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公式》3

第一章 熵 《财富公式》 X计划(1)

 这个课题被称为X计划，直到1976年才对公众解密。这项研究是由贝尔实验室和英国政府在伦敦北部布莱切雷的密码符号学校共同开展的。X计划在科研人员的投入方面可以和美国研制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相提并论，不仅美国方面有克劳德·申农参与，英国方面也派出了阿兰·图灵这样的重量级科学家。X计划的目的是建造一个名为SIGSALY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名字SIGSALY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随意确定的一个字符串，目的是为了迷惑德国敌人。    SIGSALY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经过数字加密的无线电话系统，系统的每个终端计算机的体积都有一间房子大小，重量高达55吨，操作人员要钻进隔离室才能进行操作，另外，安装终端计算机的房间还必须配备空调系统，以防止计算机的真空管发热融化造成事故。当时盟国方面希望能够通过SIGSALY系统来杜绝德军对盟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联络进行窃听。盟国当时在美国五角大楼为罗斯福总统以及在伦敦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的地下室为丘吉尔首相分别安装了一台SIGSALY终端计算机。除此以外，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在北非作战的蒙哥马利元帅和关岛的麦克阿瑟将军。    由于使用了所谓的“一次性密码本”，SIGSALY的加密系统无法破译。原因在于，在“一次性密码本”中，用于对信息进行加密和解码的“密钥”是随机选择的。通常，密钥是由写在纸张上的随意选择的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这样就可以保证信息经过加密后完全失去本来面目，不论通过什么样的密码破译方法也无法阅读。但“一次性密码本”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因为必须要派专人把密钥分别递送到系统使用者的手中，在战争期间，密钥递送的任务通常困难重重。    而SIGSALY系统的优势在于，它所加密的信息是声音，而非书面文本，与此对应使用的密钥是一张录制有“白色噪音”的密纹唱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声音如果和这张唱片上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将产生一种咝咝声，将真实的信息屏蔽起来，只有获得录制有同样白色噪音的唱片才能对经过加密的声音进行解密。在复制完所需数量的密钥唱片后，母带将销毁，然后再把副本派专人分别送到SIGSALY的各终端计算机那里用于解码。所以，必须保证密钥唱片在播放时必须完全与经过加密的录音严格同步，否则听到的就只有噪音。    在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成功破译了德军的“英格玛密码”之后，盟军就开始对德军的各级作战指令进行监听。使用SIGSALY系统进行加密就是为了保证德军无法以牙还牙。克劳德·申农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SIGSALY系统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确实无法破译。只有在SIGSALY系统通过数学方法进行严密测试之后，盟军的高层领导才能放心地藉此进行远程信息传输。通过SIGSALY系统，申农得以把自己的几个新想法付诸实现，其中就包括脉冲编码调制技术。在二战结束之后，AT＆T公司将申农开发的多项技术申请了专利并进行商业利用。　    后来，申农提到，他是在思考如何利用随机噪音屏蔽信息的过程中想到信息论的一些重要概念的。他曾指出：“加密系统和充满了噪音干扰的信息转送系统几乎没有区别”，这两者“非常相似，甚至无法分别”。    1943年，阿兰·图灵访问了贝尔实验室的纽约分部。在此期间，图灵和申农每天都要在实验室的咖啡厅长谈。申农告诉图灵他正在研究一种测量信息的方法，使用的单位叫比特，申农说，比特这个名字是贝尔实验室的另一位数学家约翰·塔基想出来的。    塔基所提出的比特这个单位名称是英语“二进制数位”的缩写。申农给比特赋予了新的内涵，根据申农的定义，如果可能出现两个结果时，区分这两个结果所需的信息量就被称为比特。    图灵对申农说自己也想到了一个信息单位的名称，叫“班（ban）”，也就是将某个假设命题的正确性提高十倍所需证据的信息量。在对德军英格玛密码破译过程中，英国的解码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地使用过这个信息单位。