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谈收入分配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6/06 12:29:36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谈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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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各位朋友好！今天很高兴又到强国论坛跟大家交流，欢迎大家提问。 [10:10]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怎样的收入分配改革才不是“画饼充饥”，才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0:12]

[陈志武]:第一、改变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收入分配，现在是政府的税收和资产性收入太多，使得民间的收入比重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最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改变必须得通过减税，通过国有资产的民有化。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说了很多年，但是进展很小。主要原因是城乡户口差所带来的农村人口就业歧视，教育歧视，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最终会约束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空间，也就会使得民间收入占GDP比重不太会上升。为改变这种局面，除了终结城乡户口制度之外，还必须容许农村的民间金融有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些是容易做到的，不会是“画饼充饥”。 [10:12]

[人心不足]:有那么多钱投资“两房”债券，分出一点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何不可行？陈教授，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解一下吧。 [10:15]

[陈志武]:首先，“两房”债券不用太担心。最近，美国“两房”公司股票退市交易，并不意味“两房”破产，只是其股票交易平台发生变化，即使是它的股票出现问题，也并不意味中国将近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会出现问题。当然不确定性增加，但是，由于“两房”债券得到美国政府隐形的支持，也由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特别，所以，中国持有的“两房”债券最终不会出现问题。外汇储备跟社会保障资金有差别，因为外汇储备不能拿到国内来花，所以，这些外汇储备总会是以外汇的形式存在，它对社保体系的建立可以有帮助，但是最终只能以投资回报从境外买实物资产的形式来体现。 [10:15]

[1线天]:请问嘉宾：造成当今贫富差距的因素，您认为社会、个人能力谁主谁次？ [10:16]

[陈志武]:造成贫富差距的因素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能力的差别。首先，在个人能力方面，姚明篮球可以打的很好，因为他身材很高，爆发力也强，而我陈志武个子和体力都没办法比，所以，姚明一年可以赚几千万美元，而我却不能。个人天赋的确对于收入差距的形成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制度层面的因素，也就是社会因素，也起非常主要的作用。比如说，农村人和城市人差别就很大，这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创业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福利不平等，这些因素都是制度因素，都对收入差距的形成构成很大的贡献。再次，我们都说中国是关系社会，而过去这些年，国有制经济以及行政权力的过度管制，使得本来就是关系社会的中国更加靠关系，因为现在权力主导了大多数资源的配置，尤其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创业致富机会的配置。所以，中国社会今天的收入差距更多是由制度性安排所带来的差距。权力经济，强化了关系经济的氛围，而一个社会，一个经济越是靠权力，靠关系，有关系、有权力的人自然机会就更多，收入会更高，没有权力、没有关系的人，收入机会自然就更少。 [10:16]

[猫地湾]:请问嘉宾：你认为我们收入分配最大的弊端在哪里？ [10:20]

[陈志武]:首先，造成社会不公正感太强，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第二，任何社会如果不能给不同的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足够多的希望，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会受非常多的制约，没有财富的增长，没有创新精神的发挥，社会进步就会出现停顿。 [10:21]

[以腐尸为食的左鬼]:请问嘉宾对国富民穷现象怎么看? [10:32]

[陈志武]:第一，根据中国从秦朝开始的历史经验，从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的历史经验，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经验看，任何国家政府太富有，民间太穷，最后必然导致权力失控。以前我也写过文章，重点谈到穷政府+国债市场为什么能催生民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的著作《金融的逻辑》，在这本书中很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一轮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经济刺激举措，强化了国进民退的趋势，这不是好事，这非常不利于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因为这带来了太多的权力失控扩张的危险。
第二，国富民穷的结果，使得民间社会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方方面面的发财致富、创业权利受到压抑，这对中国的长久繁荣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在目前权力监督机制不到位的前提下，国富民穷的结果本质上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使得权力所能带来的个人财富机会越来越多。由此，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公正、不公平感觉，最终民怨会越来越多，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10:32]

[鲁西老叟]:请教嘉宾:现在提收入分配改革,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您认为这一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0:39]

[陈志武]:第一，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当然很现实、很具体，因为从1983年到2005年，劳动收入占GDP比，从原来的56%下降到36%，降低20个百分点，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这种趋势不能够再持续。如果再持续，许多老百姓应该去怀疑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改变民生，还是为了某些利益群体的个人利益。
第二，如何改变目前的国富民穷、劳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的局面？首先，政府应该减税，各级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对行政部门税收的不断扩张进行监督。同时，要强化落实阳光财政、民主财政。此外，必须从基本的层面给农民工，给员工恢复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包括组织自己的工会，包括进行罢工的权利，也必须给中国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只要是中国公民，不管是哪里出生，只要能力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大家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得到工作的权利，应该都平等。如果工人能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和集会的权利，这对劳动收入的提升会有根本性的帮助。 [10:39]

