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永贵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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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因在大灾之年（1963年）发起“三不要三不少”运动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视；毛泽东更为此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文革期间，陈永贵一度受到毛泽东的“提携”，并于197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宰相”！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后一届的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昔阳县虽然很穷，却也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据史料统计，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曾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而且在历史上也出过“大官”——最高是尚书，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大寨村是这个县里典型的穷山沟，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在个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绿色植被向来很少，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尝到了丰收的甜头。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大寨后来对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加之他在生产劳动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当时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当时“大跃进”的锋芒下，山西省晋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将其树为典型，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此后，陈永贵的这个名字开始在山西地区流传开来。
大灾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更惨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更是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一口号在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看来是“勇气可嘉”，他们并不相信大寨农民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奇迹”发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
毛泽东号召 “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在河北邯郸听取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时，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
于是，陶鲁笳提到了大寨和陈永贵。陶鲁笳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顿时对这一“奇人”大感兴趣，他随即要求陶鲁笳上交陈永贵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并专门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是开展起来。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当年9月，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一年后，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后台”就是毛泽东。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据说，尽管陈永贵对于很多国家大事时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划圈却划得很快。他的好朋友张怀英曾这样问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 陈永贵答道：“华国锋、李先念划圈，我也就划圈。我信得过他们！”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
从副总理之位回归农民本色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喊出了“两个凡是”，毛泽东余威尚严，“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因此仍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而陈永贵也继续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时已进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表态，称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总结，后来还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文件指出：大寨“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后来，邓小平向山西省委转发了这一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下台”的陈永贵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
虽然退下了“宰相”的神坛，但他仍保持着农民本色——哪里有劳动，就往哪里钻；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
后记
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半文盲登上副总理之位，身上难以摆脱的始终是中国农民最纯朴的土地情结。在他任副总理之时，每次回大寨，都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解甲归田”以后，没有了中央大员的头衔，却得到了最轻松的自由！
1986年3月26日，73岁的陈永贵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颇具“戏剧性”的“奇迹”人生。当时，中共中央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附：陈永贵简历：
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出身贫农家庭。国共内战时期加入农会，参加本地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后，先后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67年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产党第九大，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1976年10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拥护作出拘禁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1977年继续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3年起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是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相关文章一：陈永贵辞职前后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10多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相关文章二： 文盲总理陈永贵轶事
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 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 ，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 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 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 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 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 布衣宰相”。 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 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 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层层都有官职的人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 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 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 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 ，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 ?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 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 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 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 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乾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 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 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 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 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 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
桃花岛主 编辑
文革期间，陈永贵一度受到毛泽东的“提携”，并于197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宰相”！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后一届的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昔阳县虽然很穷，却也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据史料统计，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曾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而且在历史上也出过“大官”——最高是尚书，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大寨村是这个县里典型的穷山沟，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在个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绿色植被向来很少，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尝到了丰收的甜头。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大寨后来对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加之他在生产劳动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当时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当时“大跃进”的锋芒下，山西省晋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将其树为典型，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此后，陈永贵的这个名字开始在山西地区流传开来。
大灾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更惨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更是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一口号在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看来是“勇气可嘉”，他们并不相信大寨农民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奇迹”发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
毛泽东号召 “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在河北邯郸听取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时，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
于是，陶鲁笳提到了大寨和陈永贵。陶鲁笳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顿时对这一“奇人”大感兴趣，他随即要求陶鲁笳上交陈永贵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并专门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是开展起来。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当年9月，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一年后，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后台”就是毛泽东。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据说，尽管陈永贵对于很多国家大事时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划圈却划得很快。他的好朋友张怀英曾这样问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 陈永贵答道：“华国锋、李先念划圈，我也就划圈。我信得过他们！”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
从副总理之位回归农民本色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喊出了“两个凡是”，毛泽东余威尚严，“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因此仍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而陈永贵也继续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时已进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表态，称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总结，后来还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文件指出：大寨“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后来，邓小平向山西省委转发了这一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下台”的陈永贵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
虽然退下了“宰相”的神坛，但他仍保持着农民本色——哪里有劳动，就往哪里钻；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
后记
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半文盲登上副总理之位，身上难以摆脱的始终是中国农民最纯朴的土地情结。在他任副总理之时，每次回大寨，都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解甲归田”以后，没有了中央大员的头衔，却得到了最轻松的自由！
1986年3月26日，73岁的陈永贵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颇具“戏剧性”的“奇迹”人生。当时，中共中央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附：陈永贵简历：
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出身贫农家庭。国共内战时期加入农会，参加本地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后，先后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67年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产党第九大，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1976年10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拥护作出拘禁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1977年继续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3年起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是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相关文章一：陈永贵辞职前后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10多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相关文章二： 文盲总理陈永贵轶事
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 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 ，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 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 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 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 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 布衣宰相”。 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 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 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层层都有官职的人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 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 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 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 ，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 ?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 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 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 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 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乾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 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 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 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 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 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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