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两会代表吃的是纳税人的钱 挤出的是垃圾建议

曹林

据近日新华社消息，拥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对于如今的孩子们来说是件非常普通的事，但孩子们在享受手机上网便捷的同时，泛滥的“黄毒”也在以同样快捷的方式向孩子们“逼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陕西政协委员杨维平教授的建议是：一刀切地立法禁止——让孩子们远离手机黄毒，除了加强网络和运营商的监管外，还应立法禁止 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

好大的口气，就快“出口成法”了。在这个杨委员眼中，立法好像比小孩子过家家还容易、还随便。提一个立法建议，不经大脑张口就来，而且是这种前无古人的立法。张口就是立法，动辄就是禁止，本该严谨慎重的“立法”到了一些人嘴中，比随口吐痰还随意。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提出的这个立法建议涉及多少人的权益，有没有基本的可行性？

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我向来持非常宽容的态度，尊重他们站在本利益群体立场上的表达和本专业视角上的建议。参政议政的平台，本就应容纳多元的声音多元的视角—可看到类似“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这种无比荒唐的建议时，实在忍不住想问：你们吃的是纳税人的钱，怎么挤出来的却是这样的垃圾建议。纳税人花钱，买来的就是这样的建议吗？

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这个立法建议信口提出来了。立法意图不错，可让孩子远离万恶的手机黄毒，仅有“善意的立法意图”绝对不行。最重要的是，这样立出来的法如何去执行？谁去监督？怎么判断是否12岁，如何禁止他们使用？是盯着孩子、孩子的父母还是卖手机的商人？美国人立法禁止卖酒给某个年龄以下的孩子，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识别制度和执行机制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而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从正当性上看，有问题就一刀切地禁，也是一个充满驼鸟思维、懒政思维和管制惯性的建议。

立法不是拍脑袋和灵机一动的事，它是一项需要专业技术和专业理性的复杂系统工程。不是仅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就可以了，还必须在酝酿建议时就进行综合的考虑：是不是非要立法，既有的法律可不可以解决，道德途径可不可以解决，立法利大还是弊大，立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非要立法的话，有没有可行性，谁去执法，会不会形同虚设，会不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缺乏这样缜密和细致的考量，没有任何可行性论证，空有一个立法建议，则与垃圾建议无异。一场喧嚣的口水争论后，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留下。

地方两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媒体每天都会报道代表委员的许多建议，让公众愤怒的是，其中充斥着不少毫无可行性的立法建议。什么“呼吁为防止网瘾立法”——同样的问题，代表只提立法建议，绝口不提现实可行性，仿佛那跟他毫无关系。社科院专家称准备起草《动物保护法(专家意见稿)》，建议立法禁吃猫肉狗肉——最大的漏洞是一样的，立个法禁止容易，可根本无法监督执行，你怎么去监督人家吃没吃狗肉？立法是为了治理现实问题，如果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执行，你这个法有什么用。

看看一些代表委员提交的议案提案，一个个口气都大得很，开口就是立个什么法，好像人人都成了立法专家，立法是很小儿科的事情。其间有多少立法调研，有多少价值衡量，又有多少缜密的专业审思？某些无所用心、不负责任的代表委员，平日不认真履职，不好好到基层调研，快到会期才想到要走个形式提个建议。于是坐在办公室和电脑前绞尽脑汁地“挤”，挤出来的只能是这种垃圾。

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们会辩称，自己只提建议，如何执行和现实操作那是政府的事——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建议，街头巷尾和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建议，公众为什么要花钱养专家智囊和代表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呢？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深度的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要有高质量，作为精英的代表委员首先必须拿出高质量的提案议案，就可行的建议进行讨论才能让议政有深度；有起码的可操作性，才能让问题朝着可治理的方向发展。信口开河地胡扯，纯粹拍脑袋想个提案，将一个垃圾建议提上讨论议程，对现实政治有何价值？这样的垃圾建议，人们何必花钱供养代表委员去想，网帖中比这高明的建议多如牛毛。

政协委员提议老婆做家务老公该发工资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今年准备了20条提案和建议上两会，昨日她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今日，驻川全国政协委员将赴京，出席3月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作为每年的 “提案大户”——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高级经济师张晓梅今年准备了20条提案和建议。“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是其提案之一。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承认和体现女性，特别是那些全职太太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昨日，张晓梅在成都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讨要家务工资妻子状告丈夫

2006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法院接到了一起案件，案由为妻子向丈夫索赔家务劳动的工资。为了丈夫的事业，妻子罗某放弃工作在家当全职太太，但每次向丈夫要钱时都很窝火，丈夫谭某认为钱是他赚的。于是罗某将谭某告上了法庭，要求每月付2500元工资。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相夫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正是这种偏见，使得一些女性放弃了个人发展。其实，回归家庭的妻子付出得更多，不仅要付出事业，还要想方设法为家庭做好后勤保障，她们的劳动值得尊重，却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张晓梅说。

张晓梅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生活空间早已不再局限于家庭，“但这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地位，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张晓梅举例说，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妇女每周有21个小时花在家务劳动上，比男性的七八个小时要多近两倍。

家务活缠身女性竞争力减弱

张晓梅告诉记者，由于家务缠身，导致女性的社会竞争力大大减弱。首先，家务劳动造成了女性的就业困难。女性在承担着繁重家务劳动的同时，必然要减少投入到深造学习以提高自身技能的时间，其直接结果就导致女性自身能力有限、竞争力不强。其次，家务劳动影响了女性自身发展。女性对家庭的责任感、为家人付出的意识普遍高于男性，当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发生矛盾时，女性选择为家庭而放弃个人发展的远高于男性。

张晓梅说，这样的现状导致的后果是，如果夫妻双方离婚，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女性很难就其劳动得到适当补偿，从而也就导致了女性离婚后财产权益弱化的进一步加剧。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

“然而‘付出较多义务’是个模糊概念，难以按照劳动时间长短来计算，也难以按承担家务量的多少来计算，这造成女性在离婚时处于弱势地位。”张晓梅说。

承认家务劳动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为了保障女性权益，承认在家庭中的付出，张晓梅今年将提出“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的建议。“这在于争取得到家务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工资，从而使人们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女性摆脱对男性的过重依赖。”

家务劳动又如何工资化呢？张晓梅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取消《婚姻法》劳动补偿制度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家务劳动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所创造的价值与夫妻间适用何种财产制没有任何关系。”二、明确家务劳动补偿的相关因素。三、扩大家务劳动补偿提出的时间范围。《婚姻法》规定补偿请求只能在离婚时提出，这样事实上损害了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财产权益。建议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纳入到提出劳动补偿要求的时间范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可以根据其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参考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配偶的收入等方面来提出补偿要求。记者陈诚阮长安(图由张晓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