“班”这个信息单位得名于英国的班伯里镇，英国解码人员使用的密码表就是在班伯里镇印制的。    但是，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是“比特”，而不是“班”，那一年是1948年。当时，二战已经结束，申农仍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有一天他发现同事的桌子上放着个奇怪的物件，就过去询问。    威廉·肖克利告诉他：“这个叫固态放大器”。固态放大器是世界上第一种晶体管。威廉·肖克利告诉申农，固态放大器的体积虽然小，但功能与真空管完全相同。经过进一步询问，申农得知固态放大器是通过将不同物质按照固定的方式进行排列接触来工作的。只要保证所使用的几种物质彼此能够以正确的方式相互接触，固态放大器的体积就可以无限缩小。

而申农的信息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就是凭借着晶体管的力量最终付诸实施的。申农是在1947年末到1948年初了解到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是在1948年6月30日宣布晶体管的发明的，当时申农关于信息论的经典学术论文刚刚面世。    1948年，申农在贝尔实验室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时，这篇名为“通讯传播的数学理论”的论文惊动了很多人。1948年申农正值32岁，关于这篇论文的相关工作大部分都是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完成的，由于申农习惯一个人进行研究工作，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    就这样，在取得了如此重要的科研成果之后，申农却一直将其束之高阁。后来当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慢慢发现了这项成果之后，大家对克劳德·申农的做法都非常吃惊。于是，申农的朋友们开始督促他将这项理论公之于众。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申农总会抱怨这篇论文写得非常辛苦，他认为自己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好奇，并非出于对高科技和个人事业的追求渴望。    1948年在申农的个人生活中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申农经常到约翰·皮尔斯的实验室去聊天，皮尔斯当时正在研究雷达，工作之余非常热衷科幻小说。这样，申农结识了皮尔斯的助手玛丽·伊莉莎白·莫尔，大家都叫她贝蒂。当时贝蒂的工作是使用老式计算机协助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进行数学运算，有时也会在贝尔实验室的车间操作机床制作模型。贝蒂非常聪明，动手能力很强，人长得也漂亮。当时贝尔实验室只有三名女员工，后来贝蒂曾回忆说：“一个结婚了，另一个已经奔六十岁了。”就这样，申农和贝蒂日久生情，两人于1948年12月开始约会，翌年3月27日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从1956年春天开始，申农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当时只是一项短期安排。根据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朋友约翰·雷奥丹的说法，当时让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授课是为了给他充足的时间来撰写一部关于信息论的著作，当然这个目的当时很少有人知道。　    申农在给他在贝尔实验室的老板亨德里克·巴德的信中曾写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非常愉快，虽然这个学期工作很繁重，但一切都非常顺利。开始我以为班里只有**个高年级学生，可后来一开课才发现竟然有４０人之多，其中有些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还有些人是从哈佛大学过来听课的……”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没几个月，申农就给亨德里克·巴德写了封信，要求辞职。原因是申农和贝蒂非常喜欢剑桥地区的学术氛围以及附近新泽西州的郊区生活，所以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他在给巴德的信中这样解释：“从国外来的客人在贝尔实验室只会逗留一天，但在麻省理工学院却会流连半年之久。