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收入分配改革中的权力之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4 01:44:33
收入分配改革中的权力之争
刘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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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底能不能出台现在很难说，即使出台我认为它也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一位多次参与讨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有些悲观。这大概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是难产，其关键在于权力和制度之争。因为决策者都是官员，官员自然企图把分配权牢牢操纵在自己手里，给自己加工资手到擒拿，给职工加工资全凭官员一句话，操纵职工的命运，这样既可以维护官员的绝对权威，也可以受贿敛财，岂不乐乎！比如教育实行的绩效工资，有人说是讥笑工资，而实际上是权力工资，说是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事实是为了工资头头说了算，说是评议，评来评去，实际是争来争去，影响和谐，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最后还得头头点头，教师被忽悠，结果是头头笑呵呵，教师愁眉苦脸，校长说工资加了，教师说没有加甚至降了，加的是被扣除的那部分还原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2004年已经启动，2007年－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的草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制订。今年3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目前仍在修改过程中。方案的制订一直在秘密进行，然而，从各方面透露出来的有限信息看，改革的推动步履维艰。其核心就是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谁说了算。官员自然不会放权的。
其实，30年前的工资制度还是不错的，职工基本上是满意的，如今似乎不废除就不叫改革。能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工资制度，要废除的刚好是“领导说了算”，职工工资自己不能做主，而由头头操纵，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或者不符合行业特点，生搬硬套，闭门造车，不能让群众满意，反而怨气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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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蛋糕”容易，分“蛋糕”难？
回看30年前改革的起点：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起步于存有诸多缺陷的双轨体制，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赶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制造不公与差距。
这种随着财富而来的负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了政策设计者邓小平的担忧。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专门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还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这样的忧虑与日俱增。
1993年9月，他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始终是发展的主导思想。
“收入分配问题太复杂了，国家一般处理太复杂问题的办法是先搁置。”有学者这样解释说。
更有力的解释是：发展是硬道理。
日前，国家发改委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便达到0.49——这与当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设计相差甚远。
“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管是收入分配本身还是由于它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都是重大政治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采访时表示，分配问题不早日解决，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的概率将越来越高。
中央政府必须未雨绸缪。
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有过类似表述：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分“蛋糕”比做“蛋糕”难。
现有方案的三个局限
智囊指出，这个方案存在很大局限：首先，局限于政府“收入分配调节”，未全面体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其次，方案内容主要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资性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局限于针对现实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侧重于通过财政、税收手段调节再分配关系。再者，方案重点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只在提高工资性收入方面有间接体现。对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基本未涉及。
在他看来，这与温家宝总理今年提出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思路相距甚远。
“现在的这个方案只是局限在居民之间，不触及政府、企业的利益，居民的收入怎么提高呢？”他认为，改变收入分配格局，靠现在这个方案太单薄了，这么小的方案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大的社会主题。“说白了就是小马拉大车，是拉不动的。”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如果不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大量产生的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高管“限薪令”有实效吗
2009年9月16日人保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这份文件规定，央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上述官方智囊表示，通过调研发现，高管限薪，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从政策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工资、收入以及各种消费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规避。”
而且，第一，没说清应拿多少，第二，没说清拿了不该拿的咋办？第三，如何统计出拿了不该拿的？这三个根本问题普遍存在于国企高管、机关事业单位中。
该知情者分析：这涉及到一个深层次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统计信息，至少是不完全真实。越是涉及到财政方面的或是财政拨款有关的，或者是有权力的、能够享受到好处的，越是信息不完整，不透明，不规范。
相关调研组下去这些单位调研的时候很难摸清底细。他们发现，每个人的收入都很复杂。
“现在有人说地方公务员收入低，我不赞同，只看工资表，他的收入是不高，但若将灰色收入算在内那就绝对不低。”一位调研人员说。
“很早我就提了要建立一个透明的收入调查制度。如果这个调查制度不出来、工资制度不规范，判断就有问题、决策上肯定也会出问题。”该官方智囊很担忧。
改革部门就是阻力
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
“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我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推动改革的方式。”上述官方智囊甚至这样认为——实际上，参与改革的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收入分配改革是在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智囊对“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非常反对。他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
“这些部门协调起来非常困难。”他指出，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政策制订中，最常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每个部门往往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
以此逻辑：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框架设计上，要从部门职能中超脱出来，从全局的视角考虑，才不会出现制度和政策相互掣肘。
“中央要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有勇气打破垄断，这是最关键的。”
汪玉凯也在呼吁，中央决策层应当要下决心，敢于触动利益集团，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整体格局。“但实际上是部门利益在主导我们的整个政府治理过程。”
“现在看来，方案最后结果可能是：各部门相对满意，但老百姓可能不会满意。”知情者猜测。
“要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但是，低收入的人，他们的意见有没有被听到？他说的话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影响到决策？”
这些都是问题。
“几个部门相对满意，社会不满意，这叫什么公共政策？是要平衡部门间的利益还是要平衡社会利益，这是最根本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有个程序公正的政策制定过程？工资方案是不是应该广泛征求各个不同阶层的意见？是不是保证老百姓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知情权？他最后提醒：很多人利用改革谋取个人、部门的利益，收入分配改革就有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