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哈耶克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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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5章 《自由宪章》(3)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所抱的期望高于其所有著作。１９７８年他曾跟詹姆斯·布坎南有过下面一番对话：
问：我听你说过，你对《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非常惊讶。同时我也听人说，你对《自由宪章》没有引起反响表示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后有点落空了。有这回事吗？
答：有，有这回事。{31}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宪章》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样能够广泛地流行。这本书于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正式出版上市，不过书评和新书样本早在１９５９年就已经陆续寄出了。除了报刊杂志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学者、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寄出了不少本样书。尽管这些推销宣传费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不过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点腰包。
他希望赢得更多的读者。他给《时代》周刊写了信，希望该杂志发表书评，他说，表面上看起来，《自由宪章》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实际上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不过该杂志后来并没有发表书评。他寄给很多报刊的信都与此类似，并附上一本样书。在这些信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商人和公共事务与公共舆论领袖们的。他亲自向前总统胡佛、副总统尼克松、《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向沃尔特·李普曼、向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人寄上样书。看起来，尼克松还至少翻过这本书，并且基本上认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宪章》寄给《读者文摘》，希望它能发表一个缩写本，跟当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样。在一封致《读者文摘》编辑德怀特·华莱士的信中，他形容这本书是对自由社会原则的正面论述，《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但《读者文摘》的答复让哈耶克大为失望，它说他们不大可能缩写这本书。
他还寄了一些样书和信，是想得到可以供以后宣传使用的评语。比如，罗斯科·庞德回信给哈耶克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本着作是及时的、扎实的，文字也很优美。”{33}哈耶克进行出版前的这些活动时特意告诉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２月９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晓这个日期。
结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时代》还是《生活》，都没有发表书评，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纽约时报》一篇内页书评中做出了负面的评价，而１６年前，该报是在首页、以通栏标题来评论《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说：“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听取的。他是一剂思想上的补药。但在我们这个艰难时刻，他的经济哲学指明的是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34}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引起的反响大为失望，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说是因为哈耶克对自己估计过高，并对这本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通俗著作，实际上，对于这样严肃的一本书，它已经得到了相当热烈、正面的评价了。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写道，这是一本“及时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书”{35}；《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杂志》上发表意见认为，这本书“应当是观念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36}；阿瑟·肯普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说，《自由宪章》“对于在２０世纪重述自由社会的原则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西方文明成长、乃至维持生存端赖于此一原则”{37}；亨利·哈兹利特１９４４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这一次他也在他开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赞誉了《自由宪章》。
１９６０年６月，在《自由宪章》出版６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书评家说，“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即使是通常对反国家统制主义立场抱有敌意的报刊，对这本书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宪章》当然没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强大的影响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令人鼓舞，因为这似乎证明了，哈耶克的立场已经重新成为某种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视为怪物，视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老辉格党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信奉者了”。{38}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标志着他与哈耶克重归于好的书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像我们在这里的教员研讨会上进行友好的讨论那样说话，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做。社会中的秩序不可能从整体上计划，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最精当地揭示１８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之开创性意义的，莫过于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阐述，它本身也蕴涵着很多新鲜的洞见。１５０年间被人机械地重复的种种命题，终于获得了前人未曾意识到的意义和深刻性。”