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哈耶克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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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名声今天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瑞典国家银行于１９６８年捐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受这一厚礼，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仅如哈耶克所说的，创立这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曾颁奖给他本人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现在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之门外了。事实上，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与哈耶克一起分享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冈纳尔·缪尔达尔后来就提议，应当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哈耶克、弗里德曼之类的反动派。（有一个笑话说到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尔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哈耶克，消息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日宣布的，这是令哈耶克返老还童的事件。他不光是三十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瑞典一直被称赞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正在形成一种“中间道路”———开始的时候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影响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一边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衰老了，已经跟不上趟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他觉得，它应当奖励那些“比较晚近完成的某项成果”①。他也坦率地承认，随着他的学术兴趣转移，他已经不再搞专业经济学研究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尔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这突出显示了两人立场的分歧②。相反，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③。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１９６０年。而自那之后，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的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钱伯林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注意到，从哈耶克获奖中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觉得，像哈耶克这样‘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④。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茨：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充分地承认你的贡献的时候，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所能抱的期望。”⑤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订下了一个规则，五年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六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授予缪尔达尔，但缪尔达尔太左了，因此———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予以证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尔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⑥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扫地。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够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配对，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⑦
理查德·埃贝凌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尔达尔，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尔达尔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⑧。
跟其它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１９６９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项都是从１９０１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分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１９７６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任尼琴也来参加１２月举行的１９７４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１９７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１９７４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１９５６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⑩。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４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７０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１９８４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穴Ｆｉｎｌａｎｄｉｚｅｄ，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雪。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认可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最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声名显赫。假如没有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1) 如今人们经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２０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着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思考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却经常引用哈耶克，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要少一些，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比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学券制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１９６２）中，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①。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为专断的”②。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他说，“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③。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④。
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每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他们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于４０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的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⑤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于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⑥，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⑦。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４６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１９７７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⑧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⑨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研究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５０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⑩
大概由于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都比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密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１９６３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穴大笑?雪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11}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１９４７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以及在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2}。１９７６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６０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穴哈耶克?雪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14}。哈耶克最后一任秘书、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也回忆道，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曾说过“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15}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在讣告中说，“７０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新获得了声望”{16}。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发秩序、知识分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在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着边际。”{17}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附带地研究研究经济学。”{1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2)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上也有区别。１９８５年，哈耶克曾与人说过下面一段话：
