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真相的领导”更糟糕

“不明真相的领导”更糟糕

作者:黄佶

　　摘要：“不明真相的领导”比“不明真相的群众”更糟糕，也更危险。应该利用网络技术，模仿现代企业的“扁平式结构”，建立从社会最底层到中央最高层的信息直接通道，使地方官员无法扭曲和压制真实的信息，避免上级和中央因为“不明真相”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应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制约机制，不能因为它们在西方民主国家前所未有，就怀疑和否定这些设计。

　　我们的领导和媒介平时总是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一出事情，就说“群众不明真相，被少数坏人蒙蔽了”。

　　我不否认群众的确经常会受骗上当，但是领导也是会受骗上当的。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安徽视察粮食收购情况，南陵县突击调运周边地区的粮食，填满原本空空如也的粮仓，连粮仓的工作人员都是假的，结果把朱总理完全骗住了。

　　实际上，“不明真相的领导”比“不明真相的群众”更糟糕，也更危险。1958年，伟大的英明领袖毛主席听信中国某著名科学家的话，不再怀疑粮食可以达到亩产万斤，相信了各地官员谎报的粮食高产数字，决定大量征收粮食，加快工业化进程，结果导致中国农村受到重创，全国三年大饥荒。

　　新华社资深记者承认2009年可能是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年。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乖的老百姓。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群众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完全是官员逼出来的。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示：“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要做到这些，首先要解决基层有关官员的问题。但官员们是不会自觉退让的，尤其是涉及到巨大的物质利益的时候。中国的官员缺乏来自平级和来自下面的制约，只有上级有力量管束和撤换他们。而上级官员的信息主要来自下级官员，因此往往只能听到有利于他们的信息，而听不到不利于他们的信息，例如群众的举报等等。

　　信息不全，就难以对事态形成正确的处理意见。例如广州骏景花园居民反对建造变电站事件，如果下级官员向上级汇报时只说“十年前就做好规划要在该处建设变电站”，那么上级就会认为居民现在反对建造变电站是无理取闹。但如果上级还知道规划局长期隐瞒该处要造变电站的规划，直到周围楼房都卖完了，才公布这个规划，那么上级就应该清楚纠纷的责任完全在当地政府身上。

　　如果上级派出的防暴警察不是阻止居民靠近变电站工地，不是逮捕居民代表，而是阻止施工队进入变电站工地强行开工，逮捕有关官员，那么当地居民就不会闹事，反而要赞扬政府，要高呼万岁了，群体事件就自动消失了，社会就和谐了。

　　如果上级决策错误，站在坏官一边，人们就会误认为上级和下级官员勾结在一起，也拿了开发商的好处。我在数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党中央、中央政府或上级党组织、上级政府在很多具体的官民纠纷中，和具体涉案的地方官员未必存在着共同利益，甚至同级党组织或政府中的其他官员也未必有共同利益。”但绝大多数读者反对我的这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一伙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群众的意见和怨恨不再针对具体的贪官，而是指向了整个政府和执政党。

　　因此，党和政府要保持社会安定，重建良好形象，不能只听下级官员的一面之词，而必须全面掌握正确的信息，正确地处理好群体性事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让上级、让上级的上级知道全面的信息，对下级官员至少有一种威慑作用。

　　如何使领导能够及时了解真相？传统的上访、信访效率很低，而且很容易受到地方官员的阻挠和报复。中国的新闻媒介则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只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不是人民的喉舌。

　　网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渠道，暴露出了很多官员的问题，是中国建立舆论监督的实验室和先行者。但网络上的信息太分散，如果没有引发网民的广泛转载和议论，难以引起有关上级的关注。网站为了避免犯忌，往往自觉地提高删帖标准，执行的标准比官方规定的更加严苛。这都导致大量重要信息无法向上传递，无法实现全面的监督功能。

　　在网络时代，我们除了要利用网络技术，还应该利用最新的观念。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了“扁平化结构”，即利用电子技术，使公司的最高层和最基层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避免了传统的金字塔结构中层层向上汇报情况、再层层向下传达决策所造成的误差和延迟，以及相关的巨大成本。这样，即使庞大的跨国企业，最高层也能够随时了解第一线的情况，了解市场和企业的动态，避免官僚主义，及时调整企业经营策略，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活力和适应能力。

　　中央政府应该责成国家信访局或其它机构，建立网上投诉机制。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网投诉本地官员。投诉信息按照地域分布，投诉信息不对外公开。投诉者会得到一个回复，表示信息已经被加入信息库，并可查阅处理情况。