这样我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他们深入地交流各自的见解。在权衡贝尔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各方面的利弊之后，我发现二者不相上下，但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１５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工作的激情，所以我打算换个环境，希望新同事们能给我带来灵感。”    与大多数人所想的相反，当时是申农主动向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要求希望留下来任教的。工资待遇当然不是问题。当时贝尔实验室为了挽留申农曾提出加薪，但遭到了申农的拒绝（直到1972年，克劳德·申农和贝尔实验室之间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之初，申农的年薪是1.7万美元。    申农虽然喜欢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新环境带来的激励，但也并非对其全盘接纳，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工作作风。但是即便如此，申农仍然发现自己之前低估了大学生活以及附近市井的喧嚣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构成的不良影响。罗伯特·法诺在回忆那段时间时曾评论道：“申农似乎从麻省理工学院里消失了，他很少与人接触。”    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只负责为数不多的几名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指导工作。而且，学生们常常要到申农家中登门求教。根据一个叫威廉·苏瑟兰的学生回忆，他们有时会碰到申农练习双簧管。贝蒂回忆说：“克劳德·申农不论什么时候，想睡就睡，”而且申农经常在餐桌前一坐几个小时思考事情。    而且，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申农几乎停止了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不仅他自己打算写的那部书没有完成，而且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存档，在此期间他的论文也少得可怜，只有几篇关于信息论项目的草稿。    马文·明斯基是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之一。他当时曾向申农提议放弃继续对信息论进行研究，因为经过多年的探索信息论已经没有再进行深入研究的余地了。但是，申农早期研究成果的独立完善性仍然不可小觑。法诺曾提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只要有信息论研究人员向申农提出某个关于信息论的最新问题，总会发现克劳德·申农不但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他的解决方案尚未发表，几乎无一例外。

 在提到自己为什么在创建了信息论之后却放弃了对信息论的研究时，申农的解释是：“因为我又对别的事情产生了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生活的方向也会发生改变。”    这些引起申农兴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在1956年，申农在达特茅斯组织举行了关于人工智能的第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由于申农的声望和影响，人们开始重视人工智能这个新兴学科。当时申农设计的一些模型，包括能够下棋的计算机和所谓的智胜机，在机器学科领域的早期研究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申农对自己所推崇的人工智能研究具有清楚的认识，而且看到了人工智能美好的前景，但同时他也知道人工智能研究的很多目标在自己有生之年难以实现。如果碰到有人就这个话题提出一些不求甚解的问题，申农经常妙语惊人。    问题：您认为，未来的机器人能达到和人类交朋友的智力水平吗？    回答：我认为能，但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到。    问题：将来能由机器人来做美国总统吗？    回答：有可能。但到我们制造出可以做总统的机器人时候，也许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组织了。    申农的办公室源源不断地收到世界各地著名科学家发来的信函、论文以及打来的电话，希望申农能够审读他们的论文或要求申农亲自发表论文，还有一些人的目的是邀请申农讲学或要求获得推荐。