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逢在天涯(五) - 新华博客 - News Blog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2 21:12:02

     相逢在天涯

               (小  说)



                   五

    大北公路是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一条高速公路;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卢萨卡长达两千公里,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需要走三天的时间。开始,沿公路两旁还有一些绿色植物,如种植的剑蔴、菠萝、咖啡等,但是愈往里走绿色的植物就愈少了,在公路两旁尽是半人高的枯黄的荒草,一望无际。路上除了遇上一些汽车之外,有时一连五六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人,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世界显得那样荒凉、寂寥,愈加使人感到铺在赭红色土地上的一条黑色带子似的公路,是那样漫长。汽车虽然在飞驰前进,但是,好像是永远走不完、走不尽这条路……
    我怀着寂然无聊的心情,望着这单调的景色。
    李工程师大概也出于同样的心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这种情况和当前的感受,使我们沉默无语,只听到汽车轮胎和路面磨擦的沙沙的声音。
    李工程师不知是想打破沉默,还是思考什么问题,忽然偏转头望了望我,问:
    “古田勇治是不是古田成元的儿子?”
    “是。”
    “那你为什么不声明你是谁,他们不是正在找你么?”
    我沉默着。
    李工程师又说:“他们的父辈还能够记挂着你,让后一代不远万里去寻找老朋友,此情此义,值得敬佩!可是,你又为什么错过了这个相逢的机会呢?”
    我沉默着。
    李工程师急了:“你说呀,为什么这样?他们说给你写过很多信,都如石沉大海,为什么不给人家一封回信呢?”
    提到信,我的心动了一下。我说:“那些信——”
    李工程师紧追着问:“没收到?”
    我说:“可以说收到了,也可以说没收到。”
    他不满了:“你净说这些叫人莫明其妙的话,什么意思呢?怎么叫‘收到了’,又‘没收到’呢?”
    我说:“说收到,是说我明明白白知道他们给我来了信;说没收到,是说我确实没有看见没有读到这些信。”
    李工程师兴致大发,连连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
    我不愿再提及那些事,便说:“算了,不谈这些了。”
    谁知李工程师又上了那股穷追不舍的劲头,不依不饶,非要我说明白不可,看样子拖不过去。
    这时候,汽车正沿着一段笔直的公路奔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公路,越延伸越长,消失在地平线上。这漫长的路程,漫长的时间,也正是漫谈的时机。我想,就此消磨消磨时间,驱散驱散寂寞也好。便说:“你要是真愿意听,我可以讲。不过,要说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我的政治历史上去。愿意听么?是政治历史问题!”
    他怕听这四个字。这一次,他倒表示同意,这样,我才说下去:
    “昨天我讲过,曾经审查过我的政治历史。其实,何止审查,我因为这段历史,被怀疑,被审判,被关进了监狱……”
    李工程师惊讶地望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继续说:“真的。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提起这话,要追溯到很远很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运动员’,就是因为我在南京有那一段历史,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就反过来复过去地审查。虽然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写了证明真实情况的材料,也没有排除怀疑。所以多年来不能提拔重用,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不能排除对我的怀疑。历史情况我已经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组织上的证明。我哪里晓得还有一顶‘特嫌’的帽子戴在头上呢?到了一九六七年,在那个大风暴来临的年代,浩劫席卷全国,当副统帅发出指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我自然要厄运当头,无可逃脱了。不过,由于疯狂的夺权斗争,却无暇顾及像我这样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我过了一些清静的日子。但是,‘政治’终于又来找我了,我的‘身价’一下子又提高了。找我的不是什么‘兵团’‘战斗司令部’之类的群众组织,而是堂堂皇皇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我记得那是在‘清队’开始以后。革委会的清队领导小组集体审讯我。看来,我的案情重大。审讯者一拍桌子:‘你要老老实实交待你的政治历史和罪行!坦白从寛,抗拒从严!’
    “我说,我的历史已经交待清楚,都写了材料……
    “‘胡说!你交待了什么?交待了你的反动身份没有?交待了你的罪恶活动没有?’
    “我没有什么罪恶活动,
    “‘狡赖!这些年来你哪一年没有活动?你长期潜伏,隐蔽得很深,你以为就发现不了你么?只要你动一动,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的!解放以后,你不思悔改,一直和海外敌特联系,你为什么不交待?’
    “这……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和海外联系过。
    “‘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解放以前,你和日特有勾结没有?那个叫什么古田的特务?’
    “啊,我明白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指的是这件事。我心胸坦然。说:‘古田不是特务。而且在他们回国以后,一直音讯渺茫……’
    “‘好一个音讯渺茫!你,死不交待,抗拒到底,你只有死路一条!不怕你不承认,证据在我们手里。你不仅每年和他联系,直到最近,你们还在写密信联系,只凭这些,就可以定你的死罪!’
    “我想这是讹诈、恐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我当然不能承认。但是,一大叠信件摔到面前,那信封上是写的我的名字,而且贴的是外国邮票。我茫然了,哑口无言。于是,我被带上重镣,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直到今年,由于国外工作需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才被放了出来。你想,像我这样一直戴着‘特嫌’帽子的人,怎么能和古田家有任何来往呢?而且,古田当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在哪里?他们还会记着我?这一些,我都毫无所知,无法知道,也不愿知道。至于信,我更不知道是谁给我的,信中写了些什么,又为什么给我写信?也可能是古田来的吧?或者是其他人来的?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只会增加对我的怀疑,使我有口难辩。不过有一点,虽然我受了多少年的折磨,但我并不后悔当年和古田先生结识。我能认识古田、铃木那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能够有那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正因为如此,我也不轻易忘掉他们。相反,随着岁月流逝,人生坎坷,我对他们的印象倒越来越鲜明了,我永远记着这些异国的真诚的朋友。要知道,那确是患难之交啊!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成了深重的罪过。我为它戴过镣铐呀。现在,有形的镣铐是摘掉了,但无形的镣铐还在。我不能不克制自己,不能不谨慎从事。我何尝不想告诉古田勇治,何尝不想问问他们父辈的情况。但那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不能为此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你要知道,我这次出国原非易事,是我们的周总理在医院里听了汇报决定下来的。总理的指示,我铭记在心,我舍身以赴,决不能因小失大。这就是我难言的苦衷。……”
    说到这里,我心情沉重,不愿再讲下去。李工程师也慨然长叹起来。于是,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汽车仍在飞驰前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