文章最后说，对于这样一本书，“没有最低限度的宽宏大量和美好感觉的人是读不下去的，而读完之后，我们会对这本书充满感激和赞赏之情———因为它对这场大论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感激，因为赋予它以灵感、并使之得以成书的道德热情和思想力量而赞赏它”{39}。随着哈耶克的第一位妻子哈耶克夫人去世，两人之间的嫌隙开始弥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最后对保守主义给予了批评，该书的跋就是《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他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当代斗争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时会与保守主义力量结成同盟，但他认为，这种战术性的同盟关系，并不能说明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立场；古典自由主义者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事实上，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通之处，也远多于这两者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相同之处。他写道：“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一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具有家长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于它具有传统至上、反智主义、并且经常有神秘主义倾向，因而除了在短暂的幻灭时期外，它决不会寄希望于年轻人或其它相信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得进行某些变革的人。”{40}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主义。
而保守主义对待知识的态度尤其引起哈耶克的反感。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对人类获得新知识表示欢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着各个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而保守主义却一般并不这样看，它具有一种“拒绝接受已经获得充足证明的新知识的倾向，因为他们不喜欢可能由此而导致的某些后果。由于拒绝面对事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观点的力量”{41}。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则致力于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选择，在写作《自由宪章》的时候，他会选择左派，就好象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各个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对于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于一种本质上向前看的心态，而不是基于那种留恋过去的怀旧心态，或对现状的不切实际的赞美。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发增长的过程从人类愚蠢地设立的这种障碍和困扰中解放出来……?眼政治哲学家的?演希望必须仰赖于说服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们现在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革，但他们至少愿意批评性地审视现状，并在必要的时候变革之。”{42}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学。它们关注的是可能出现的世界，而不是从来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叫做保守主义哲学的东西。保守主义并不能向我们提供足以影响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43}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6章 影 响(1) 影响总是很难评估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赞许地引用密尔的话说，“每个时代都给了人类一个教训，但却总是被人类遗忘，即思辩性哲学表面上看起来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似乎与人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事实上，到最终它却是对他们影响最巨的东西”①。哈耶克本人也在《货币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中写道：“我认为，深入思考一切可能的选项，不仅是学院经济学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尽管现在看来它们离实现还很遥远。”②在《科学的反革命》的结尾他说：“我怀疑自己是否过高地估计了观念的长远影响。”③他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中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是影响公共舆论。但是只有在他不关心当下的可行性时，他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④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赞许地引用Ｇ．马志尼的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和历史。革命不过就是一种观念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⑤哈耶克本人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操纵公共舆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⑥
他最喜欢凯恩斯在其《通论》结尾说的一段话，谈到自己的这本着作，凯恩斯自己问自己：“这些观念有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实现的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大概弄清楚实践措施如何逐渐地体现这些观念，还需要再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但如果这些观念是正确的———笔者正是基于这一假设才动笔写作的———那么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争论这些观念的效力就是多余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做耳边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⑦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⑧在这里他还提出：“如果只考虑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则其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当他的观念透过历史学家和舆论人物、教育家与作家，以及各式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成为人们的共识之时，他们实际上就指引着历史的发展。”⑨用这一标准来看待哈耶克本人，他就一直希望并努力地指引社会的发展。