问：芝加哥学派———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其它人，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而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米尔顿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给朝圣山学社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努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资料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资料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穴经验上的?雪关联。很有可能，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跟斯蒂格勒，你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他乐意面对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是贝克尔。就理论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想让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穴的《通论》?雪。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十分危险的。{19}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在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任上干了２５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１９４８年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在过去３０年中，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20}。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进行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等。”{21}“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人们互相对对方产生影响的，不是总量和平均数，而是个别的行为。”{22}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批评，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一个理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做出评价，那它通常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23}。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跟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某些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跟哈耶克自己的观点是相同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够对现象做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而又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的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给人深刻印象的、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情况的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于解决具体问题{24}。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它的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即讲究严格验证的方法混为一谈？
２０００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学?穴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雪的方法，即认为知识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够信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25}
１９９５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他们?穴伦敦经济学院?雪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对它没有感觉。谈到这一点，他?穴哈耶克?雪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他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ｐｒｅ?鄄ｄｉｃｔｉｏｎ）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１９７７年接受采访时他说，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也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凯恩斯?穴约翰·内维尔，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雪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研究‘应当是什么’。”{31}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就是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特定行为之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至？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因·兰德（Ａｙｎ Ｒａｎｄ），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２０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曾听哈耶克８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认为，其它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32}
兰德出版于１９５７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极受欢迎，极具影响，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她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１９４６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莱奥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所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一方宣传我们的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它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33}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１９４３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因为‘大体上’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举一个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34}
米尔顿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好几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最近几十年的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爱因·兰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了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观念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35}。
《个人自由》杂志在１９７７年对读者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０％的受调查者都说，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36}。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从１分到５分，每位受调查者都列出前五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弗里德曼对哈耶克最热情的赞扬，出现在他于１９９２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称哈耶克“无疑……是已经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之最重要的思想领袖”{3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1)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哈耶克的两项主要工作任务是完成长期搁置的《法、立法与自由》，并对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哈耶克谈到他本人和经济学家同仁们时说，由于当时正在肆虐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学界一团糟”①。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中断了差不多３０年后，哈耶克又重新捡起了专业色彩更浓的货币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货币问题，这次也一样，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又使他回到了当初曾经讨论的领域。
哈耶克仍然坚信，通货膨胀造成的主要麻烦在于，它扭曲了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在１９７４年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写道：“通货膨胀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它使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从而使我们迟早要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②在哈耶克看来，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出现了过剩。
