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钱学森之问”(2010-07-11 12:51:49) 想起了“钱学森之问”
——读《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解玺璋
上个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学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颇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近几十年，世事纷扰，云山阻隔，虽然心向往之，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看着已经有些模糊了。岳南君近年来于此则颇为用力，他从历史陈迹中披沙拣金，提要钩玄，所获甚多，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问世，近日又推出《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使我辈读者因此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学术精英的音容笑貌和学养德行。
不久前，曾有所谓“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读着岳南笔下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总是想起钱学森的这一问。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这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想起了“钱学森之问” ——读《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解玺璋 上个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学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颇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近几十年，世事纷扰，云山阻隔，虽然心向往之，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看着已经有些模糊了。岳南君近年来于此则颇为用力，他从历史陈迹中披沙拣金，提要钩玄，所获甚多，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问世，近日又推出《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使我辈读者因此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学术精英的音容笑貌和学养德行。 不久前，曾有所谓“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读着岳南笔下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总是想起钱学森的这一问。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这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尽管岳南写作此书并没有要给“钱学森之问”一个答案的意思，但他的讲述还是给读者带来很多联想和启发，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推动这些山峰崛起的内在力量；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描述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顾名思义，这本书写的是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他们都发生在从蔡元培到胡适这两任院长之间大约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而胡适亦死于院长任上，时间为1962年。如果说，那是中华民族漫漫长夜的话，但那夜空上却缀满了灿烂星辰。 作者要写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能不从他们的前辈学人写起。这倒并非因为蔡元培和胡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只有从前辈学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找到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的精神血脉，才能了解山峰所以为山峰，星辰所以为星辰的原因。所以，他不仅要从蔡元培写到胡适之，而且，一定要写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尽管岳南写作此书并没有要给“钱学森之问”一个答案的意思，但他的讲述还是给读者带来很多联想和启发，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推动这些山峰崛起的内在力量；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描述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顾名思义，这本书写的是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他们都发生在从蔡元培到胡适这两任院长之间大约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而胡适亦死于院长任上，时间为1962年。如果说，那是中华民族漫漫长夜的话，但那夜空上却缀满了灿烂星辰。
想起了“钱学森之问” ——读《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解玺璋 上个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学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颇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近几十年，世事纷扰，云山阻隔，虽然心向往之，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看着已经有些模糊了。岳南君近年来于此则颇为用力，他从历史陈迹中披沙拣金，提要钩玄，所获甚多，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问世，近日又推出《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使我辈读者因此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学术精英的音容笑貌和学养德行。 不久前，曾有所谓“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读着岳南笔下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总是想起钱学森的这一问。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这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尽管岳南写作此书并没有要给“钱学森之问”一个答案的意思，但他的讲述还是给读者带来很多联想和启发，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推动这些山峰崛起的内在力量；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描述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顾名思义，这本书写的是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他们都发生在从蔡元培到胡适这两任院长之间大约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而胡适亦死于院长任上，时间为1962年。如果说，那是中华民族漫漫长夜的话，但那夜空上却缀满了灿烂星辰。 作者要写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能不从他们的前辈学人写起。这倒并非因为蔡元培和胡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只有从前辈学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找到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的精神血脉，才能了解山峰所以为山峰，星辰所以为星辰的原因。所以，他不仅要从蔡元培写到胡适之，而且，一定要写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作者要写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能不从他们的前辈学人写起。这倒并非因为蔡元培和胡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只有从前辈学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找到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的精神血脉，才能了解山峰所以为山峰，星辰所以为星辰的原因。所以，他不仅要从蔡元培写到胡适之，而且，一定要写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定要写李济、陶孟和、叶企孙、傅斯年。后面这一组人物固然都属于中研院，但在近现代学人学统的传承链条中，却是不可缺少的、承前启后的一环。
在这里，作者更多地写了梁思永、吴金鼎、夏鼐、董作宾这些年轻的中坚力量，写了他们的成长、成熟和凋零。我猜想，作者是有史语所情结的吧，而且，尤其偏爱考古组，与其说是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如说是史语所或考古组那些人和事，其他十三个研究所的人和事均告阙如。不过这并不要紧，俗话说，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整个太阳和大海呢。我这里也只能以一个人，即梁思永为例，发一点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小小感慨。
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却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 他更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问道：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先不必探求更远的、我们力所不及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体制，仅以我们自身而言，应当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又绝非独立的个人，而始终生活在体制之中。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比长子梁思成小4岁。1915年他与梁思成一同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夏天，从清华学校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梁思永选择此一专业作为终生的学术方向，首先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梁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不过，梁启超并不是个“自私”的父亲，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梁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一有机会，就积极地为儿子努力争取。梁思永学成归来，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就得益于梁启超向李济的推荐。
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却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 他更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问道：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先不必探求更远的、我们力所不及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体制，仅以我们自身而言，应当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又绝非独立的个人，而始终生活在体制之中。
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梁思永之所以为梁思永，他之所以作为一位学术巨人、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而不是郭沫若题在先生墓碑上的那一行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而被人尊敬，是和梁启超的家教分不开的。而梁启超的家教绝不同于当今早已泛滥成灾的，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教，他没有这么功利和短视，而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求道树人的更加高远和宏阔的追求。所以，他绝不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学业上的成功，他说：“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 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却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 他更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问道：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先不必探求更远的、我们力所不及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体制，仅以我们自身而言，应当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又绝非独立的个人，而始终生活在体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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