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权力“拜物教”的产生

第一节 权力“拜物教”的产生

在前一章的讨论里，说到了“实验社会”，在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并没有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

在这之前，是短短几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专制的历史，人民并没有强烈的民主要求；由于人民信任中国共产D；由于共产D确实在不遗余力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因为农民分得了土地，社会生产力还是大大地得到了解放。到一九五六年，不仅完成了弥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而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其后，在五十年代余下的几年里，发生了三件由毛泽d推动的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事：

第一件，1956年对于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第二件，开展了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第三件，五八年的大跃进。

关于第一件，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其目的是消灭私有制。迫使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交出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企业里公方代表（国家官员）说了算，私方代表（资本家或工商业者）参加管理，吃定息；

农民则以他们的土地、农具到合作社入股——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土地、农具不参加分红，社员以劳动获取报酬——合作化的高级形式；把土地、农具交给国家，组建人民公社，农民成为公社社员——完全彻底的公有制形式。

到这个时候农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包括他们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财产：牲畜、农具、炊具、粮食，统归公社所有。公社办食堂，社会主义管饭。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初城市粮食吃紧，公社则不经农民同意，把粮食运往城市，公社食堂断炊，饿死农民上千万之多。

可以说从这时期起人民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方面的活动都完全地社会化了（生活方面的社会化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被组织在由国家控制的劳动组织里，无一例外；一切要生存的人都由国家控制着他们的户口、粮食关系，无一例外。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维系在由D控制的社会，及其组织里）。

关于第二件，反右派斗争的目的是筛选出有自由、民主要求的知识份子，并将其一网打尽。1957年中共宣布开展整风运动，欢迎D外人士提意见。这D外人士也不傻，左顾右盼而言他。中共的统战、宣传部门齐上阵，循循善诱解除顾虑，终得到畅所欲言，报纸广播全是民主人士建言。中共突然翻脸，一下子打了几十万右派。开创了一个“以言定罪”的先例。

给右派分子戴帽子，不是依照法律，不是经过法律审判，而是依D的文件，以D组织的名义给戴的，于是开创了一个抛开司法机关和法律，由D权定罪的先例

“帽子”是一种刑罚。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各种名称，戴上“帽子”就剥夺了政治权利，成了二等公民。

说起来，戴右派帽子是把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实际上，右派已经是二等公民了，在若干年中都与地、富、反、坏并列在一起，等于是无限期地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

人民的言路受到阻塞，百家争鸣、白花齐放成了幌子；学术的和文艺的活动被压缩在一个预先设计的政治的筐子里，不许越雷池一步，一句话，损害了国家的民主生活。

关于第三件，大跃进是要经济腾飞，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对大跃进有过如下评论：“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叶剑英，共和国元帅。时任中共十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理论上，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会大大地解放生产力，表达了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这个用权力制造的大生产的关系与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并不匹配。

所以有后面的事实：本来要多、快、好、省，结果确是少、慢、差、费，到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竟到了只有退回到它的出发点才能生存下来的地步！宣告了大跃进从思维到实践的破产。

大跃进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以为只要把亿万人的力量用上去，在劳动组织上，采用军事化的建制，在分配上，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就会有钢铁、就会有粮食。

离开了科学的规划，离开了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的依托，离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物质鼓励，搞“政治挂帅”，先吹上去再说，等干劲上来了再抓落实。

结果是牛皮吹上了天，没有人抓落实，几百万吨土钢都是废品，粮食大幅减产，工农群众丧失了劳动积极性，社会抗灾能力大减，六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大跃进的失败引发了中共D内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和与其有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D集团（彭德怀 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 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情况在继续恶化，经济崩溃，城市生活用品极缺，缺少粮食、副食，没有肉吃；农村食堂断炊，农户没有粮食，纷纷出逃要饭，上千万人被饿死，在河南信阳更是尸横遍野。

要在封建社会皇帝会派出钦差大臣，到灾区视察，可当时的情况确是无处不灾，派不过来；钦差大臣下车伊始要打开国库，放粮赈灾，可当时的情况确是国库空空，无粮可赈。面对历史上重复无数次农民要揭竿而起的局面，如何应对？