哈耶克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１９８０年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哈耶克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更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简陋”，弗里德曼的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它“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货币，也包括对这些货币的需求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③。
１９７８年，在他晚年写的那本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不完整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第二版中，他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了批评。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由于它“强调的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它使人们一门心思只关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信贷关系的有害影响，而忽视了大量通货注入或退出流通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更重要、因而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它因此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尤其是会诱导投资投向错误的方向”④。
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按某个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哈耶克则认为，这种做法很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这种做法会导致货币流动性不足。“弗里德曼教授提出对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机构增加通货供应量速度施加法律限制，如果果真这样，那么，我不能想象，当人们得知，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快要接近上限、而增加流动性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对这段话，他有个注解：“对这种局面，沃尔特·白芝浩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说明：在英国货币市场处于敏感状态时，接近法定准备金水平，肯定会引发恐慌。”⑤
哈耶克也相信，这种做法不可能逐步地化解通货膨胀。１９８０年，他对新上任的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他觉得过于“软弱”或者说过于温和的政策发表过评论，他说，他曾经形成的“英国拯救自己的希望已经消退了那么一点点……我担心撒切尔夫人采纳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他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却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结构才导致的失业。如果我们经历过长期通货膨胀，则由于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错了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⑥。
哈耶克认为，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的幅度的做法，从政治上来说也是不可行的。相反，他认为，通货膨胀必须一劳永逸地、断然地予以中止，因为一旦启动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过程，则在被扭曲的生产结构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清算过程，从而使经济陷入危机。他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初期英国、美国等国采取的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
哈耶克对英国一鼓作气消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表示悲观，他认为，要终结通货膨胀，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他预言：“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下定决心，那索性就不要做。如果徒然地通过价格控制手段来掩盖通货膨胀，英镑最后必然会完全崩溃”⑦。他认为，不情愿通过货币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必然会采取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反过来，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接管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摧毁自由市场经济。年轻时在奥地利经历过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给他留下了太深印象。
哈耶克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都不被一般公众所理解。在很多场合他都表达过一种伤感情绪，公众不明白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已经够糟糕的了，惟一一件比这还糟糕的事是，他们太信赖这个理论了。他一直认为，货币供应不断增加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扭曲生产结构。
他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和７０年代初期的货币问题讨论产生的影响很小———至少与他所期望的相比是如此。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又成了知名人物，被认为是反凯恩斯、反通货膨胀、反大政府的象征，但他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影响。在公众心目中，他的观点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大而化之的观点本身。他的货币理论对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
终其一生，哈耶克对不少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悲观。在《自由宪章》中，他曾担心，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随着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保障项目开支不断上升，最终政府有可能把老年人关进“集中营”。在这里，他还表达过另一种担心，“这一天也许并不遥远，政府有可能通过在饮用水中添加某种合适的药物……从而可以提升或压制、刺激或麻痹全体民众的思想。”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者”，在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时，他曾请读者参考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Ｂ．Ｆ·斯金纳的《沃尔登下篇》⑧。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没有其历史上其它时期那样好：
问：……我想，您大概会同意，如果用某些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过去３０年间整个世界的经济的运转情况，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
答：我有点怀疑……⑨
哈耶克一直预言，在他认为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结束后，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其程度可能与大萧条不相上下，甚至更严重。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最终的结局正在临近，或许已经降临了。”⑩１９８３年他又说，“政治家的愚蠢极有可能导致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的那种结局。”{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他做出过很多次类似的预言。
哈耶克认为，自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初期从事货币理论研究以来，几十年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结论。１９７９年有人曾问过哈耶克：“自你开始从事商业周期理论研究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是强化了还是了弱化了你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信念？”哈耶克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强化了。”{12}哈耶克极少改变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学观点。１９８１年，在谈论自己对当时英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看法时，哈耶克说：“失业是一举终止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我已经考虑到了，达到这一目的必然出现的大量失业，但这是让英国恢复可以自我维系的秩序的惟一途径，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英国才能在未来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失业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祸根在于以前的通货膨胀……我经常觉得有点遗憾，过去没有足够的企业破产掉；如果有更多企业被清理而不是被人为地维持下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会好得多。”{13}在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之后，英国扭曲的生产结构难免会导致失业和破产。１９８１年他还说过，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英国可能会面临食品短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支付进口货。英国要进口大量原材料，尽管它生产的食品比上次大战前多，但似乎仍然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这些问题的爆发，最初会表现为短缺和定量供应。或许十年之内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14}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2) １９７５年，朝圣山学社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来庆祝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出于谦逊，哈耶克没有赴会。但当宣读他发来的一封信，告诉大家他已经完成《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二卷时，与会者发出了热烈的欢呼。１９７５年，他还曾在美国的新闻访谈节目“与新闻界会面”中露面。
