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中国人的胸襟

那一代中国人的胸襟周英杰         在近代以前，中国一向是以日本的老师自居的。日本自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和中国发生联系以后，就一直处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而其大规模地展开向中国学习的热潮，则是从向唐朝大量派遣“遣唐使”开始。由于这种关系，很长一段时期，某些自大的中国人向来都没有把日本这个岛国放在眼里，甚至还给人家起了个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名字：“倭国”。
        但是，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两国的这种“师友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1894年，在自强运动中恢复了一定实力的中国与刚刚进行了明治维新改革而羽翼渐丰的日本，因为朝鲜的地位问题开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尽管当时的清王朝拥有洋务派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号称“世界上第八强”的强大的北洋水师，但是，双方接战后，中国最终还是把制海权轻易地交给了日本，致使陆地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抵抗节节败退，东北地区部分沦陷，而貌似强大、拥有两艘亚洲第一铁甲舰“镇远”和“定远”的北洋海军，也在威海卫军港不战而降。
        如果按照今天部分中国人的逻辑，被一个为自己所看不起的国家打败，肯定是要对日本充满仇恨的吧？恰恰相反，那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反而从日本的成功上面顿悟到：原来一向被自己当作“学生”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昔日跟在自己后面亦步亦趋的那个日本，人家学习西方的成效要远远好于我们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比起来，现实的中国已经明显落后了。因此，应该知耻后勇，以日本为老师，尽快实现强国梦。
        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发生之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如黄遵宪、康有为等就已经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黄遵宪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位系统研究日本的近代学者，他在1887年完成了日本通史---《日本国志》的写作。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则一向极力主张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变革自己的政治制度，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战略目标。
        在这些中国的精英人物眼里，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象征的日本现代化之路简直就是中国的样板，中国要实现真正的自强，似乎必须学习和重复日本已经走过的道路。
        于是，自甲午战争之后，昔日曾经大批接受日本人来学习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向日本单向派遣留学生的输出国。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出１３名留学生，从此留学日本的人数日益增多。根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的数字：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人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两万人。
        如此多的留学生蜂拥到日本，自然也与当时清王朝的一些主政者的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就在其著名的《劝学篇》里抛出了“向西方列强学习不如直接向自己的邻居日本学习”的留学理论，鲜明地指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张之洞的这一主张显然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而得到了全国上下知识界的积极响应。自此，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增，自费留学日本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以至于出现父子、夫妇、兄妹及全家留学日本的盛况。
        在这样的情势下，“日本俨然做了中国的老师”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本的政治家们也自觉地肩负起了帮助中国的任务。曾经担任日本外相的大隈重信甚至提出了“大隈主义”，给日本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变革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
        从19世纪末到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止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上层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等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仍然可以用“热络”二字来形容。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戊戌变法前夕的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向光绪皇帝提出动议，要聘请担任过甲午战争时期首相的伊藤博文做中国即将开展的维新运动的总顾问，而且伊藤博文的确也曾经表示过这种意向。接着，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日本积极地策划、组织了营救维新派领袖人士的活动，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日本不仅对这些失败的维新领袖提供了流亡地点，而且其上层政治人物几乎都与这些中国的流亡人士有着密切的接触。
        由于大量中国的留学生滞留日本，以至于日本国与近代中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策源地。对此，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留日学生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倘若撇开日本这个因素，那么，这段中国的历史是断然写不完整的。
        从日本由中国的学生一跃而成为中国的老师这一历史现象的分析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东亚圈内重要的国家过去的历史，并不总是充满仇恨和血泪，还存在着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的一面。同时，与当今风头正劲的“《中国不高兴》一代”相比，晚清那一代人的胸襟是广阔的、思想是开放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总之，是值得当今的中国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