随着这些信件电话数量的增加，克劳德·申农不得不拒绝越来越多的人的请求。后来，随着申农的名字逐渐被公众熟知，他收到的信件和电话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进行科学实验的小学生，也有一些头脑不正常的人来信来电对科研人员、计算机技术、以及电话公司等机构表示反感和敌意。其中有封信中这样写道：“你研制开发的机器人就像圣经《但以理书》中描写的守护神彼勒一样，完全是个机器怪物，你已经被你的机器人控制住了，你正在使美国总统和联邦调查局陷于不义之地。如果你再不幡然醒悟，我就把你告上法庭，我已经跟纽约电话公司打过官司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类似机构经常找到申农，请他帮忙解读复杂的密码，但总是被礼貌地告知申农已经退休不再进行科研工作了。1983年中央情报局的菲利浦·麦克勒姆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找到您并非出于偶然。我们需要一位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来协助我们研究一些问题，您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虽然知道您不需要钱，我们仍会向您支付报酬。”    但按照申农的习惯，只有在想出完美的答复之后，他才会回信。由于思考完美的答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些信件都逐渐被申农放在文件夹中束之高阁。其中一个文件夹的标签上写着：“由于我的拖延而长期没有回复的信件。”现在这些信件和申农的论文稿一道装箱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仍然没有答复。    申农非正式提前退休的时候只有４０多岁。退休之后，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里的角色就像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小说《誊写员巴特比》中的主人公一样，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别人提出的要求一律答复：“我不愿意。”

 伊曼纽尔·基莫尔

虽然同是美国人，伊曼纽尔·基莫尔和克劳德·申农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基莫尔大概出生于1898年，具体哪一年连他的亲生儿子也不知道。据说，伊曼纽尔·基莫尔小时候被人拐卖到一条船上，自此之后就再没见过亲生父母，当然，这个说法还有待证实。在远东，基莫尔跳船逃生，在一条运牛船上给人干活谋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热气腾腾的牛粪铲到海里。就这样伊曼纽尔·基莫尔终于辗转回到美国。从回到美国之后直到长大成人，基莫尔一直住在纽瓦克市犹太人聚居区的王子大街，人们经常叫他“曼尼·基莫尔”。在王子大街他和德尔·朗格成了朋友。    德尔·朗格外号“大高个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在基莫尔和其他来自东欧的移民中显得鹤立鸡群，当地人都把他当成天神看待。在王子大街，经常会有些爱尔兰裔的孩子骚扰做生意的小商贩，把货车推倒，抢走犹太人的圆顶小帽作为战利品。一旦发生这种状况，人们就会通知朗格，过不了几分钟，朗格就会带着他的人出现在大街上把捣乱的孩子揍一顿。朗格长大之后，生意圈子越来越大，接触的人很多都不像犹太人一样说依地语，于是，他就把名字改成了艾伯纳·杰尔曼，外号叫“长腿”。    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杰尔曼认为在美国只有两个地方能发大财，一个是政坛，另一个是赌场。杰尔曼决定在赌博行业中一试身手，他的生意伙伴就是伊曼纽尔·基莫尔。    杰尔曼和基莫尔经营的是三合彩，在美国各州政府开始发行彩票之前，三合彩非常流行。赌徒把手头不用的钱押在一个三位数上，每天公布一次结果，３个数字可能有１０００种组合，如果猜中了的话，就能得到相当于下注金额６００倍的奖金。杰尔曼的公司平均从每１０００美元的赌注中可以抽取４００美元的利润。    当时，每天公布的获奖数字都是随意挑选的，数字的规律性很不一致。杰尔曼有个同伙名叫斯塔奇，外号“医生”，他发现号码排列越不规律，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高。1919年，在斯塔奇的建议下，杰尔曼采取了一项新措施，在把每天的赌注收上来之后，先派人找到下注金额最少的号码，第二天就把这个号码公布为中奖号码。这样一来，赚钱就容易得多了，但这种做法难免引起其他帮会以及司法人员的疑虑。但对付黑帮和警察杰尔曼已经是老手了。一次，有个叫雷奥·卡普勒斯的小混混给杰尔曼找麻烦，被杰尔曼找人教训了一顿，后来卡普勒斯曾扬言报复。    