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历史人物岂能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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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历史人物岂能信口开河?

作者:朱正  发布时间:2009-11-01
摘要:在2009年9月号的《读书文摘》上看到一篇《清华园里的人和事》,是从钱文忠著《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一书中摘录的。文章写的是季羡林眼中清华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和中国教授。如果写的只是对这些教授的看法,某人好,某人不好,某人行,某人不行,写的只是个人的印象,可以是纯主观的,无所谓对不对,也不用他人来讨论。如果谈的是某教授的事迹,就有一个是否与事实相符的问题,却是有客观的评论标准,他人也可以来讨论了。

    读史偶得

    ●朱正历史学者

    在2009年9月号的《读书文摘》上看到一篇《清华园里的人和事》,是从钱文忠著《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一书中摘录的。文章写的是季羡林眼中清华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和中国教授。如果写的只是对这些教授的看法,某人好,某人不好,某人行,某人不行,写的只是个人的印象,可以是纯主观的,无所谓对不对,也不用他人来讨论。如果谈的是某教授的事迹,就有一个是否与事实相符的问题,却是有客观的评论标准,他人也可以来讨论了。

    这篇文章所说的许多人和事,我原来都一无所知,只能文章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不发生问题。如果遇上了我略知一二的人和事呢?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来了。像文章里的这一段:

    系里还有两位德国教授也是各有特色,妙不可言。……另外一位是艾克,他取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叫艾锷风,这个人有学问,是德国的博士。他教你德语,但是讲英语。那么季羡林先生他们听着不对,就问他,你能不能用德语教。这位艾克教授就叽哩咕噜用飞快的速度念了一大串德文,然后就问季羡林先生,这个话什么意思?你们听懂了吗?把季先生他们给吓的,回答NO!照道理你请教授用德文讲,你应该用德文回答我不懂,应该是N ein,吓得季先生他们连N ein都不敢说,只能用英文回答他说No,于是这个教授接着用英文教德文。

    对于这一位艾克教授,这篇文章就记下了他这一点古怪的轶事。在《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里,我查到了他的简历:

    Ecke Gustav(1896-)艾克

    埃克·古斯塔夫,德国汉学家。1923年来华,任厦门大学教授。1928-193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34-1947年任辅仁大学教授。1947-1949年复任厦门大学教授。1959年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东方美术学教授。

    1926年秋鲁迅在厦门大学和艾克同事,对他的印象是好的。11月22日鲁迅写给陶元庆的信中说: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Ecke,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图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28页)。

    《故乡》是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彷徨》是鲁迅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这两本书都是陶元庆作的封面,所以鲁迅才把艾克的评语转告他吧。当然这也是对艾克意见的重视。

    12月24日鲁迅的日记记载:这天他收到三弟建人寄来的两本英文译本《阿Q正传》,就送了一本给艾克。

    由此可见,对于艾克这人,作为同事的鲁迅和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印象和评价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方面,看法不同是很自然的,两人各有各的道理,不好说谁的看法不对。

    钱文忠这篇文章接着的一段是这样的:

    对这些洋教授,季先生不佩服。他曾经在《清华园日记》的引言里面把这些教授作了一些总结。季先生的总结也很滑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文;第二,他们都是男不娶,女不嫁;第三,除了翟孟生那一部书外,都没有任何著作,这在欧美大学中是无法想像的。”

    因为这一段话涉及了一些“事实”,就可讨论一下“事实是不是这样的”了。

    他们是不是“都是男不娶女不嫁”?本来结婚并不是当一名教授的必要条件。就说这篇文章提到的金岳霖教授,终身未娶,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顶级的逻辑学家”。可见“不娶”也不只是洋教授的怪癖。至于说洋教授“都是”(全称肯定)不娶不嫁的,恐怕也未必与事实相符。就说这个艾克,据前引《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就说“其妻是中国女画家”。不过《辞典》没有写明他结婚时间,莫非他是1933年以后,即离开清华大学以后才结婚的?以致清华的学生不可能知道将会有一位华裔的师母吧。

    是不是除了翟孟生先生的那一部书外,他们“都没有任何著作”(又是全称否定)?别人的情况我没有去查,还是说这位艾克。鲁迅1927年1月14日日记:“夜艾锷风来并赠其自著之《Ch.Meryon》一本。”这本书是他到清华大学以前出版的。这以后也还有著作出版,前引那本《辞典》说:

    艾氏研究中国美术,著有《泉州(刺桐港)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塑研究》(1935)、《陶德曼所藏早期中国青铜器》(1939)、《花梨家具图考》(两卷,1944)。

    可见季羡林在给他们作“没有任何著作”的“总结”之前,并没有去作过调查。

    钱文忠这篇文章还写了几位中国教授。那些只谈印象和观感的,就不去说它了。这里只讲一人一事。文章写到了吴宓,写到了“吴宓苦爱毛彦文”的事。对于毛彦文女士的最后归宿,文章说,“她后来嫁给了当时的国务总理”。这就与事实颇有一点出入了。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据《民国职官年表》,是1913年7月31日至1914年2月12日的6个多月里,毛彦文1901年出生,这时才13岁,还没有达到可以结婚的年龄。而熊希龄和她结婚,据周秋光著《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是1935年的事。这时熊已经交卸国务总理2 1年了。再说1935年那时的官制,国务总理已经改为行政院院长了。毛彦文怎么可能“嫁给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呢?

    季羡林这一位红极一时的文化名人,讲他事迹的书,会有人要看的。只是希望作者在写的时候最好能够认真一点,给读者提供一些正确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