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倒计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0 19:33:16

鲁中晨报全媒体记者 冯冬宁

    尽管年过半百的汪庆华并不能说出基尼系数的确切含义,但经历了阶层分化的她知道,财富铸就的“楚河汉界”中,她在这端儿,而体面的生活将永远在那端儿。

    在普通民众的工资清单遭遇“高房价、高物价”等利刃肢解的同时,财富的迅速聚集也造就了中国富豪阶层的强势崛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基尼系数的放大正使得中国贫富差距鸿沟日渐加深。

    于是,随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担忧日渐堆积,新一年的展望中,越来越多的“汪庆华们”开始期许:那个经历了6次易稿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在快速迎来倒计时的同时,也能让横亘在他们心头的贫富疑虑,渐渐消去……

□ 那些改变与被改变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汪庆华的口头禅。如果是13年前,这样的语句顶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13年后的今日,每当汪庆华念叨这句话,传达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别样的苦涩。

    而这种前后的对比也给了她很多“想当年……”的理由,当然包括2010年12月22日的这个午后。

    汪是离休干部的子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曾为高干子弟。这样的身份在最为荣耀的70年代末期,曾经让下乡插队的她和丈夫张军第一批进城,并双双被安排至当时淄博颇具盛名的一家机械厂。“那时,流行的是进厂比进机关好。”汪不住地强调。“好”的理由有很多,除了名声外,每个月夫妻双方共有600元以上的工资进账。尽管这样工资在目前看到并不多,但在“万元户都共有600元以上的工资进账。尽管这样工资在目前看到并不多,但在“万元户都是荣耀”的那个时代,这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收入只是一个侧面。汪说,由于丈夫张军从事采购工作,在那个物资并不充裕的年代,上述工作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炫耀资本,如冬天来自云南西瓜、如汪庆华至今仍压在箱底的那一身毛料中山装等。

    不过,这些终将成为记忆,特别是1995、1996年,父母相继离世,1997年机械厂的破产,汪内退、张下岗之后。

    这期间,汪庆华他们尝试着诸多改变:如丈夫张军下岗再就业到一家私营企业做车间主任,但一切似乎都是徒劳。“工资要命。”汪抱怨道。

    汪说,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尽管就数字本身而言,他们夫妻双方的工资从刚过600元涨至3300元,但这样的上涨并未得到汪本人的认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今年9月儿子结婚买房,“一个70多平米的小房子,就将近40万。我们攒了半辈子的钱只够付首付。”汪愤然表示。

    房子消耗了积蓄,物价也在折腾着工资。“眼下,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成本哪一项不是在翻番?3000多元的工资怎么经得起折腾?”汪不停地反问。

    捉襟见肘的生活也改变了汪本人的业余生活习惯:13年前,尚“厂花”的她是“看书、弹琴、跳舞”。而13年后,尽管人还是那个人,但上述3件事却被“挤公交、忙抢购、做家务”取而代之。

□ 财富鸿沟:渐渐拉大

自家工资像眉毛一样生长,别人的财富像火头般窜高。

 

    当曾经的“歌舞升平”变成如今的“气喘吁吁”,不断分化的阶层中,最让汪无法忍受的是“自家工资像眉毛一样生长,别人的财富像火头般窜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铭刻在汪庆华56年的人生记忆中。

    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08年年末的一次场合。汪庆华清楚地记得,聚会是原来机械厂那名和她最为要好的于姓工友发起的。电话中,于信誓旦旦地说,此次聚会的主要目的是请汪吃饭、叙情。盛情难却下,汪特意穿上那件黑底紫花的旗袍欣然前往。然而,到了酒店才知道,她并非受邀的唯一,还有那名之前在机械厂中打扫食堂卫生的曹凤兰。如果在13年前,汪说,曹在她们眼中,足以忽略不计。但13年后,尽管坐在她面前的曹依旧全身洋溢着一种饭菜味,但其夫为房地产老板的强势崛起足以让她在享受“夫贵妻荣”的同时,也瞬间颠覆了汪曹二人的地位。

