市场的产业化。三者缺一不可，构成了本轮大牛市的基础，于是在今年才让中国的“隐形牛市”浮出了水面。
行为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差别就像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差别一样，亚当.斯密的市场界定如同天主教的上帝，在瞑瞑太空之上遥不可及，纳什均衡的市场界定把上帝拉下神坛，变成了买方与卖方的博弈。所以在行为经济学的市场上，司机可换，行为亦变。当司机从政府变为机构投资人之后，新司机就要换发动机，市场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因为在政府当司机的时候，股市的第一原则是稳定；在机构当司机的时代，股市的本源就是波动。波动的原因有时来自买方，有时来自卖方，就像汽车的轨迹一样，趋势在于道路的走向，波动在于司机的驾驶。
从这个原理来分析市场趋势，股市调整发生的时点和深度就主要取决于投资机构的行为了。有机构预测明年是“年初上涨，年中调整，年末回升”，但是要具体分析本轮牛市的发动机，就会发现股市调整更大的概率会发生在年初，或者更确切的说，将发生在股指期货推出之时。
我把这个牛市的驱动力之一界定为“移民效应”，是场外的投资机构作为股市“新移民”入市推动的牛市。原来在场外的新移民是机构，其中不少是海外机构或者是受海外机构训练的基金经理。机构投资人有一个职业习惯，就是每到出季报年报的时候，都会“粉饰窗户（Window Dressing）”，让投资人,老板或股东们赏识他们的远见卓识。所以牛市越接近年底，就会越涨的越高，因为基金经理们在追涨补仓。中国的股市成为今年全球股市上升幅度最高的时候，如果哪个基金经理在年底还没有用完他自己可以使用的中国投资额度，没有持有今年涨幅最高的中国蓝筹，就等于说你没有看准市场。由于有这种压力，年底之前大家都会把额度用完，于是就出现了越涨得好的蓝筹就越涨，越牛的股市越牛。
这样的机制推演下去的结论就是每年过了年底就会有机构先推高市场，伺机抛售，“装饰窗户”的工作完成了，没有必要再继续“装饰”，这种职业习惯会引起市场的小幅调整，如果市场上有避险投资工具，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修正，因为机构可以先在衍生市场上布局，然后再开始抛售。这样的对冲交易，可以使基金在正股调仓中的亏损由衍生品市场上的收益对冲，从而在基金调仓的过程中，不会导致基金净值的大幅下跌。所以除了基本面的因素外，从行为面看股市调整要加一分小心：小调看“窗”；大调看“仓”。
这个机制告诉大家，“装饰窗户”后的调整多半是小幅调整。但是，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后，由于机构能够用衍生产品来对冲正股的亏损，就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修正。较大幅度的修正有双重作用，其一是机构调仓。在调仓的过程当中，由于有衍生品投资的收益来对冲亏损，账面净值变化不会很大，但可用现金却增加了。其二是散户“震仓”。修正幅度超过一定点的时候，散户会成为惊弓之鸟。于是在散户跟风抛售的时候，又为机构创造了机会。所以，机构抛售加衍生产品的对冲会在市场上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机构和散户的博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每一个人都会说保护投资者，但是保护哪一类投资者？是机构还是散户？又都各有一本帐。对散户的保护只能在制度上、程序上、和信息披露上来完成一般性的承诺，而市场上新推出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所以在市场和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保护投资者自然而然就倾向于保护机构投资者。衍生产品市场的开放，股指期货的推出，其实主要是为保护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避险工具。
所以我认为，明年初可能有“装饰窗户”后的小幅调整。但是，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后，市场可能会出现深度调整。牛市之中的调整只要不跌破20%的心理线，牛市的基调就还存在，机构就会不断发动新一轮的拉升，这是我对明年股市调整机制的看法。
中国股市换了司机，新司机换了引擎，市场又从基本面和政策面产生了新的“加速器”：
第一是人民币升值。今年升了3%，专家预测明年升幅会是5%以上，于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推动股市继续向好；
第二是公司的盈利。预计明年公司的利润会大幅超出预期，这是中国经济成长证券化的内在动力，是基本面的因素；
第三是“隐形收益”的回归。在管理层的利益和股票价格脱节的时候，上市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往往有三个出口：一条出口流到总公司；一条出口流到关联公司；一条出口流到上市公司。于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赚钱的同时还要考虑利润分流，通过利润分流来平衡三个口袋的不同利益主体。大口袋通常是大股东的，大股东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帽子连在一起。小口袋是管理层和关联机构的，小口袋的现金流关系到管理层和关联机构的间接利益，也关系到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持续盈利。所以在两头照顾完之后剩下的才流入上市公司的口袋。在这样的机制存在之时，上市公司实际创造的利润会有相当部分会流出上市公司。但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有三个因素会改变上述机制：其一是明年将推出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明年开始试点，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准备积累可分配利润；其二是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的提高。由于有强势的投资机构进了市场，机构人不参与管理，但是监督管理的功能强化了，三个口袋就不那么容易随便调剂了；其三是新的会计准则和新的考核办法，市值的考核会逐步替代原来的净值考核，新的会计制度和新的考核方式也会使现金流回归A股，超出预期的利润就会带动股价进一步上升。
第四是税收制度的改革。税制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两税合一”会解决中国企业制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年为了对外开放，我们对三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实行了优惠的税收政策。除了“两免三减或三免五减”之外，外资实际享受了很多的优惠，实际纳税平均只有内资企业的一半左右。两税合一以及包含着两税合一之后的减税，估计会把新的统一税率下调四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盈利水平上，税收制度的改革会使上市公司的利润增加8%到10%，这会直接影响到目前仍然以内资国企为主导的中国A股市场，并且还会激励外资参股中国上市公司的动机，推动A股市场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第五是证券市场的开放。A股市场的对外开放也是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结果是把境外的中小型企业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QFII政策也好，其他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的政策也好，都是在全球排名在前的大行影响之下制订的。以QFII为例，诺大一个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居然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达到申请QFII额度的资格。大型的跨国金融机构控制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这种情况在明年会有所改善。我预计明年QFII的申请门槛会降低，金融市场会进一步开放，甚至可能把那些通过进出口报价偷偷进入中国市场的热钱“弃暗投明”转化为新的机构投资者。
第六是机构投资的规范。目前除了基金公司之外，一般企业如果以投资股票为主营业务之一的话，最好还是用“人头账户”进行投资。因为法人的投资和一个自然人的投资相比，除了法人承担有限责任的优点之外，法人的投资回报要承受多层课税。中国目前的税制实际上是不鼓励机构进行证券投资的。许多机构藏在自然人的背后进行投资，一方面是为了隐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税。机构投资收益的税收问题不仅困扰着机构投资的规范化，而且阻碍着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信托等创新产品的发行和交易。
第七是A＋H的一体化。随着越来越多的蓝筹股上市和H股的“回乡”，A+H模式会逐渐导致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的一体化，进而提出B股市场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B股市场的关闭应当借鉴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通过协议回购，私有化的退市，或者准QFII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加强A股和H股之间的一体化。
总体来说，从宏观、微观、国内、国际、税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等各方面的因素看，明年中国股市继续向好的基础非常强劲，今年的储蓄增长率首次下跌仅仅是开始，是大规模资金投入股市的开始。储蓄如蓄水，投资如泄洪，从制度上开启储蓄资金自动流入证券市场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这个问题留待下次再向诸位善意的点击嘉宾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