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中国》

    沈志华
 

   著者独白
  THEORY WEEKLY 2009
  20世纪后半期苏联派往外国的顾问和专家问题，是苏联对欧亚许多国家战后发展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专门考察了1948-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
  我为什么关注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同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恩恩怨怨，以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比，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也许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其原因大致有两点：第一，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应该加强对于出现在社会基层的那些现象、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重点大多集中在社会的上层，集中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举动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而忽略了对于民间交流和交往的研究。应该说，一般民众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感应和反馈，也是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对于理解和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特征，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不仅人数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涉及面也最广。
  有关在华苏联专家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相对而言，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作用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谈到过苏联专家的问题——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罕见。在笔者看来，作为历史研究，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历史现象，至少应该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估量苏联向国外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其影响。第二，如何评判苏联顾问和专家撤退的目的及其结果。第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和特征。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对比、考证和分析，从而把这个历史现象的基本情况和脉络搞清楚，说明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措施，苏联顾问、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状况，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在这里，我更想从书中跳出来，来谈谈对上面三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第一，如何估量苏联向中国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其影响。无论领导人如何考虑，作为苏联专家本身，来到中国都是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友谊，他们也是这样被要求和教育的。但是，政治家的考虑就不一样了。
  从书中我提供的材料来看，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华的经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战后初期，苏联的经济困难较多，不可能全力援助中国，这是客观现实。但斯大林利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急需苏联武器援助的机会，推销苏联已经淘汰和废弃的武器装备，也是事实。例如，苏联国防部和总顾问团一再建议中国以2亿美元购买已退役的120架图-4重型轰炸机。当时，一则中国资金短缺，二则这种飞机无法适应战场需要，彭德怀坚持拒绝，后为照顾中苏关系，作为训练器材买了10架。还有一些军事装备，是缴获的德军和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其中有的到战场上根本无法使用。如1950-1951年从苏联运往中国的飞机，有1/4不能起飞，而需要进行修理。此外，斯大林甚至把为修复中国长春铁路而使用的铁路设备及专家们的劳动报酬，都算在了1950年2月14日提供的贷款的账上。苏联在关于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中斤斤计较，也是对经济问题考虑较多的缘故。不过，即使如此，受益最大的还是中国：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这也是中共所要求的中苏同盟给新中国带来的最现实的好处。
  赫鲁晓夫扩大和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以此取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从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地位。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合作的基本取向就是：苏联在经济和技术上援助中国，而中国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苏联。
  第二，如何评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目的及其结果。实际上，除国防工业领域以外，苏联专家离开中国的过程早在1956年底就开始了。如果说苏联顾问和专家撤离东欧各国反映了莫斯科与其盟国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但其反映的问题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是中国主动请求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工作的，又是中国首先提出要求苏联顾问离开中国和减少苏联专家来华人数的意向的。所以，在专家问题上，总体说来，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中国手里。无论是把顾问换为专家，还是将苏联顾问撤回，无论是总体上减少专家数量，还是增加尖端技术的专家人数，苏联方面在1958年夏天以前，基本上都是能够满足中国的要求的。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和金门危机爆发以后，中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断加剧，苏联开始有意减少或减缓向中国派遣专家（主要是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这是常理之中的事情，也是容易解释的。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问题在于，赫鲁晓夫由于感情冲动而采取的这种手段表明，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不明确的。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设想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
  第三，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和特征。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两国从最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中去寻求。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
  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两个弊病
  弊病之一：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都无意退让，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作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较少从国家关系和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称，不分你我，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替代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其实不然。当中苏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出现分歧或误解时，主权问题、平等问题则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甚至成为争论的主题，使得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下去。如果说中国领导人的问题在于，从一开始就在心理和观念上把苏联提供专家和其他援助作为在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那么赫鲁晓夫的问题则在于，把派遣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与其发生理论和政策分歧时屈从就范的外交筹码，其最终结果，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
  弊病之二：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就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
  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曾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过去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传统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中苏在处理专家问题时所采取的做法正说明了这一点：似乎他们不是在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倒像是一对兄弟在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