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从辉煌到坠落

　　2010年1月15日，南勇等人被公安机关依法秘密传讯，引发了中国足坛数十年来的最强震。1月27日，公安部公布了足坛反赌的新进展：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等被依法刑事拘留。

　　“前途无量”的厅局级干部，从辉煌到坠落，有个人私欲膨胀的原因，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共同驱动，更有监督和监管体制形同虚设的因素。

职业生涯比较波折

　　1997年9月，35岁的南勇从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人事处处长的位置，调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正处级）、中国足协副主席。他并不情愿，但作为总局厅局级干部中的后备，他必须到项目中心接受锻炼，尽快成熟起来，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

　　截至此次事发，南勇在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的职业生涯共历时12年零四个月。其间，他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期：从青涩到成熟，以2001年十强赛成功为标志；从成熟到沉沦，以2002年因“黑哨事件”被搁置为标志；从沉沦中自救，以2005年被任命为足管中心党委书记为标志；从熟练驾驭全局到最终被依法传讯，以成为足管中心主任和2010年1月“落马”为标志。在这四个时期，每一段都有一个或可佐证南勇职业生涯沉浮的标志性事件。

　　1997年9月至2002年世界杯，刚到足协时，南勇面对镜头，用十几个结结巴巴的“这个……这个……”完成了自己的处子电视采访。但很快，其内心强势与坚韧的一面开始展示，到1999年前后，他面对各路媒体时已然游刃有余。这一年，中国足协把最为重要的国家队交给南勇主管，以至在2001年迎来了他本人和整个中国足球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在沈阳主场打进韩日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全国人民44年的夙愿。南勇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当时，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教练这样描述：“他这个人那时候表现得铁面无私，很是刚强，但还是因为中国队进军世界杯和大家一起泪流满面。正是因为他的铁腕治军和良好的管理与沟通，加上张吉龙为中国队抽到了好签，所以才成功了。那时候，南勇和张吉龙都是中国足球的上帝，他的事业和在中国足协的地位都达到了顶峰。”

　　好事难成双。2001年曝出的“黑哨事件”，终令南勇从顶峰开始下滑。此前他在中国足协主管裁判工作，大火燃上了自身，各种传言四起。最后，阎世铎不得不把他派到上海“学习英语”，并“约法三章”：没有阎世铎的允许，南勇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不能公开发表任何与足协有关的言论。40岁的南勇度过了此生最为郁闷的时期。他的朋友说：“南勇当时坚决不想在足协干了，要求调回总局。但是领导希望（他）得到更多锻炼，没有同意。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黑暗的时期。毕竟，龚建平被捕，在足坛的负面影响太大了。社会上要求严打‘黑哨’的呼声太高，几乎把他也压垮了。”

　　最终，南勇的实权被剥夺，只能去管管福特宝公司和商务开发。随着“黑哨事件”平息，他也逐渐恢复元气。2005年3月，在阎世铎调离足协之后，南勇被任命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强势复苏。随后，联赛、国家队、裁判等最为关键的工作，又重新回到南勇的手中。不过，曾经与王俊生、阎世铎有严重矛盾的南勇，同谢亚龙的关系也没好到哪儿去，最后到了两个人到总局互相告状的地步。

　　2009年1月19日，南勇的职业生涯和政治生涯到了另一个巅峰时期，他被任命为足管中心主任，成为中国足协的掌门人。更高级别干部的后备人才在向48岁的南勇招手。不料当年10月，公安部门抓赌风暴骤起，南勇不久现出原形。

南勇案情相当严重

　　2010年1月15日南勇等人被依法传讯后，中国足坛引发的强震不到一周便迅速波及世界足坛，国际负面影响空前。人们忍不住猜测：南勇的情况究竟有多重，才会从这样显赫敏感的位置上被带走？据初步了解，其所涉之累，包括收受贿赂、操纵裁判以及操纵比赛等。

　　这些问题的跨度可上溯至2000年他主管裁判工作之时，2002年打击“黑哨”期间曾涉及的一些问题都被重新提出。目前，南勇完整清晰之案情，仍有待公安司法部门发布正式结果。但是，相关渠道的信息表明，南勇的案情肯定是较重的，而收受贿赂、操纵裁判和比赛的程度有多深、背后涉及多少人、拥有怎样的利益链条，是人们对南勇事件关注的脉络之一。

