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领袖文化

所谓“领袖”，其原来的含义一点也不神奇，就是指衣服上的领口和袖口。不过，因为这两个地方部位特殊，也就附加上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是它们的冠冕堂皇。我们知道，领口和袖口因为与皮肤直接接触摩擦，容易起毛破损，所以古人在制作衣服时，领口和袖口都是单独用料的，并镶以金边。因此在人们眼中，这两处是既高贵又醒目。其次，这两个部位还很重要——穿衣时只要提住领口，钻进袖口，就万事大吉。这两个地方也因此有了纲举目张中“纲”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两个特殊意义，便产生了“领袖”一词的引申义。这引申义照《新华字典》解释，就是“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高级领导人。”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人，只要他是某个团体的大佬，就都可以叫领袖。可在在某个历史时期，因为神化的需要， “领袖”就成了除了少数几个人可以自称，其他人谁也别想染指这一高级称谓了。

领袖既然要这么独一无二——起码要让手下觉得独一无二——就得想办法与众不同，这办法之一就是不要轻易跟手下见面，以便永远保持神秘感。这理由除了怕跟手下混在一块儿被手下干掉外，主要是因为要跟老百姓混在一起，时间一长，大家就会对你没了神秘感——而神秘感，恰恰是独裁者能保持其权威的基础。所以，很多大人物都视手下或老百姓如敌人，能躲就躲，能避就避，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也。

这个道理，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最清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时，那些方士告诉他“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於神”。于是他老人家下令咸阳四旁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都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全部按照所登记的位置不得移动。而他所到的地方，如有人说出去，就判死罪。有一次他去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的随从车马众多，很不赞成。宦官近臣里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丞相，丞相以后就减少了车马数目，秦始皇发现后，立即推断：“一定是宫中有人泄露了我讲丞相车马多的话，他才这么对症下葯的！”于是追问是谁泄露自己言行的，没有人认罪，就下诏把当时跟随在旁的人抓起来，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知道皇帝的行踪。自然，他也就因此神秘伟大起来。

后来，大太监赵高教唆鼓动秦二世自居深宫不与公卿在朝廷议事时，也是这么说的“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髃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这意思就是说，做皇帝的，不能常跟手下见面，否则手下会对你没有神秘感，也就不再拿你当回事。想想也是：天天跟你在一起，连你放屁打嗝的德性都知道，谁还会以为你是一千年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呀？

这个道理，现代的很多伟大领袖也都知道。俄罗斯作家舒尔曼就在其《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给我们介绍：当初，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道理还有些不清不楚，真以为人民领袖就该跟人民在一起。于是，在战后有一次去南方度假的路上，他决定实实在在搞一次“到人民中去”。结果却惨不忍睹：因为他跟老百姓见面的结果，除了满足大家强烈的好奇心外，只能唤起人们心中对原先向上帝一样崇拜的伟大领袖的大失所望——他们想象中的“天才”、“领袖”、“统帅”处处都应当是伟大的，然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麻面人：身材不成比例，额头很矮，制服掩盖不住突出的肚子，秃顶还要以发型遮掩，抽烟熏黑的牙齿无奈地外露着。这个形象与“民族英雄”的概念是那样的格格不入。见到他的人内心不仅要问：“这难道就是斯大林？！”甚至还闹出了这样的笑话：一个妇女居然还上去撩撩他的制服，看看这是不是个真人！想想，这样一来，伟大领袖尊严何在？个人崇拜如何建立？所以，从此以后，斯大林同志再也不去跟什么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啦。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自己铁哥们赫鲁晓夫讲：与人民打交道最好还是从列宁墓的讲台上做，或者从电影镜头、从画像和塑像上做。越是让人猜不透，就越能制造各种神话。

其实，这种独裁者不能跟大众经常见面的理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多有阐述。钱钟书先生就在《管锥编》中，多有引述——《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管子·霸言》：“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邓析子·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鬼谷子·谋篇》：“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而《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篇：“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扬权》篇：“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皆可供赵高附会之资。钱先生最后结论是：“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

当然，这些情形只会出现在威权时代，在民主社会，政府不过是纳税人出资选出一批人员来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而产生的机构，政府首脑自然也不过纳税人出钱养的一批打工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这事要办好了，这是他的本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就像一个修鞋匠收了我们的血汗钱把我们的鞋修好了一样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我们也没什么值得对他的这修鞋工艺五体投地歌功颂德的；要他没把这事办好，我们倒该对他大兴问罪之师：为什么收了钱办不好事——就像我们交了钱而修鞋的却没把我们鞋修好，甚至弄得更破时，我们完全可以纠住他问个究竟，还可以把他送到消费者协会去讨个说法，吊销他营业执照，换一个称职的修鞋匠一样。他呢，也根本没有理由还占着这个修鞋匠的位置胡来，理直气壮地说什么自己这么干是交学费云云。为了保证这一点，西方人发明了选举制：首先，人民可以选择自己以为称职的“鞋匠”（官员）来为自己服务；其次，要发现这“鞋匠”不称职不能为自己修好鞋，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后又把他选下去，另外换一批称职的人来干他这一角。因为有了这样的选举和替换机制，所以“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成了自然而然而不需要大吹大擂的寻常小事，也因为如此，官员在这些国家也就五行八作之一，不是什么伟大领袖，也不是什么英明导师，也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靠服务社会，然后取得俸禄养家糊口的寻常人而已。有趣的是，有的政府领导人自己也把政府看作一个杂货店——譬如美国总统里根，在遇刺醒来后问身边人的第一句话就是：“铺子怎么样了？”因而，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让老百姓觉得神秘，要做的也不是不跟人民接触，以免露出自己麒麟皮下的马脚，而是走下神坛，积极亲民。

譬如，跟斯大林似的威权领袖相比，咱们现在的领袖胡锦涛温家宝就显得更加亲民。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月2日顶着凛冽寒风来到北京军区空军某部和北京军区装甲兵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广大官兵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节日的祝贺。中午，胡锦涛与连队官兵共进午餐。他不时地为基层官兵夹菜，并询问他们工作和生活，胡主席和蔼可亲，没有任何“大官”的架子，说话风趣幽默，也体贴入微，和干部战士们嘻嘻哈哈地拉着家长；吃饭的时候，胡主席不断地给战士的碗里夹菜，神情里俨如一个家庭开饭时，慈祥的长者在叮咛着后辈要吃好吃饱，温总理也屡屡到煤矿于井下跟矿工共进午餐，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关照得到，或是事无巨细都亲力而为，在寒风呼啸和霜雪满天的日子，他们尚且不忘抽出身来，深入基层，与矿工、连队的干部战士们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这样的做法就是消除领袖神秘感，把自己真正作为人民一员。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独裁者，只需要看他是不是愿意从避人走向亲民，是不是愿意跟老百姓见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