不管《自由宪章》当时是否成功———或根据哈耶克自己的看法，没有成功———其中包含的很多观念都为美国人所接受。１９６４年与林登·约翰逊竞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巴瑞·戈德华特就受到哈耶克的很大影响。戈德华特的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说：“２０年前，戈德华德还是生活在凤凰城的一位年轻商人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受此影响，戈德华德提出，他所建立的政府‘将承担的一项根本责任，即维护稳定的货币和财政环境，鼓励自由的、竞争性的经济，维持法律和秩序’…… 戈德华特最喜欢的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是哈耶克。”⑩戈德华特曾在讲话中提到过哈耶克，在１９８８年的自传中，他则说就任参议员之初，“受到哈耶克教授思想的很大影响”{11}。
戈德华特的《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背后的操刀者是布伦特·鲍泽尔（威廉·Ｆ．巴克利的连襟）———于１９６０年４月出版，仅比《自由宪章》晚两个月。该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广为流传，证明了哈耶克曾经提出的看法：《通往奴役之路》最大的优点是其简明扼要。《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的篇幅只有《自由宪章》的八分之一。最终卖出了四百多万本，使戈德华德一举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
尽管哈耶克与戈德华特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大体上是相同的。戈德华特写道：“保守主义者”（哈耶克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乃是实现与社会秩序之维系兼容的个人自由之最大化的艺术。保守主义者首先要理解，行使自由需要建立秩序；如果他人可以阻碍某人行使其自由，则该人就不是自由的。”{12}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秩序是任何社会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也别指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由就意味着法律之至高无上。
罗纳德·里根正是通过参加这次戈德华特的选战，才得以进入美国的全国政治圈中。在１９６４年总统大选前一周，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发表全国广播讲话，里根说：“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要么上升要么下坠：上升即可以实现人类的世代梦想———最终实现合乎法律和秩序的个人自由，下坠则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蚁群。”{13}有记者曾提问，“对你从事领导职责时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家是哪一位？”里根后来回答说：“我一向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曾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14}跟里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研究过哈耶克。里根执政时期的六大部门聘任的７４位经济学家中，有２０位是朝圣山学社会员。{15}前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回忆说，里根行政当局的高官中，受哈耶克影响的人物有理查德·艾伦、格林·坎贝尔、马丁·安德森，还有他本人。他又回忆道，里根引用过哈耶克的著作，对哈耶克的思想是比较了解的。不过米斯又说，弗里德曼对里根行政当局的影响更大一些。{16}
杰克·肯普（Ｊａｃｋ Ｋｅｍｐ）曾当选众议员，率先提出削减跨境贸易税的《肯普－罗斯税法》，１９８０年被里根政府采纳，１９９６年他又曾是罗伯特·多尔的总统竞选搭档。他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您的著作，尤其是《自由宪章》，激发了我竞选国会议员的欲望”{17}。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行政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全副力量投入到经济学中。最后我成了哈耶克的信徒”{18}。还有不少美国人都受到过哈耶克的影响，包括威廉·巴克利、弗兰克·梅耶、托马斯·索威尔、埃米特·泰里尔、乔治·威尔，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坎贝尔、荣·保罗、马克·桑福德、达纳·罗拉巴切尔、约翰·卡西奇、理查德·阿尔梅伊，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及马塞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
在美国，对哈耶克感兴趣的一般都是政治光谱中的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在英国，左派也对哈耶克产生了相当强烈的知识上的兴趣，正是通过德塞勋爵、约翰·格雷及雷蒙德·普朗特等学院学者的讨论，英国学院左派从历史的角度对他产生了兴趣。不过，在英国，对哈耶克最感兴趣的也是右派，最著名的是撒切尔夫人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撰写过凯恩斯传记的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也对哈耶克极具兴趣。
里根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苏联政府官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们“公然地、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所承认的惟一的道德就是能够推进他们的事业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将继续维护他们犯罪、撒谎、欺诈的权利”{20}，这句话其实借用了哈耶克的话。里根曾宣布，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哈耶克也说过同样的话。哈耶克的理想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能够指引历史发展，而事实上，２０世纪英美两国最重要的四位保守派政治领袖———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德华特和丘吉尔———也确实都受过他的影响，尽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哈耶克是因为财务方面的考虑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他非常“担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待遇问题：它要求我早早退休（６５岁），退休金也很低”{21}，按这个规定，他到１９６４年就该退休了。Ｄ．盖尔·约翰逊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管理部门和经济系，他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谈起过退休的事。由于办理离婚，由于他的生活花费比较高———每年都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假，所以哈耶克没有多少积蓄。他没有从《通往奴役之路》的各种缩写本中得到过一分钱的版税，他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通常这是最赚钱的学术门路。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一直到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５０００美元，一位记者在１９７５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５０００美元，就算很多了”{22}。