一位记者曾描述过那个时候的哈耶克夫妇，当时哈耶克刚刚获得诺贝尔奖：
这些天，他每天上午都用来写作、阅读严肃的东西。他得为论述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专着做准备。然后，他活动活动身体，一般都是在倒映着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的田园诗般的湖畔散步。回来后读点轻松休闲的东西，基本上是躺在床上。他喜欢读特罗洛普的小说?穴Ａｎｔｈｏｎｙ Ｔｒｏｌｌｏｐｅ，１８１５－１８８２，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著称，还写有几本政治小说———译者注?雪。然后打开唱机，听听音乐，而他夫人比他更喜欢音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莫扎特。瓦格纳呢？“不怎么经常听。太闹了。他的很多曲子也太长了。”
他正准备在屋里拍照时，他夫人弗劳·哈耶克散步回家。哈耶克离开，两人在别的屋里用德语交谈。然后他过来解释说，弗劳·哈耶克将跟我们一起去拍他的照片，不过她不能出现在照片中。我们同意了。然后她就出来了，她是一位比哈耶克小两岁的优雅的女士。
她跟她丈夫的爱好一模一样。我们问她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她说：“我喜欢那一长串伟大的古典音乐，从莫扎特到勃拉姆斯。”马勒呢？“不喜欢，他不在这条线上。他是勃拉姆斯之后的。”那么舒伯特呢？“当然，他在莫扎特和勃拉姆斯之间，因此，我喜欢他，我上面已经说过原因了。”{15}
哈耶克于１９７７年离开萨尔茨堡又回到弗赖堡的时候，他和海伦娜又搬到他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住过的那栋公寓。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差不多就是他们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惟一条件。
哈耶克晚年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提出了允许货币之间进行竞争的思想。他在１９７５年的一篇讲话《货币选择：终止通货膨胀之道》中第一次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除了实行金本位制的两个世纪之外，他觉得，“实际上，每个政府一直都在使用其对货币发行的独占权力来榨取和掠夺人民……最危险的、因而也最应当剥夺的，不是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而是其发行货币的独占性权利，以及他们强迫人民使用他们发行的货币并按他们单方面确定的价格接受这种货币的权力”{16}。
哈耶克提出的让各国货币竞争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他写道，我“对最近的将来所提出的建议是，欧洲共同市场各国，最初可以由欧洲的中立国家（然后可以包括北美国家），签署一项正式条约，彼此约束自己不对货币的跨境自由交易设置任何障碍，也不对合法地在其境内创办的任何机构自行地发行货币设置任何障碍”{17}。这就需要取消外汇控制，取消对货币在各国间流动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管制，创造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一种货币的自由。
在他所提出的上述短期计划“背后所隐含的普遍原则”可以概括为，如果“我们打算否定在一国境内不应只能使用由该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并承认别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同样可以在本国流通，那么，我们立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完全取消政府在供应货币方面的垄断权、允许私人企业可以向公众供应他们可能更喜欢的交换媒介，这难道不是同样可取的吗？现在大家都普遍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其实，这种格局并非是必需的，甚至并没有多少好处”{18}。
哈耶克晚年在好几个场合说过，他做出了一个发现和两项“发明”，这个发现就是发现了知识分工，而这两项发明则分别是他关于代议政府的设想和他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他对货币改革提出的设想超出了他的时代。阿瑟·塞尔登引用“英国银行系统的一位大人物”的话说，这些建议可能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哈耶克最初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仅仅允许各国货币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这是允许私人发行货币的第一步）———曾被撒切尔政府应用在欧洲货币改革讨论中。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回忆说，１９８９年，他和撒切尔夫人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欧洲货币问题会谈中“我们将提出替代欧洲货币联盟的一种方案，即以哈耶克提出的互相竞争的货币思想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仍然保留在各国中央银行手中……而允许货币完全自由地兑换，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这样，正好跟格里兴法则（Ｇｒｅｓｈａｗ＇ｓ ｌａｗ）相反，良币会逐渐驱除劣币，最后，从理论上说，欧洲会通过自由选择而形成单一货币。”{20}
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同意尼格尔在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即将就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举行的会谈上将采取的方针。尼格尔已经形成了一个巧妙的思路，其基础是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不应该由政府而应当由市场来充当货币联盟发展的动力。（不幸的是，这一建议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原因部分在于，它绝不是国家统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模式，而这才是我们的欧洲共同体伙伴们所偏爱的东西。）”{21}
哈耶克没有能够继续发挥他晚年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思想，没有继续呼吁货币竞争和私人发行货币。不久他就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他认为，这是他的生命和思想的总结———《致命的自负》。
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哈耶克，消息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日宣布的，这是令哈耶克返老还童的事件。他不光是三十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瑞典一直被称赞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正在形成一种“中间道路”———开始的时候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影响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一边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衰老了，已经跟不上趟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他觉得，它应当奖励那些“比较晚近完成的某项成果”①。他也坦率地承认，随着他的学术兴趣转移，他已经不再搞专业经济学研究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尔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这突出显示了两人立场的分歧②。相反，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③。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１９６０年。而自那之后，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的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钱伯林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注意到，从哈耶克获奖中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觉得，像哈耶克这样‘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④。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茨：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充分地承认你的贡献的时候，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所能抱的期望。”⑤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订下了一个规则，五年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六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授予缪尔达尔，但缪尔达尔太左了，因此———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予以证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尔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⑥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扫地。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够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配对，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⑦
理查德·埃贝凌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尔达尔，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尔达尔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⑧。