杰尔曼决定亲自出手教训卡普勒斯，在纽瓦克的一家酒吧里向卡普勒斯的下身打了一枪。    卡普勒斯被送到了贝斯医院，子弹取出后，杰尔曼派人到医院以索要物证为名拿走了子弹，这样就再也没人能证实杰尔曼和这个枪击案存在任何关联了。    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给杰尔曼和基莫尔提供了更大的赚钱机会。这就是沃尔斯泰德禁酒法案。看到这个机会，杰尔曼决定从事贩运私酒的生意，基莫尔把自己在纽瓦克的仓库租给杰尔曼用于储存私酒。据估计，在美国禁酒期间，从加拿大输入美国的酒精饮料中４０％都是由杰尔曼的帮会运进来的。在1920年之后的１０年间，杰尔曼从贩运私酒的生意中挣了至少２０００万美元，而且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的所得税。    随着贩运私酒的生意越做越大，杰尔曼被人称为“新泽西州的卡蓬”（卡蓬是美国３０年代最著名的黑帮分子之一）。对这个诨号杰尔曼一定很不满意。因为，虽然他和芝加哥的卡蓬一样心狠手辣，但他的品位却不是卡蓬比得了的。杰尔曼喜欢艺术，喜欢读书，还经常听歌剧，他从不穿色彩艳丽的衣服，只开美国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和别克汽车，而且从不开最新的款式。     当时喜欢读小报的人都知道，杰尔曼是女电影演员珍·哈露的男朋友，杰尔曼曾经借给、或者说贿赂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哈里·科恩５０万美元，作为回报，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哈露得到了出演两部影片的机会。后来在1931年著名的黑帮片《人民公敌》中，哈露曾经扮演过黑帮分子的情妇。哈露很年轻就去世了，杰尔曼一直都很喜爱这个金发美女，在哈露的葬礼上，杰尔曼请来著名歌手珍妮·麦克唐纳和尼尔林·艾迪演唱了《啊!生活的甜蜜与神秘》这首歌。伊曼纽尔·基莫尔和艾伯纳·杰尔曼一样，也很有经济头脑，他发现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流行使用轿车。但是，在纽瓦克，当地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住在公寓楼或联排房子里，没地方停车，于是，基莫尔就开始投资修建、收购了很多车库和停车场。    据说，有一次基莫尔与人打牌赌博，赌注很高，对手的钱输光了，提出把自己名下的停车场押作赌注。结果这个位于纽瓦克市基尼大街的停车场就这样成了基莫尔的产业。后来，基莫尔又收购了很多家停车场，并利用停车场的场地设赌抽头，大赚其钱。

  赌博不仅是基莫尔的职业，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经做过设庄赌马的生意；作为庄家必须要处理大量现金，需要精打细算，有时基莫尔要把名下的停车场抵押出去以便获得贷款支付赢家的奖金。基莫尔对各种赌博都很有兴趣，不管时间场合，只要他觉得赔率合适就会把钱押上去。据基莫尔自己说，他还自学过微积分、三角几何、以及概率论等数学理论。这样，利用头脑中储备的社会经验和通过自学获得的数学知识，基莫尔能够非常迅速地分析出任何赌局的胜算。同时，他对自己在赌场上的辉煌战绩也津津乐道：他经常讲有一次和别人打赌说屋里有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赔率是一比一，最后他大获全胜。根据基莫尔所掌握的数学知识，他清楚地知道，只要屋里的人超过22个，他就有大半的胜算。    但是，基莫尔在赌场上的无往不利并非是完全凭借着他的数学知识，为了赢钱，他经常不惜打破道德底线。他有一个惯用的伎俩，把两块糖放在餐台上，和别人赌哪块糖先招苍蝇，实际上，其中的一块糖已经事先做了手脚，上面滴了DDT杀虫剂，苍蝇是绝不会落上去的。    在纽约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两个区，赌博业一直由意大利族裔控制，为了正常经营，这些意大利人定期贿赂当地警察。在1920年代后期，纽约市开始打击赌博行为，警察拒绝接受贿赂。于是，意大利黑帮开始考虑把赌场转移到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州去。    新泽西是黑帮头目莫拉蒂的地盘。莫拉蒂知道新泽西的很多政客都对杰尔曼言听计从，就建议意大利黑帮和艾伯纳·杰尔曼合作经营赌博业，以保万无一失。在莫拉蒂的安排下，杰尔曼和意大利黑帮头目进行了会面，意大利黑帮方面的代表包括查理·路其亚诺和乔·安东尼斯。双方同意合作在新泽西一起经营赌场。    根据安排，必须要设置一条运输线路把住在纽约的老顾客接到新泽西的赌场，在赌博结束之后再把人送回纽约。由于纽约正在打击赌博业，所以位于纽约的终点站必须要尽量隐蔽，这样，基莫尔在百老汇大街和五十一大道拐角处的停车场就派上了用场。    杰尔曼很早就预见到美国的禁酒法案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一直这样靠贩运私酒赚钱，不久就会丢了饭碗，所以必须要早做打算。