　　上级可以看到对下级各级官员的投诉，但看不到对自己的投诉。中央可以看到对全部各级官员的投诉。

　　这样，最基层的信息就可以用极低的成本直达最高层，可以绕过当事官员和其他中间官员，避免他们扣压或歪曲信息、报复举报人。

　　该网站具有权威性，而且信息按照地域排列，因此避免了在普通网站上投诉的盲目性和低效率。

　　由于该网站的信息不对社会开放，因此，即使有不实之辞、诬陷之辞，也不会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也因此，该网站不必审核上传的内容，更不必删除上传的内容。

　　中央政法委应该联合其它部门，成立专门机构，直接处理重大的怨情和贪污腐败案件；如果案件情况属实，可在媒介上公布，以体现政府站在民众一边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争取民心，并形成舆论压力，促进解决问题。较轻的其它案件可责成当事官员的上级政法委等部门直接处理，处理情况必须按时汇报；不得把案件转移到当事官员或同级政府处理；情况属实的案件同样也可以向媒介公开。

　　由于各地怨情众多，中央应该抽调大量人员专门进行核查、处理和督办。

　　这是从源头上消除不安定因素的一个重要办法，即使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也比事件发生后才去处理造成的损失小。

　　当然，这个做法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也需要其它措施的配套，才能使它很好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例如同时推动各级地方的党内民主建设和人大建设，加强对党政官员的制约，使贪官无法制造新的麻烦，制造新的怨情。总的发展轨迹应该是：从“上级制约下级”逐渐过渡到“平级党员和人大制约党政官员”，渐进地实行民主政治。

　　民众对党和政府的建言，也可以通过这个机制直接上达有关级别的官员，或直达中央。

　　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文件和法规，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机制，直接向下传达到各级官员和最基层的民众，这样既可以省去层层开会传达的巨大成本，也可以避免地方官员隐瞒、歪曲或删节上级文件中有利于民众的部分。中央文件可长期放在网上公布，供民众随时调阅研究，并据此捍卫自己的权益。

　　中国目前难以在短期内建设有效的民主制约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合中国现状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的好坏，应该根据其在中国的实际效果，而不应该根据它们是不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情况不同，也许只有这些前所未有的机制适合中国，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有人提出：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实行普选制，但可以实行“普评制”，即组织党员或民众定期对党委或当地政府进行评议投票。如果得票低于一定比例，上级就应该撤换当地官员（马迎春：试行推广普评制机不可失，2005年）这种方法既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符合中国国情，也迫使官员注意人民群众的利益，避免人民对党不满。

　　这种方法和“任命权在上级，罢免权在老百姓”有异曲同工之妙（曹泽新：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2002年）。

　　其它可以试验的办法还有：上下级官员连坐：下级官员出问题，举荐他的上级官员也要受到相应处分；同级官员连坐：某官员出问题，同级官员因监督制约不力，也应该要受到一定的处分（黄佶：仲共各级党委应实行多书记制度、连坐制度，2007年）。

　　在新闻不能立即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可以建立新闻媒介管理的“垂直分权”制度，即一地的新闻媒介由上级管理。例如市一级的报纸归省里管；省一级的报纸归中央管。电视台等其它媒介同理。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市一级的媒介就可以监督市一级官员；省一级的媒介也可以监督省一级官员。但由于新闻媒介仍然存在上级监管部门，因此不会失控（黄佶：一项渐进的新闻改革，2009年）

　　西方的民主制度虽然很成熟，但它是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把它直接搬到中国来，会水土不服，也缺少必要的前提条件。例如西方式议会民主需要大量专业专职的政治家担任议员的角色，但是中国目前根本不存在这样庞大的政治人力资源。所以，根据中国现状，设计符合中国的制约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稳妥的战略。政府和执政党应该高度重视民间的智慧，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逐步完善和推广成功的做法。

　　党最危险的敌人不在党外，也不在国外，而是在党内。党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那些思想过于活跃或思想过于保守的党员，而是贪污腐败的党员官员。他们不但挖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墙角，还在挖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墙角，使人民对党和政府离心离德。

　　党外和国外的“一小撮”坏人本来没有力量颠覆中国，但他们的微弱力量被贪官们大大地放大了，于是对中国的党和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也有“一小撮”人反对美国的资本主义，但并不能构成威胁。不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而是因为美国没有贪污腐败，“一小撮”人的微弱力量没有放大器来加以放大。

　　200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