作为中共一线领导人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紧急应对实行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恢复农户的个体单干。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交给国家一定数目的粮食，即所谓的“包产”，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土地还是国家的，归公社所有，并没有还给农民。只用一年时间，农村饿死人的情况便极少发生。

接着又出台一系列的农村政策：自留地（划拨少量土地给农户自主耕种，不上缴粮食）、自由市场（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社队企业）自负盈亏，加上“包产到户”统称三自一包；

恢复新民主主义时期，在农村实行的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统称“四大自由”。

对整个国民经济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一系列经济政策：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下放职工、回笼货币等等。

1962年经济开始复苏。刘少奇在D难当头、中共政权岌岌可危时力挽狂澜，立下汗马功劳，在中共政策的制定上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毛泽d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防止百姓反抗，延续中共的政权，不该用经济的方法来取悦百姓，而要用政治的方法让百姓臣服。只是迫于形势他并没有出手。

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向左转：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并让他们拥有财产性收入，变无产者为有产者，消磨其革命的意志。以日本丰田为例，工人住丰田房、开封田车、拥有丰田股票、分丰田红利——分享其“剩余价值”而成为“丰田人”。

西欧共产D的革命活动一筹莫展，武装夺取政权竟无人问津。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则开始向右转，模糊阶级概念，说自己是“全民的D”放弃武装革命搞“议会斗争”，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抗争搞“和平竞赛”，为的是给西欧共产D找出路，缓解国内（特权与工农）的阶级矛盾。

在马克思以后共产主义分为两派，专政与民主的辩争。前者以列宁为首，主张阶级斗争，还要无产阶级专政；后者以考茨基为首不否认阶级斗争但主张维护民主制，在考茨基看来，如果一个制度要消灭“自己伟大道德权威之深刻源泉的普选制，那它简直是自杀了”。（转引自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

于是，毛泽d的机会来了，他和他领导的中共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马列主义的正统。亲自策划、组织与苏共的大论战。这一来可以缓和D内矛盾，一致对外；又能调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百姓视线，而成为马列主义的正统，可谓一石三鸟。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檄文，在批判苏联共产D的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更新了毛泽d思想，被誉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

为使这个更新了的毛泽d思想与原有的毛泽d思想相区别，本书称前者为毛主义，后者为毛思想。这个毛主义，不仅是新版的马列主义，同时也是鉴别修正主义的权威标准。

毛泽d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时收回那几个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WH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思想指导了前一件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英明伟大“持疑义的人不多”，毛主义指导了后一件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反对的人不少”。

#究竟什么是毛主义呢？归纳起来有如下论点：

一 ，同时满足下列诸条件的是马列主义，用WG的语言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一，坚持阶级斗争，以思想言论划阶级，反毛、抨击中共的政策就是反D、反社会主义、就是阶级敌人。以言治罪，阻塞言路，扼杀民主。

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错误的政策路线，批判大跃进是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反D；给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是翻案。

第三，政治统帅一切，政治代替一切，政治取消一切。鼓励人的思想革命化：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阿谀奉迎，歌功颂德。

把国民经济回升和发展归功于狠抓“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挂帅。是毛泽d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凡触犯下列条条、款款之一的就是修正主义。用WG语言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一切物质范畴的概念如：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讲求物质技术条件。为使经济复苏所采取的诸如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下放职工、回笼货币、包产责任制、开放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在其内。

第二，一切合乎规律的东西，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管理的、还是思想文化的如：政治为经济服务，是反对政治挂帅；统一战线是阶级投降；托拉斯和专业化协作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行管理是专家治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资产阶级的“写真实论”、“人性论”等等。

第三，凡追求物质利益的如：企业追逐利润是利润挂帅，计件工资、物质激励、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是物质刺激等等。