　　有消息显示，相关部门正在按照程序调查其家产，包括他的家庭拥有的豪华别墅，以及他的家庭此前曾经经营的一个开销不菲的公司等。而且他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并出国学习。熟悉情况的人表示：“不知道他的经济来源在哪里，从他们的别墅和孩子的学习条件看，绝不是靠挣工资就能办得到的。国家体育总局分给了他一套住宅，就是在奥运冠军楼那里，面积超过140平方米。不过他们对此似乎十分不满意。”

　　除了贿赂，是否还涉及其他？此前一直有人质疑，2006年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职业联赛600万欧元，但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最终只拿到60万欧元，大部分还被中介公司拿走了，其余540万欧元（当时折合5400万元人民币）再也不可能要回。南勇涉嫌在违反《公司法》的情况下完成这笔商务交易，而合同签订的内容仅有他自己最清楚，属于渎职。此事被举报到相关部门，并在各路媒体中广泛散发，被称作南勇被传讯的导火索。

　　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有消息说，2009年10月即被抓的足球圈内人士，在假球、赌球、操纵赌球方面也可能涉及南勇，因为公安部门有这样的表述：“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对南勇等人依法传讯。这似已点明了南勇等人案情的脉络。

　　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排除更令人震惊的真相出现。了解南勇的人士表示：“他属于那种胆子很大的人，城府极深，总让人感觉背后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商业贿赂、操纵国内足球比赛等，出问题必然都是惊天的事情。如果2001年十强赛的黑幕再被查出和证实，引发中国足坛的地震会更大。因为仅仅围绕着十强赛的四个主场以及中国队主场落户沈阳一事，加上票务方面的问题，涉及的资金就可能超过2000万元。”

“毒瘤”自有寄生体

　　“官商一体”是南勇事件的核心。

　　南勇等人的“杯具”，于个体而言，是他们在自己铺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体而言，则是畸形的体制孕育了这样的怪胎。中国足协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南勇等人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市场参与者；在缺乏监管和监督的体制下，必然导致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市场上为自己谋利。这个问题已经被诟病了十多年，至今依然没有改革的迹象。

　　中国足球当下的体制和机制，要从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说起。当时，全国足球联赛已经无法适应市场和球迷的需要，国家体育总局对于不赚钱又难以管理的足球联赛兴趣有限。在国务院分管领导的关注下，一步到位推出了职业联赛，顺势把足球推向市场，“死马当活马医”，希望足球能够给其他项目的改革趟出一条职业化之路。

　　但是，在职业联赛走向市场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并没有对足协和足管中心实施分离，足管中心的领导兼任足协副主席，一只脚在体制内行使行政权力，一只脚在体制外搞市场化运作。结果，由于国家体育总局缺失对中国足协方面的监管和监督，足管中心的领导通过手中的特权和绝对权力，在中国足协运作的市场化和职业联赛领域，有机会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种典型的“官商一体模式”，不啻于腐败最好的温床。

　　在2009年国务院召集12部委有关领导参加的中国足球环境综合治理会议上，曾经谈到中国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关系问题，有改革这种现状的意思；其关键还是要看国家体育总局是否真有行动，将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一起彻底推向市场。

　　一位研究中国体育体制多年的专家说：“说白了，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这种体制交叉的情况，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只会导致权力和利益在两个体制之间的交叉，并最终衍生出一种官商勾结的腐败模式。如果不把中国足协脱离出来，不尊重市场和职业化规律，南勇不行，新来的（足管中心新任主任韦迪）也不行。南勇们其实是体制的牺牲品。”

中国足球管理结构

　　如果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来看，中国足球的管理结构其实很简单，只需对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如果按照中国足协的机构来说明管理组织和结构，就显得比较复杂。

　　按照中国足协《章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之下是常务委员会，设立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司库。中国足协主席一般由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层领导兼任，他不参与足协的具体事务。副主席、秘书长和司库都由主席提名，一般情况下有25人左右；其中，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和三位副主任都是中国足协副主席，主任兼任副主席、秘书长，是实际上的中国足协掌门人，提名四个人全权负责中国足协的日常工作。其余副主席，基本上没有事情可做。负责财务工作的“司库”，也在足管中心的四位领导之中产生。

　　一些重大的事情由主席办公会议决定，参加者一般也是足管中心的四位负责人。在主席会议之下，人们各自分管部分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负责中国足球的具体业务。由于体制上的矛盾，这些专业委员会除了纪律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大多数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