《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两三年卖出了１０万本，哈耶克得到３万美元，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朝圣山学社会员拉尔夫·霍洛维茨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讲过，在一起金融诈骗中，他损失了自己的储蓄（尽管有可能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23}。哈耶克不是靠写作生活，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教授的工资。他的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说，哈耶克有一次告诉她，他每次换工作岗位都是出于财务上的考虑。哈耶克谈到离开美国时也曾说过，他“非常喜欢美国的思想气氛”，“在美国，他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而在英国没有这么强烈。{24}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不只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除了１９５０年曾在阿肯色大学呆过一个学期外，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学年，他曾在哈佛大学讲过政治经济学，１９６１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也讲过课。后来，在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众媒体的联系，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内的曝光率，从而有机会在美国、进而在国际媒体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谈到自己在芝加哥的岁月，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我跟经济系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我非常快乐，度过了１２年愉快的时光。维纳离开了，去了普林斯顿，但奈特还在那儿，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相投的朋友。在芝加哥的这１２年，我觉得非常快乐。”{25}
弗里德曼说，与经济系，“透过他带的学生，透过创办了《新个人主义评论》的学者群体，哈耶克对芝加哥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那里，哈耶克的影响非常强烈，非常大”{26}。《新个人主义评论》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８年间出版发行。弗里德曼又写道，《新个人主义评论》创办的时候，“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业，提出最严格地限制政府权力’，提出要‘致力于人类的自由’，这些话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开场白中，当时，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各国，这种信仰也处于低潮。不过在当时，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某种反击集体主义思想的思想运动正在形成，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趣又复苏了。尤其是两个有利于学者们之间交流的组织，推动了这一复苏：朝圣山学社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是在年龄最低的人群中活动。它积极推动在高校校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分会。每个分会的成员人数也都很少，但它们的成员都具有独立性、正直、无私、视野宽广。”{27}哈耶克在美国还参加过其它组织的活动，包括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费城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后来则参加过传统基金会和加图研究院的活动。{28}
拉美人士对哈耶克的兴趣可能受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对他的兴趣的影响。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就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曾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任阿根廷经济部长，后来担任阿驻美大使，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研究所。他在１９６８年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斗争白热化的阶段，我们的政府目前的经济舞台就是以你提出的思想为基础建立的。”{29}最近几十年间，大量拉美思想库和大学学者都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前任朝圣山学社会长、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阿亚乌曾称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火炬”{30}。
哈耶克的儿子拉里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说，学社“完全”就是他的父亲的“孩子”{31}。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学社实际上还处于羽翼未丰阶段，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知道。撰写学社历史、并担任过学社主席的马克斯·哈特威尔写道，早在１９４８年，“关于学社的性质和规模，及复兴和充实自由主义的恰当策略问题，会员内部就存在分歧”{32}。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哈耶克的想法，就是仅仅将其局限为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社团，不搞宣传，甚至不编学报，也不出版会议记录。曾筹集资金并担任学社秘书的阿尔贝尔特·胡诺尔德想出版一份刊物，但却总是被哈耶克拒绝。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会议分别在普林斯顿和牛津举行。“在这些会议上”，哈特威尔写道，“学社开始闹分裂”{33}。
支持哈耶克、反对胡诺尔德的一派普遍地认为，胡诺尔德试图阻止会员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朝圣山学社这样不事张扬的社团变得更为有效、和睦、有益，是非常关键的。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会议上，胡诺尔德很罕见地亲自出马，安排讲话和会议议程，主要是想完全控制局面。哈耶克发脾气了，两人的私人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声称胡诺尔德将自己接受的一些资金据为己有。弗里德曼则坚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１９５９年写的一封论及学社面临的问题的信中说：“胡诺尔德让人难以置信地违反规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迫在眉睫的挑衅，包括从事反对理事会的活动，未经学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动，事实上是故意与主席的指示对着干，侮辱和诽谤学社会员和资助召开这些会议的人士。”{34}从学社创建时起，哈耶克和胡诺尔德就组成了一个管理团队，一位担任主席，一位担任秘书。