跟其它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１９６９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项都是从１９０１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分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１９７６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任尼琴也来参加１２月举行的１９７４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１９７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１９７４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１９５６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⑩。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４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７０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１９８４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穴Ｆｉｎｌａｎｄｉｚｅｄ，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雪。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认可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最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声名显赫。假如没有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1) 如今人们经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２０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着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思考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却经常引用哈耶克，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要少一些，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比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学券制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１９６２）中，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①。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为专断的”②。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他说，“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③。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④。
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每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他们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于４０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的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⑤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于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⑥，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⑦。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４６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１９７７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⑧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⑨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研究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５０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⑩
大概由于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都比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密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１９６３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穴大笑?雪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11}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１９４７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以及在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2}。１９７６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６０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穴哈耶克?雪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14}。哈耶克最后一任秘书、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也回忆道，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曾说过“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15}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在讣告中说，“７０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新获得了声望”{16}。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发秩序、知识分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在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着边际。”{17}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附带地研究研究经济学。”{1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2)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上也有区别。１９８５年，哈耶克曾与人说过下面一段话：
问：芝加哥学派———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其它人，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而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米尔顿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给朝圣山学社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努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资料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资料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穴经验上的?雪关联。很有可能，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跟斯蒂格勒，你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他乐意面对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是贝克尔。就理论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想让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穴的《通论》?雪。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十分危险的。{19}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在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任上干了２５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１９４８年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在过去３０年中，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20}。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进行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等。”{21}“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人们互相对对方产生影响的，不是总量和平均数，而是个别的行为。”{22}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批评，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一个理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做出评价，那它通常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23}。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跟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某些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跟哈耶克自己的观点是相同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够对现象做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而又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的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给人深刻印象的、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情况的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于解决具体问题{24}。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它的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即讲究严格验证的方法混为一谈？
２０００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学?穴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雪的方法，即认为知识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够信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25}
１９９５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他们?穴伦敦经济学院?雪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对它没有感觉。谈到这一点，他?穴哈耶克?雪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他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ｐｒｅ?鄄ｄｉｃｔｉｏｎ）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１９７７年接受采访时他说，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也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凯恩斯?穴约翰·内维尔，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雪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研究‘应当是什么’。”{31}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就是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特定行为之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至？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因·兰德（Ａｙｎ Ｒａｎｄ），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２０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曾听哈耶克８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认为，其它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32}