杰尔曼打算建立一个类似于全美制造业协会的组织，各大黑帮明确划分各自的地盘，停止彼此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下一步早做打算。为此，杰尔曼在大西洋城举行了一次全国黑帮大会。这次会议于1929年5月14日开始。根据计划，会议起初设在布雷克斯饭店举行，由于布雷克斯饭店只对有身份的美国白人开放，所以他们事先用化名预订了房间。出席会议的包括美国所有主要黑帮头目，如卡蓬和达基·舒尔兹。但是，在入住时饭店员工认出这些黑帮头目，于是声称所有的房间都已经订出，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这些黑帮老大只好租车前往附近的雷兹饭店。    通过这次会议成立了美国的黑帮联合机构，当时被美国报纸称为“谋杀犯罪集团公司”。这个黑帮联合机构完全按照公司制度进行组织管理，甚至设置了董事会。掌控具体业务的是所谓的“六大巨头”，新泽西的艾伯纳·杰尔曼，纽约的查理·路其亚诺、梅尔·兰斯基、弗兰克·科斯特洛、乔·安东尼斯，和西海岸的本·西格尔。在大西洋城会议上，杰尔曼提出建议，希望将黑帮的生意合法化，犯罪组织必须经营多元化，把积累的利润投入到合法的生意里去，这样即使禁酒法取消，他们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且，一旦把生意合法化，就可以根据合法收入照章纳税，不用再担心警察和法院再来找麻烦，    事实上，在会议举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有很多黑帮组织开始把资金小规模地向合法业务中转移了。根据一项1930年的调查，当时纽约市已经有５０多个行业被黑帮组织插手涉足，包括皮货、洗衣业、家禽屠宰、裁剪成衣、土木建筑、殡葬业、停车场、小型高尔夫球场以及洋蓟和葡萄等农产品。通常黑帮组织在控制某项商品后，就会人为提高价格，盘剥消费者，这样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失去了竞争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杰尔曼自己投资收购了两家钢铁公司，几个小型电影制片公司，获得了GMC卡车在纽瓦克地区的销售代理权，还收购了哈得逊&曼哈顿铁路公司（这家公司后来被港口管理局收购，改名为PATH公司）和几家别的公司，业务包括专卖香烟的自动售货机、自动唱片点唱机以及公寓洗衣设备。同时，杰尔曼还出资参股了本·西格尔的弗拉明戈赌场和几家其他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有纽约曼哈顿的雪莉大饭店和位于迈阿密海滩及萨拉托加的一些非法豪华赌场。此外，他还经营地下赌博机。当时玩赌博机的有很多少年，杰尔曼手下的人经常要为年轻顾客提供小凳子以便他们可以够到赌博机的把手。据说，杰尔曼还曾经参股摩西·安纳伯格的通用新闻局。当时艾伯纳·杰尔曼还可能投资了一种新型的赛马电报业务，把赛马结果直接传送到有钱客户的家里。他还有一家公司提供歌剧以及轻音乐唱片点播，客户主要是商店、写字楼以及电梯公司。直到1954年，芝加哥犯罪调查委员会才认定，这家名为“轻音乐集团”的公司的幕后老板是臭名昭著的杰尔曼，但杰尔曼声称自己只是持有这家公司的部分股份。　    在禁酒期间，有人在马萨诸塞州东部布拉克顿市的郊外抢劫了一车海格牌的威士忌酒。这批货的主人名叫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是通过股市内幕交易起家，后来又开始从事贩运私酒的生意，获利丰厚，成为了杰尔曼最大的竞争对手。肯尼迪认定这次抢劫是由艾伯纳·杰尔曼主使的。

据杰尔曼的人说，当时肯尼迪扬言早晚一定要找杰尔曼报这一箭之仇。但是，杰尔曼直到去世，一直坚持声称自己对劫酒这件事毫不知情。    后来这件抢劫案给杰尔曼招来了很多麻烦，但杰尔曼始终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在对他实施报复。肯尼迪设法让自己的几个儿子进入政界，他的儿子罗伯特后来参加了美国参议院的关于黑帮犯罪问题的科沃弗听证会。杰尔曼曾和朋友们说，罗伯特是在为他老子肯尼迪报当初的一箭之仇。    在科沃弗听证会之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展开打击黑帮犯罪的行动，杰尔曼的很多业务，包括扑克赌博、大型赌场、赌博机，都受到了影响。1952年6月10日，美国的税务部门向杰尔曼、弗兰克·科斯特洛、乔·安东尼斯和威利·莫拉蒂发函，开始调查他们所得税的缴纳情况。虽然杰尔曼已经事先采取了措施，将自己合法生意的一部分收入申报了所得税，但联邦检察官格罗弗·雷齐曼还是对杰尔曼及其家人的财产实施税务留置，金额高达１００万美元。检察官格罗弗·雷齐曼还试图把杰尔曼的所有资产冻结使他的生意破产，但由于杰尔曼的律师团抗议政府违反了司法程序，才未能如愿。    1954年，乔·安东尼斯被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敲诈及操控市场。