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间谍在中国：共产国际及其它 三

四， 成功：祸水南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是在清末，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 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 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 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130页）

    对此，苏联人并不把此事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这一请求当时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卖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A：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

    《20 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该书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张作霖还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

    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B， 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关于此事，《20 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写道：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高涨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苏联特务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
     
    第一， 二战结束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

    第二， 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形势改变，这些人也仍然坚持他们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一些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第三， 《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中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遇刺是在他去马尼拉的归途中。假设田中是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是不可能写错的。

    按理说，《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报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立即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一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浪潮淹没。

    就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满洲西部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事情似乎可以得到平息。

    “但是太晚了，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胆大妄为的关东军军官，自作主张，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 美]费正清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第13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中国的和平建设被打断，苏联则得以祸水南引，置身事外。

    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确认双方“和平友好”“互不侵犯”，并在对方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同时，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也承认伪“蒙古人民共和国”，而这两块土地，根本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此后，苏联和日本，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五， 有待解开的秘密

    我们的“爱国”学者，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

    对于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却用过硬的材料做了相反的证明，证明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特务机关。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

    “1927年5月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

     （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至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

    “ ‘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 （231—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

    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都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 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 22页）

    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

    “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际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了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

    “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

    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苏联人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就是不一样，苏联人总是能站在道德的高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所以，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闪闪的红星，最终还是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