兰德出版于１９５７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极受欢迎，极具影响，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她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１９４６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莱奥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所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一方宣传我们的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它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33}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１９４３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因为‘大体上’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举一个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34}
米尔顿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好几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最近几十年的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爱因·兰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了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观念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35}。
《个人自由》杂志在１９７７年对读者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０％的受调查者都说，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36}。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从１分到５分，每位受调查者都列出前五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弗里德曼对哈耶克最热情的赞扬，出现在他于１９９２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称哈耶克“无疑……是已经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之最重要的思想领袖”{3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1)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哈耶克的两项主要工作任务是完成长期搁置的《法、立法与自由》，并对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哈耶克谈到他本人和经济学家同仁们时说，由于当时正在肆虐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学界一团糟”①。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中断了差不多３０年后，哈耶克又重新捡起了专业色彩更浓的货币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货币问题，这次也一样，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又使他回到了当初曾经讨论的领域。
哈耶克仍然坚信，通货膨胀造成的主要麻烦在于，它扭曲了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在１９７４年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写道：“通货膨胀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它使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从而使我们迟早要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②在哈耶克看来，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出现了过剩。
哈耶克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１９８０年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哈耶克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更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简陋”，弗里德曼的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它“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货币，也包括对这些货币的需求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③。
１９７８年，在他晚年写的那本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不完整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第二版中，他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了批评。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由于它“强调的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它使人们一门心思只关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信贷关系的有害影响，而忽视了大量通货注入或退出流通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更重要、因而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它因此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尤其是会诱导投资投向错误的方向”④。
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按某个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哈耶克则认为，这种做法很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这种做法会导致货币流动性不足。“弗里德曼教授提出对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机构增加通货供应量速度施加法律限制，如果果真这样，那么，我不能想象，当人们得知，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快要接近上限、而增加流动性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对这段话，他有个注解：“对这种局面，沃尔特·白芝浩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说明：在英国货币市场处于敏感状态时，接近法定准备金水平，肯定会引发恐慌。”⑤
哈耶克也相信，这种做法不可能逐步地化解通货膨胀。１９８０年，他对新上任的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他觉得过于“软弱”或者说过于温和的政策发表过评论，他说，他曾经形成的“英国拯救自己的希望已经消退了那么一点点……我担心撒切尔夫人采纳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他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却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结构才导致的失业。如果我们经历过长期通货膨胀，则由于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错了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⑥。
哈耶克认为，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的幅度的做法，从政治上来说也是不可行的。相反，他认为，通货膨胀必须一劳永逸地、断然地予以中止，因为一旦启动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过程，则在被扭曲的生产结构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清算过程，从而使经济陷入危机。他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初期英国、美国等国采取的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
哈耶克对英国一鼓作气消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表示悲观，他认为，要终结通货膨胀，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他预言：“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下定决心，那索性就不要做。如果徒然地通过价格控制手段来掩盖通货膨胀，英镑最后必然会完全崩溃”⑦。他认为，不情愿通过货币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必然会采取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反过来，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接管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摧毁自由市场经济。年轻时在奥地利经历过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给他留下了太深印象。
哈耶克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都不被一般公众所理解。在很多场合他都表达过一种伤感情绪，公众不明白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已经够糟糕的了，惟一一件比这还糟糕的事是，他们太信赖这个理论了。他一直认为，货币供应不断增加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扭曲生产结构。
他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和７０年代初期的货币问题讨论产生的影响很小———至少与他所期望的相比是如此。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又成了知名人物，被认为是反凯恩斯、反通货膨胀、反大政府的象征，但他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影响。在公众心目中，他的观点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大而化之的观点本身。他的货币理论对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
