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竞争力为何在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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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竞争力为何在倒退？

2010-10-27 0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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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0月26日）各大媒体的一个重头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昨天发布的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由体制内的一批专家（实则为很不入流、很没良心的学者）为各级政府和屁民们拼凑出来的一剂迷魂汤，因为它的事实部分要么不真实，要么与结论部分严重相悖。

《报告》惟一闪光的部分，是它认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这一点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与实际情况亦完全相符！然而，《报告》并没有对此现象进行准确的定性。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泡沫经济，而且，这是一种“中国模式”的泡沫经济。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政府吹气球、百姓活受罪。同时，《报告》更没有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不是学经济学的，但在中国，小学生都应该知道：造成这种“中国模式”的，是由于中国有着一个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分利集团”（即“特殊利益集团”）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阻碍经济增长，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今天，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的含义更加明确：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其特征有：一是垄断性，那就是几个托拉斯集团垄断一个行业，左右市场价格。二是排他性，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掠夺和损害别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利益。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三是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公平正义、社会和谐。

由于没有分析“特殊利益集团”阻碍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所以《报告》并没有得出以下应该指明的结论：中国政府机制的食利性，以及，中国市场机制的垄断性。而这两点，恰恰是国家竞争力、国民财富的致命天敌！所谓“国家竞争力”，其实就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要素。简单的说，国民财富（W）是政府（B）与市场（M）的函数：W=f（B•M），f是政府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协调程度。政府制度（“看得见的手”）与市场制度（“看不见的手”），是构成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其中，对于国家竞争力来说，政府制度由于“看得见”，故较之“看不见”的市场制度显得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政府制度（或曰政治制度）的优劣是现代国家之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市场的日益开放，政府制度的决定性越来越强。因此，上面的那个公式完全可以简化，即，国民财富（W）就是政府（B）的函数：W=f（B），f是政府制度的优劣程度。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和范围经济》一书中所指出的，制度设计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它不仅给企业提供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还在国际竞争中提供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动力源泉。

遗憾的是，《报告》只说了“科技、人才、教育、文化等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而丝毫没有涉及政府制度的问题。尽管《报告》指出了“中国的劣势”是“创新不足”，但其所说的“创新”仍然是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而非政治、制度方面的。没有制度创新，国家的整体实力就只能原地徘徊甚至倒退。最杰出的经济学奖亚当•斯密和约瑟夫•熊彼特早已阐释过创新对于国民财富以及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近几年，高层也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从“要素驱动”转型“创新驱动”。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日益壮大，故中国很难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资源日益集中，社会成本日趋增加，社会效率日趋低下。然而，《报告》却罔顾事实，悍然得出了“20年来，中国竞争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从1990年的73位到2008年达到了17位”的结论，这好比是“中国民主具有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说法，人为地制造双重标准和“不可比”性。《报告》的主编倪鹏飞博士还在发布会上表示，“把中国和G20经济体进行比较，从主体素质来看，现在中国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主体素质包括三方面，企业素质、公共部门素质、家庭素质，中国分别排在第二位、第二位、和第八位”，这个说法鬼都不相信！事实是：中国的政府、企业以及公民要搞什么“素质”排序的话，只能居于世界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