[持权抢劫]:嘉宾你好，我觉得分配改革应该旨在建立多方平等博弈的平台，由一方主导的改革很可能是改恶，而不是改良。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0:41]

[陈志武]:我非常赞同。过去这些年，为了帮助中国社会从原来处于温饱的边缘过渡到小康社会，实际上有两方面的隐形或显形制度安排，第一、员工，特别是农民工的谈判溢价权利受到制约，包括他们的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受到制约，其结果，当然是压抑了农民工和其他工人的收入，由此，当然带来基于低人权、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优势”。这种“中国优势”以前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过去太穷，但是，今天经过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再靠这种低人权所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必须把劳动者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跟资方尽可能平等的博弈，以找到新的均衡点。也就是说，我的主张不是通过立法获得行政权力去抬高工人的待遇，而是靠给工人自己更多的权利，去跟企业的其他方进行博弈，这样才是坚守了市场的原则。
第二、必须从根本上增加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谈判底气。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农村进行实质性土地改革，建立更加广泛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容许基于土地使用权的金融借贷抵押和商业交易抵押，由此，在农村更广泛地进行土地的资本化改革，以给有创业能力，想创业的中青年农民更好的创业机会和创业空间，以这种方式给农村和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创业、就业的选择空间。也就是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放开民间金融，特别是农村的民间金融，来提高农民工和其他工人的谈判地位。只有这样子，才会改变农民工和其他工人在跟资方进行薪酬谈判时，来有更高的底气，使他们的收入最终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更快的增长。 [10:42]

[大地189]:请问嘉宾：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感到，好的行业都被国家和权贵资本垄断，经营越来越难，如何解决？ [10:50]

[陈志武]: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终结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我以前也专门写过文章，谈到国有经济跟民主法制很难兼容，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参与，就必然意味民营企业是二等公民。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地方政府，而政府又掌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有这样的股东做后盾，国有企业的竞争地位显然是最高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任何好的行业，最终都会被国有企业占领，或挤压，行政垄断的结果，会使得民营经济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窄，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不会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国有经济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 [10:50]

[路雨添花]:陈嘉宾,为什么油价6元一升,而粮价1元一斤?农民是消费的最大群体! [11:02]

[陈志武]:关于粮价的问题，过去错误的理解太多。以前和现在一方面很多人说农民的收入太低，要帮助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一旦粮价上涨，菜价上涨，肉价上涨，又使出全部的行政权力，通过行政手段把粮价、菜价、肉价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稍微仔细想一想，这两种愿望和做法不是自相矛盾吗？在计划经济期间，所谓的剪刀差，本质上是让农民的利益被低廉的转移到城市，转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的上，实际效果上，使农民做出了很多牺牲。到现在，改革开放了30年，我们还是没有走出让农民多牺牲的政策和观念。的确，油价这些年涨了很多，工业制造品的价格也相对涨了很多，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原则，农产品的价格，包括粮食的价格，也应该要涨很多，但是由于行政的干预没有发生。所以，我希望今后在具体政策方面，大家不要再呼吁政府经常使用行政手段压抑农产品价格，因为那样做的实质后果是迫使农民的收入无法增长，让本来收入低的农民比城市人做出更多的牺牲。
以前大家总喜欢谈论粮食安全，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就必须为临时安全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什么农民在选择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要受制于国家粮食安全的约束？而城市人并没有为了国家石油安全、能源安全，或者其它的经济安全，就被迫限制自己的就业、创业空间呢？这其中显然存在不平等的逻辑。 [11:03]

[铁心室]:请问嘉宾：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已经进入党和政府的报告，是否有一个相对具体的清晰地路径？ [11:03]

[陈志武]: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是我过去从2003年、2004年就开始谈的话题。其实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是一种必要前提。以前我写过很多文章，集中推出的一个主要政策建议，就是对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也就是通过把所有央企的股权和资产注入一个全国性国民权益基金，在31个省市分别建立基于本省、本市国有资产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把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均分到13亿中国公民手里，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六四或七三的比重给本省市公民多分股份，给外省市国民少分股份的原则，还进行基金股权分配。通过这种民有化改革，一夜之间就在中国创造13亿的有产者，让中国公民能够真正开始享受财产性收入。这种改革，跟原来我们一直提倡的全民所有制原则完全一致，只是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安排中的所有者并没有明确到具体的公民身上，而我所提出的民有化改革，从本质上是把原来要建立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后一步完成，也就是把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具体落实到公民的身上。 [11:04]

[陈志武]:谢谢大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谈这么多。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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