终其一生，哈耶克对不少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悲观。在《自由宪章》中，他曾担心，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随着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保障项目开支不断上升，最终政府有可能把老年人关进“集中营”。在这里，他还表达过另一种担心，“这一天也许并不遥远，政府有可能通过在饮用水中添加某种合适的药物……从而可以提升或压制、刺激或麻痹全体民众的思想。”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者”，在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时，他曾请读者参考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Ｂ．Ｆ·斯金纳的《沃尔登下篇》⑧。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没有其历史上其它时期那样好：
问：……我想，您大概会同意，如果用某些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过去３０年间整个世界的经济的运转情况，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
答：我有点怀疑……⑨
哈耶克一直预言，在他认为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结束后，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其程度可能与大萧条不相上下，甚至更严重。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最终的结局正在临近，或许已经降临了。”⑩１９８３年他又说，“政治家的愚蠢极有可能导致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的那种结局。”{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他做出过很多次类似的预言。
哈耶克认为，自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初期从事货币理论研究以来，几十年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结论。１９７９年有人曾问过哈耶克：“自你开始从事商业周期理论研究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是强化了还是了弱化了你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信念？”哈耶克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强化了。”{12}哈耶克极少改变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学观点。１９８１年，在谈论自己对当时英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看法时，哈耶克说：“失业是一举终止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我已经考虑到了，达到这一目的必然出现的大量失业，但这是让英国恢复可以自我维系的秩序的惟一途径，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英国才能在未来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失业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祸根在于以前的通货膨胀……我经常觉得有点遗憾，过去没有足够的企业破产掉；如果有更多企业被清理而不是被人为地维持下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会好得多。”{13}在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之后，英国扭曲的生产结构难免会导致失业和破产。１９８１年他还说过，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英国可能会面临食品短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支付进口货。英国要进口大量原材料，尽管它生产的食品比上次大战前多，但似乎仍然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这些问题的爆发，最初会表现为短缺和定量供应。或许十年之内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14}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2) １９７５年，朝圣山学社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来庆祝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出于谦逊，哈耶克没有赴会。但当宣读他发来的一封信，告诉大家他已经完成《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二卷时，与会者发出了热烈的欢呼。１９７５年，他还曾在美国的新闻访谈节目“与新闻界会面”中露面。
一位记者曾描述过那个时候的哈耶克夫妇，当时哈耶克刚刚获得诺贝尔奖：
这些天，他每天上午都用来写作、阅读严肃的东西。他得为论述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专着做准备。然后，他活动活动身体，一般都是在倒映着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的田园诗般的湖畔散步。回来后读点轻松休闲的东西，基本上是躺在床上。他喜欢读特罗洛普的小说?穴Ａｎｔｈｏｎｙ Ｔｒｏｌｌｏｐｅ，１８１５－１８８２，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著称，还写有几本政治小说———译者注?雪。然后打开唱机，听听音乐，而他夫人比他更喜欢音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莫扎特。瓦格纳呢？“不怎么经常听。太闹了。他的很多曲子也太长了。”
他正准备在屋里拍照时，他夫人弗劳·哈耶克散步回家。哈耶克离开，两人在别的屋里用德语交谈。然后他过来解释说，弗劳·哈耶克将跟我们一起去拍他的照片，不过她不能出现在照片中。我们同意了。然后她就出来了，她是一位比哈耶克小两岁的优雅的女士。
她跟她丈夫的爱好一模一样。我们问她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她说：“我喜欢那一长串伟大的古典音乐，从莫扎特到勃拉姆斯。”马勒呢？“不喜欢，他不在这条线上。他是勃拉姆斯之后的。”那么舒伯特呢？“当然，他在莫扎特和勃拉姆斯之间，因此，我喜欢他，我上面已经说过原因了。”{15}
哈耶克于１９７７年离开萨尔茨堡又回到弗赖堡的时候，他和海伦娜又搬到他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住过的那栋公寓。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差不多就是他们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惟一条件。
哈耶克晚年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提出了允许货币之间进行竞争的思想。他在１９７５年的一篇讲话《货币选择：终止通货膨胀之道》中第一次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除了实行金本位制的两个世纪之外，他觉得，“实际上，每个政府一直都在使用其对货币发行的独占权力来榨取和掠夺人民……最危险的、因而也最应当剥夺的，不是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而是其发行货币的独占性权利，以及他们强迫人民使用他们发行的货币并按他们单方面确定的价格接受这种货币的权力”{16}。
哈耶克提出的让各国货币竞争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他写道，我“对最近的将来所提出的建议是，欧洲共同市场各国，最初可以由欧洲的中立国家（然后可以包括北美国家），签署一项正式条约，彼此约束自己不对货币的跨境自由交易设置任何障碍，也不对合法地在其境内创办的任何机构自行地发行货币设置任何障碍”{17}。这就需要取消外汇控制，取消对货币在各国间流动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管制，创造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一种货币的自由。
在他所提出的上述短期计划“背后所隐含的普遍原则”可以概括为，如果“我们打算否定在一国境内不应只能使用由该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并承认别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同样可以在本国流通，那么，我们立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完全取消政府在供应货币方面的垄断权、允许私人企业可以向公众供应他们可能更喜欢的交换媒介，这难道不是同样可取的吗？现在大家都普遍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其实，这种格局并非是必需的，甚至并没有多少好处”{18}。
哈耶克晚年在好几个场合说过，他做出了一个发现和两项“发明”，这个发现就是发现了知识分工，而这两项发明则分别是他关于代议政府的设想和他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他对货币改革提出的设想超出了他的时代。阿瑟·塞尔登引用“英国银行系统的一位大人物”的话说，这些建议可能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哈耶克最初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仅仅允许各国货币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这是允许私人发行货币的第一步）———曾被撒切尔政府应用在欧洲货币改革讨论中。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回忆说，１９８９年，他和撒切尔夫人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欧洲货币问题会谈中“我们将提出替代欧洲货币联盟的一种方案，即以哈耶克提出的互相竞争的货币思想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仍然保留在各国中央银行手中……而允许货币完全自由地兑换，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这样，正好跟格里兴法则（Ｇｒｅｓｈａｗ＇ｓ ｌａｗ）相反，良币会逐渐驱除劣币，最后，从理论上说，欧洲会通过自由选择而形成单一货币。”{20}
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同意尼格尔在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即将就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举行的会谈上将采取的方针。尼格尔已经形成了一个巧妙的思路，其基础是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不应该由政府而应当由市场来充当货币联盟发展的动力。（不幸的是，这一建议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原因部分在于，它绝不是国家统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模式，而这才是我们的欧洲共同体伙伴们所偏爱的东西。）”{21}
哈耶克没有能够继续发挥他晚年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思想，没有继续呼吁货币竞争和私人发行货币。不久他就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他认为，这是他的生命和思想的总结———《致命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