    结果,那一晚的聚会,原以为是主角的汪庆华只是一个陪衬,毕竟,聚会的发起人——于姓工友的最终目的是从曹的丈夫那里低价购得一处房产。

    也自那时起,汪庆华说,尽管自己曾披着“高干子弟、厂花”外衣,但如今的现实中,哪怕小至工友孩子的婚礼,汪也无力再去。

    时间的流逝改变了昔日的容颜,也改变了曾经的荣光。于是,当对现实的无力渐渐取代最初的愤怒,丈夫张军眼中的汪庆华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尽管张并不明白这种苍老背后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张军、汪庆华夫妇并非这个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根据去年淄博官方公布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2560 .3元”数据,他们的收入已属中等水平。“目前,比我们困难的有很多。”更多时候,张军习惯了这样的安慰。

    现实确实如此: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渐渐拉大的财富鸿沟也使得“判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日趋危险。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表示,这一数据还在呈上升之势头。

□ 小心翼翼与飞扬跋扈的两极

    财富铸就的“楚河汉界”中,她在这端儿,而体面的生活将永远在那端儿。

    虽然高中文化的汪庆华并不能完全理解基尼系数的真实涵义,但经历了阶层分化的她知道,一旦贫富鸿沟无法平衡,财富铸就的“楚河汉界”中,她在这端儿,而体面的生活将永远在那端儿。

    在汪庆华渴望“体面生活”再次回归的同时,贫富鸿沟不断拉大的现实也不得不让曹凤兰他们小心翼翼地作出“低调”样子,尽管这并非她的初衷。

    “没有办法,如今仇富的心理这么严重。”曹凤兰悄悄地说,就在刚刚过去的上个月,她家安装了24小时保安系统。

    “他们宁愿开奥迪A 8,也不愿买奔驰宝马。”上述话语也在生活中得到印证,今年6月,曹凤兰那身为地产老总的丈夫也悄悄更换了自己的“坐骑”。

    实际上,“小心翼翼地生活”并非曹家一个。去年5月,在本报推出淄博富豪调查稿件之后,淄博一知名富豪不得不花钱雇保镖护送自己的孙子上下学。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富豪们的生活上空。上述压力的迫使下,之前接受本报采访的淄博一车行老板王华元也不得不收起“大大咧咧”的天性,“别以为,我们不欢迎收入分配改革,其实,我们更需要。”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清这样的现实。“比如我们单位。”一国企的李姓工作人员称,在她所处的单位,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照样可以“飞扬跋扈”。

    不过,李所言的“飞扬跋扈为谁雄”仅为精神层面。而国家级“老牌”贫困县——河南省虞城县却上演了“供电公司建别墅小区,供本公司干部职工内购,卖给领导干部的豪华别墅为400多元/平米”的“物质飞扬剧”。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3年,国家就明确要求,停止所有别墅项目供地。 “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但国企们并没有做到实质上的还富于民。”今年9月,郎咸平来淄时公开表示,“长期以来,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全民共享,他们浪费了国有能源,却在做了别的事情。这是国企之耻。”

    尽管郎关于“国企之耻”的言论犹在,但根据报道,在一次国内高层的内部会议上,当有人建议国企应该进一步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时,一位国资委的领导拍桌子反对,会议气氛一时相当凝重,讨论也随即陷入僵局。

    同样,本报梳理发现,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政府对中央企业采取只上缴税收、不缴红利的优惠政策,时间长达14年。2007年9月,“为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但目前,红利上缴制度仅覆盖率部分国企。□ 谁还搅动了民众的“蛋糕”?

    问题是,政府从GDP这块大蛋糕中切走多少合适?

    除了坐在舆论浪尖的地产暴利以及国企红利争论外,谁还在搅动了民众的“蛋糕”?本报梳理发现,目前在国内盛行的学说有政府挤占说、劳动所得偏低说、垄断企业暴利说等。

    日前,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一组数据中显现: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GDP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同比增长10.2%。而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前公布的数据,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20%。对此,业内普遍认为,这在一定程度是牺牲了百姓的收入,而成全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讲,政府是在与民争利。

    在此背景下,国内,一场关于:“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国富之后如何民强”的大讨论随之而来。这期间,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发现,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据陈志武的推算,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属于政府。

    政府本身并不创造利润,支持其运转的费用大部分只能靠税收。问题是,政府从GDP这块大蛋糕中切走多少合适?

    同样,作为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这期间,国研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尽管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学者不约而同地都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扩大和重启内需的重要途径,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更多的国资收入转化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成为了共同的呼声。

    同样,作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研究员王小广也看到了“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初次分配的结构难以调整”的现实,“只要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跟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就没法调整。”王称。(下转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