毛思想与毛主义的不同之处不仅是历史时期不同，一个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一个是社会主义时期，而且毛思想是固化在《毛泽d选集》四卷里，其论点可以随时查找；毛主义却是隐含在中共理论家（在中共则称之为秀才、笔杆子）所撰写的社论、编者的话、与苏共论的战文章如《列宁主义万岁》、《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所引用的毛泽d的支言片语里。这些只言片语有的用加粗的黑体，有的还不用，只是从语气和行文的风格上来判断是毛泽d的。其论点也无从查找，但可以泛泛引用，“毛主席说…”，不会有人问责。

含混不清不仅在“毛主席说…”，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含混不清的，其原因有属于政治故意，有的则是毛主义本身就不严谨科学。比如追逐财富、追逐物质利益、财富分配公平，是人类历史所有阶段都孜孜追求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要做的，惟有毛主义在实验追求权力，追求政治利益置经济于不顾的精神社会。

这中间的含混在于把“修正主义”扯进之后来再套上“资本主义”。

社会追求财富的手段如：政治为经济服务，以价值规律行事，鼓励企业追逐利润，专家治理、计件工资、发放奖金等与“修正主义”是不沾边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的语境里“修正主义”是专指对马列主义的修正。

“九评”说：苏共执行一条以“‘物资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用“利润原则”、“自由竞争”来“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提倡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来“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奉行“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其结果是衍生出来一个特权阶层，即“D、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如：“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等“剥削者”。《关于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1964.7.1于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概念转换修正主义和追求物质利益和资产阶级便挂上了钩并等同起来。

几乎每一天、每时、每刻在电台、在报纸连篇累牍的宣传这些混淆不清的观点，千万次的重复，竟然成为正统，不接受也要接受。

与此同时，林彪经营的对毛泽d的造神运动也成了气候。自从林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在军队里大力推行学习毛泽d思想的运动，陆续出版毛选四卷，并大量发行；毛泽d的远见卓识、英明伟大被重新肯定；大救星、大领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已经没人再敢对毛泽d说三道四了。

通常，一个新理论的建立，总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站住脚，才能巩固下来。一个正确的理论，敢于接受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检验，敢于平等的对待自己的论敌，采取民主的方法进行辩论；

而一个错误的理论却不敢面对历史、面对实践、面对现实，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它最害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最害怕民主的辩论。错误的理论只有依仗权势来维护，靠强制、靠镇压、靠铁腕。

而强制、镇压、铁腕是什么？是权力，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幽灵。当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幽灵附在每个人的身体，驻在每个人的心灵的时候，一个对权力顶礼膜拜的政治宗教——权力“拜物教”产生了。

当“实验社会”进入WG时期，权力拜物教终于成了一个有形的政治宗教。

中国人为什么在整个“实验社会”的历史时期内，接受这个权力拜物教呢？这除了人民没有手段来抗御狂暴的镇压以外，还有如下的认识上和历史的原因：

第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它所说明的大都是由于什么原因改朝换代，又是如何改朝换代的。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打天下者坐天下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封建意识在人民，甚至在中共D员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民对于国家权力没有要求，对民主的国家制度还知之甚少，只企盼“清官”政治。

第二，由于在我国没有法制更没有宪政，管理国家的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领袖的个人意志。领袖的意志主宰着国家的一切。谁要想在国家范围内改玄易辙，只有去当领袖，取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我国，政治路线之争，总表现为权力之争。林彪、“四人帮”等大大小小阴谋集团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

第三，由于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干部的代谢、领导人的更迭便没有正常的程序，要么当一辈子官，要么被人打倒。一旦被打倒就成了阶下囚，不仅丢了面子、丢了利益、而且凶多吉少，后事未卜了。所以，共产D的官，都视权如命，为了权，可以以死相拼。

第四，以为既然权力可以制造一个公有制，枪杆子可以打下一个社会主义的江山，那么权力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不可统治、不可造就的了。权力万能的意识，造就了对权力的崇拜。其实，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大生产，没有工人阶级，政权的力量不管有多大，也是造不出社会主义来的。但是，没有人相信，还需要历史证明给人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