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江泽民警告港英政府：绝不能你请客我掏钱

核心提示：英国人“提出用一千两百亿港元即一百五十亿美元搞大型工程项目计划，搞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这些建设大约要二十年的时间。起初几年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然后英国人就撤走了。这等于‘你请客、我付钱'。我没说绝对不行，但要双方商量。”［3］（p.118）“香港的建设工程，也不能全部让英国人得利。英国人不要只顾自己从香港捞好处，大派福利，还要给港人留下生路，不能‘你请客、我付钱'。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对将来好多事，我们要未雨绸缪。……香港一百八十万工作人口没有健全的退休保障，这个问题很大，要合理地予以解决。退休保障涉及雇主、雇员和政府的利益，如何解决，对于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很重要。我看英方的意图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把一些明明是政府管的事都放到民间，把政府职能空化了。”

香港回归仪式（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作者：齐鹏飞（法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江泽民与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是当代中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伟大工程“率先垂范”的第一站。“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和实施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思想为起点，从“尊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和“剔除殖民主义、保留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并亲自指导了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22轮外交谈判和《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工作，亲自指导了保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小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亲自指导了“后过渡期”中英两国严重政治对抗的形势下的香港“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的工作，为香港回归、为当代中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香港模式”的建立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正如江泽民所说：“邓小平先生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奠基人，他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打开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具有开创意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都是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1］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的领导集体殚精竭虑所戮力的“香港明天更好”的工作，就是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这一“政治交代”和“思想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

香港回归前和香港回归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戮力的“香港明天更好”的工作，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是香港回归前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一是香港回归后的“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

英国政府是在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开始改变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比较一贯的政治合作态度和外交政策而走向政治对抗的。英国不仅没有淡化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极大地强化了“冷战”思维。英国一方面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中国将是纷纷倒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试图使香港成为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将“冷战”时期就一直酝酿的在香港进行“光荣撤退”的计划付诸实施，试图通过所谓的“民主化”改革在“九七”以后的香港建立起一个向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内地说“不”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努力保持英国对“九七”以后香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对抗。

江泽民直接介入解决香港问题是在1989年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之际，首先面对的就是西方反华势力试图将香港经营成为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颠覆”基地问题的挑战。江泽民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国两制”，“两制”必须“互不干预”！作为“经济城市”的香港不能“政治化”。

在一次与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谈话时，江泽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内地不会把香港“社会主义化”、香港也不能挑战中国内地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立场。［2］以后，江泽民还针对部分香港人存在的疑虑和误解，利用各种会见外国客人和香港同胞的场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引导香港人辩证地认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互不干预”的关系。

1989年12月，江泽民会见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顾问柯利达时指出：“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我曾在同香港许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谈话中引用过中国的一句谚语，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说：‘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实，我这句话完整地说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3］1990年3月20日，江泽民会见新加坡国会议员、总理政治秘书吴博韬时指出：“我们保证回归祖国后的香港还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说话算数。”［3］（p.118）

1993年3月，江泽民在会见香港文化人士金庸时指出：“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井水不犯河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井水不犯河水'，没有说‘河水不犯井水'，意思是河水可以犯井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嗦。我说‘井水不犯河水'，就包括了‘河水不犯井水'的含义。”［4］1994年7月7日，江泽民在会见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理事访京团时指出：“不久前，我到广东、福建考察，在深圳特别讲到，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边界线不能动，香港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深圳是社会主义的深圳。这条线动了，不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深圳，就是社会主义的深圳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香港。我们‘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是很清楚的。这是个大原则，无论怎么样也不能改变。”［3］（p.384）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英国人在香港忽然关注起“英人治港”时代一直忽略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如投资近200亿美元的“玫瑰园”计划———香港新机场的建设，其“挖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储备而为英国人在香港的“光荣撤退”建造“有形的纪念碑”的动向引起了江泽民的高度警惕，他明确指出：没有“你请客、我付钱”的道理。江泽民讲：“在经济方面，我希望英方不要搞过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开出过大的支票。基础设施过大过多，难以完成，将给香港带来问题。”［3］（pp.81～82）

英国人“提出用一千两百亿港元即一百五十亿美元搞大型工程项目计划，搞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这些建设大约要二十年的时间。起初几年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然后英国人就撤走了。这等于‘你请客、我付钱'。我没说绝对不行，但要双方商量。”［3］（p。118）“香港的建设工程，也不能全部让英国人得利。英国人不要只顾自己从香港捞好处，大派福利，还要给港人留下生路，不能‘你请客、我付钱'。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对将来好多事，我们要未雨绸缪。……香港一百八十万工作人口没有健全的退休保障，这个问题很大，要合理地予以解决。退休保障涉及雇主、雇员和政府的利益，如何解决，对于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很重要。我看英方的意图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把一些明明是政府管的事都放到民间，把政府职能空化了。”［3］（p.384）

因此，江泽民谆谆告诫香港同胞：“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从总体上对香港前途坚定信心，对港英当局提高警惕。英国原来是个殖民国家，现在要他们从香港退出来，他们愿意吗？不愿意。香港是英国曾经取得的一块肥肉，要他们从口中吐出来，他们愿意吗？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对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祖国制造种种障碍。”［3］（p.383）

在20世纪90年代自“英人治港”的旧香港至“港人治港”的新香港的“后过渡期”，江泽民最倾力关注的就是英国政府长期酝酿而由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实施的以“保持英国对‘九七'以后香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即在‘九七'以后的香港建立起一个向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内地说‘不'的政治体制”为导向的所谓“民主化”改革问题，这也是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后过渡期”政治对抗的主战场。

对于这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江泽民和中国政府是有充分的“应战”心理准备的。1989年12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派柯利达作为特使出访中国，给江泽民带来一封信，以承诺香港不会被用来作为颠覆中国的基地、香港问题不会被“国际化”以及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为交换条件，逼中国政府在香港立法局议员的“直选议席”问题，即香港的所谓“民主化”改革问题上让步。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作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江泽民顶住了压力，他对柯利达讲：“今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反华潮流，香港也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各国的政治制度同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香港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和居民表达意见的方式，香港实行政治民主化要循序渐进。撒切尔夫人说英方不能不考虑香港的‘民意'。民意问题，要看究竟是民众真正自发表达的意愿还是有人操纵。……香港有的人说代表‘民意'，我看他就不能代表民意，一是他有一定的个人目的，二是他唯恐天下不乱。香港不稳，对港英当局、对中英双方都没有好处，只会危害香港的稳定繁荣。……我希望双方能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出发，就民意问题取得共识。……英方的意思似乎是，在立法局直选议席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一个前提，如果达不成谅解，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就都不能取得进展。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在任何问题上，如果合情合理同我们商量，都好说，但企图压我们是不行的。你越压，我越硬。……在港英政府管理期间，香港发生任何不安定都不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我希望双方都要保持警惕性，因为确实有人不愿看到香港保持稳定繁荣。”［3］（pp.80～83）

以后，江泽民曾经多次回顾这次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与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正面交锋，反复阐释他对于英国人“别有用心”地在香港推行所谓“民主化”改革问题的基本立场。1990年3月20日，江泽民在会见吴博韬时讲：“中国人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要想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中国对此极其反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