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之二十一：思维方式和科学

认识论之二十一：思维方式和科学

(2010-08-12 11:38:43)

  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同一定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对科学的理解可以进一步追溯于它的思维方式。

  我们常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而自豪，然而，又更多地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深感遗憾。翻开科学史，无论天文学、力学、数学、光学、化学、电磁学、生物学、地质学、基因学、原子物理学、宇宙学等科学理论的创立，无论是蒸汽机、燃气机、电动机、核能、动力船、汽车、飞机、航天器、电灯、电话、无线电、收音机、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等的科技发明，都来自于取自于西方。一句话，执科学之牛耳的是西方，并由西方主导着现代科学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伽利略时代（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已有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全书十八卷详细记载了各种工艺技术。然而，宋应星未能如伽利略那样，以小球滚动的实验，创立落体运动定律，开创科学实验，形成科学思想，为力学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天工开物》始终只是停留在工艺技术搜集整理的思想水平上。是什么造成伽利略和宋应星这种思想水平的差别的呢？原因有多方面，但起着根本作用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别。

  综观人类的认知建构，大体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事理逻辑建构的思维方式，一种是表象采集整理的思维方式。

事理逻辑建构的思维方式，注重于事理的逻辑建构。它不停留于具体的、个别的、直观的事物表象采集，而是从无数具体的、个别的和直观的事例上，进行综合提升的抽象和概括，以共性的、普遍的、规律的方式造就事理的逻辑建构。定律、数理、公式等等都是事理的逻辑建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关于事物运动应该符合数学规律的创见，亚里士多德关于思维原理的形式逻辑构造，欧几里德几何体系的演绎，阿基米德浮体定律的发现，都反映了一种相同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共性的、普遍的、规律的方式进行经验材料的抽象和概括，创立事物运动的定律，并赋予规范求证的数理公式。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落体运动定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牛顿的力学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货币的论述，非常典型地示范了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开始，从个别等价物到特殊等价物，从特殊等价物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嬗变为价值物的概念逻辑和人类商品交换经验历史的一致上，极为精湛、高明地为我们揭示了货币的内在逻辑，货币的本质及历史由来。

表象采集整理的思维方式，则习于事例采集的表象整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经》最为显明地代表了这种思维方式。

《易经》以阴阳二爻为本，以八卦重叠六十四卦，即:“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等为天意人事，吉凶转承之表象，进行事例的采集而作编纂。

此外,司马迁的《史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类进行采集；

沈括的《梦溪笔谈》以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为门进行采集；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上至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集”为录进行采集；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膏液》、《陶埏》、《冶铸》、《舟车》、《锤锻》、《播石》、《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和《珠玉》为序进行采集；

清代的《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为编进行采集；

等等，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的传统古典，它们在思维方式上都以表象为采集，以众多物相、事件和资料的搜集、校正、充实、编纂而集大成。这种表象采集整理的思维方式，以表象的采集和事例的编集为大成，非常明显地缺乏一种事理的逻辑建构和这种逻辑建构的定律方式。

比较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表象采集整理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运作于经验整理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精于事例的采集和博览，长于定格的整理；

事理逻辑建构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运作于概念逻辑的思维方式，它深于事理的探求，优于规律的建构。

  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工艺和科学两个阶段。工艺和科学的区别是，工艺的发展，无论是石器的打磨，陶器的发明，金属的冶炼，建筑的砌造，只是事物表象的加工，并随经验的积累和传授日趋精微而形成技艺；科学的发展，则以事理的逻辑建构为基础，并以这种逻辑建构的定律求证为追求，并进而把这种定律应用于工艺制造，把工艺提高到科技的水平。

当人类文明还处于工艺发展阶段时，或者说还处于经验积累阶段时，表象采集整理式的思维方式见长于历史，推动着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曾一度领先的灿烂文明，就其主体而言属于经验制作的工艺范畴，是表象采集整理式的思维方式的成果体现。然而当人类文明步入事理探求的科学发展时，事理逻辑建构的思维方式和定律求证则见长于历史，推动着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发展。

事理逻辑建构和表象采集整理的两种思维方式及其作用的分析表明，科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思维方式上的，科学要有相应的思维方式，才能产生具有这种思维特质的定律求证，和这种定律求证所需的数学方式和实验方式，并以此创建科学成果。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古典传统文化缺乏相应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缺乏事理逻辑建构的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定律求证的数学方式和实验方式。

事理逻辑建构和定律求证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创立和发展的精神基础。任何一个致力于科学发展的民族都需要有事理逻辑建构和定律求证的思维方式，只有拥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产生这种思维特质的数学方式和实验方式，才能建立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科技的创造发明。向先进文明的学习，更要注重相关思维方式的学习，才能获得根本性的突破。

事理逻辑建构和表象采集整理的两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和现实，两者各有见长。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既要求科学理论的领头，从具体到抽象，获得种种新的定律的求证和确立；又要求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从抽象到具体，进行物件的制作。无论事理逻辑建构的思维方式还是表象采集整理的思维方式，都是不可废弃的。

但要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民族，在科学和基础理论上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创立，中国的国民教育必须特别注重事理逻辑建构和定律求证的思维方式的培育，以弥补思维方式上的不足。我以为，中国的国民教育和学院需要通过数代人的培育、提升、积累和传承，养成事理逻辑建构和定律求证的思维方式，获得数理方式和实验方式的工作能力，造就基础理论和科技创造的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