乔·安东尼斯原名是约瑟夫·多佗，后来自负英俊潇洒，所以效仿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改名安东尼斯。被认定有罪之后，乔·安东尼斯觉得自己这样的美男子不该坐牢，于是决定接受驱逐至原籍意大利的处罚。这样一来，杰尔曼在纽约失去了左膀右臂。    几年后，杰尔曼的黑帮又失去了一员大将，这次是弗兰克·科斯特洛。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一次黑帮联合会议上，科斯特洛提交了一份准备加入组织的人员名单，上面大多是犹太人的名字，一个名叫维多·热那亚的黑帮分子抱怨了一句，说科斯特洛企图把他们的组织犹太化。    当时杰尔曼和梅尔·兰斯基都在旁边，听到了这话。维多·热那亚是查理·路其亚诺的手下，当时的情形，本应由路其亚诺出面教训他几句。但科斯特洛却先发了话，据说当时他的原话是：“少废话，维多先生，你自己也不过是个他妈的外国佬。”他这样说是因为维多是从意大利西南的那不勒斯移民来美国的，不是正宗的西西里岛人，管他叫维多先生也是有意侮辱，因为，当时维多只是个给路其亚诺拿大衣的小卒子，根本不配称先生。    热那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热那亚雇了杀手，打算结果了科斯特洛的性命。事情定在5月2日，地点就在位于中央公园西大街和第72大街拐角处科斯特洛的家里，当科斯特洛走进公寓楼的大堂时，一个身材肥胖的人从停在路边的卡迪拉克车中下来，拎着枪向他走了过去。“弗兰克，你跑不了了”，那个杀手一边说着就扣动了扳机。子弹打在了科斯特洛身上，但没有伤及要害。通过这次经历，科斯特洛认识到了江湖的险恶，决定提前退休。这样一来，热那亚这个排犹分子的势力得到了扩大。    在中央公园西大街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科斯特洛被送到了附近的罗斯福医院，在医生给他包扎头上的枪伤时，警察检查了科斯特洛的私人物品。在他上衣的口袋里警察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4/27/57赌场毛利”，上面的地址是拉斯维加斯热带花园大酒店。当时，这家酒店经营赌博业务的执照持有人经营的是合法生意，和犯罪组织没有瓜葛。对于警察的询问，科斯特洛声称不知道纸条是怎么跑到自己口袋里的。    1956年，杰尔曼被告上法庭，罪名是逃税。美国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事先对杰尔曼的财务支出状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他的开支要远远高出他申报的收入金额。    杰尔曼的律师声称，杰尔曼花的钱很多来自过去通过贩运私酒时存下的现金。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些贩运私酒所得的收入不受法律限制。    陪审团就这个问题形成僵局，杰尔曼逃脱了法律的处罚。但是在1959年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窃听得知，当时杰尔曼贿赂了陪审团中的两名成员，于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逮捕了两名负责行贿的黑帮分子，并由局长埃德加·胡佛亲自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新闻。毫无疑问，杰尔曼的逃税案子即将重审了。    1959年2月26日，凌晨两点钟刚过，杰尔曼从床上起身，离开还在梦乡中的妻子，来到这座位于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市比华利路50号的豪宅的地下室，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了。警察在他的睡衣的口袋里发现了21片镇定药，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瓶喝了一半的威士忌酒。    警方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认为杰尔曼的死因是他杀，然后伪装成自杀的现场。但杰尔曼的朋友们都声称，杰尔曼过去一段时间情绪低落，过分压抑，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美国社会终于除去了杰尔曼这个祸害。    杰尔曼死后，他的一部分生意由伊曼纽尔·基莫尔接手经营。其中既有合法生意，也有非法生意，而且股权也很复杂。有的归基莫尔一人所有，有些由基莫尔和杰尔曼的家人共同持股，还有些业务持股人身份不明。在掌握了这笔财富之后，基莫尔决定以此将本求利，以小博大，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    基莫尔把赌场设在了美国的股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