在１９６０年的会议上，双方摊牌了。哈特威尔说，这场“冲突说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发生了纠纷，那双方的敌意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方都觉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很有文化，那么，他们就会用高超的技巧大打嘴仗，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细地争辩一些细枝末节。他们的信件既是博学的文章，也是律师的案情摘要。最后，如果纠纷涉及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不管是权力还是策略，那么，冲突就更加火上浇油，大家就会不讲道理，失去理智。最后，双方的态度都越来越强硬，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以一方获胜、一方失败而告终”{35}。哈特威尔是这样评论双方在筹备１９６０年会议期间的往来信件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信件越来越长，来往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双方都越来越激动。双方互不相让，仿佛是在争论什么军国大计，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36}
１９６０年９月的会议让哈耶克极为不满。在会前一个月，他向全体会员发了一封信，宣布他辞去主席职务，并说“我不想再跟胡诺尔德博士担任秘书的学社再有任何关系”{37}。在会上，哈耶克和胡诺尔德两人的盟友都试图拉选票，乔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关键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国会员的支持。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三天，哈耶克才来参会。学社就管理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威廉·勒普克（他是胡诺尔德的盟友）担任主席，胡诺尔德则失去实权，不再担任秘书，而成为副主席。胡诺尔德说，在闭幕会上，有人提议为他和哈耶克对学社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得到的自发的欢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没有出席１９６１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人们分成三拨开会，这意味着胡诺尔德和勒普克的失败，勒普克本来希望胡诺尔德能在他之后担任主席。来自美国的会员最后得出结论，要么胡诺尔德走人，要么他们退出学社。１９６１年１２月，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１９６２年，支持他们的会员也宣布退出学社。１９６１年下半年，在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之前，哈耶克本来已经拟了一封致全体朝圣山学社会员的长达１万字的退出学社的声明，但后来并没有发出，他本来要宣布自己退出学社，因为它已经被他曾经信任的那两个人摧毁了。１９６４年，尘埃落定，哈耶克被选举为朝圣山学社名誉主席，终其余生，他都是学社的精神领袖。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6章 影 响(2) 哈耶克写完《自由宪章》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么。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哈耶克“于１９６１年１月来到夏洛特维尔，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刚刚出版《自由宪章》。他曾表示有意借这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课的机会，回归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以前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问题。……他宣布在一个题为《经济学理论新论》的大题目下，发表系列演讲，他讲了四讲：（１）《经济学理论的对象》；（２）《经济计算》；（３）《经济学与技术》；（４）《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这些演讲失败了，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标准是失败了。他对自己早期关于知识与人们的经济互动间的关系的分析进行了深入评析，听过这些课的人当然从中受益匪浅，但哈耶克却没有能够超越他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顾早期思想过程时，他没有形成新的见解”{39}。
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领域虽然不断变化，但其基本观点却并没有怎么变化。事实上，自年轻时与社会主义决裂之后，他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尽管不断地有所发展。在晚年写的论述凯恩斯的文章中，他说，“伟大科学家的思想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持续地发展”———这大概也是哈耶克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夫子自道。
大约在１９６１年访问夏洛特维尔前后，哈耶克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后来诊断表明 ，这部分是由于当时没有发现的心脏病发作所导致的。随后的年月，他的心力衰竭症间歇性发作，大约从１９６９年起，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严重的心脏病打击（当时又没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４年，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
到１９６２年秋，哈耶克获得了西德弗赖堡大学的教职。５月２４日，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在四合院俱乐部为他和海伦娜举行了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答谢晚宴。学生骗他说，请他来跟他们一起吃一顿晚饭。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也从普林斯顿赶来充任主持人。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辞，他说，哈耶克“成功地横跨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知识的领域和公共舆论的领域。“而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也能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的、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谁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美国的观念，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41}乔治·斯蒂格勒也赞颂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２０世纪对其所处时代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四位学院经济学家之一”，不过他也抱怨哈耶克从来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给予更多关注。斯蒂格勒在讲话最后说：“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觉得属于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领域，即关于学者的思想的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42}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发来了一个书面声明，在宴会上由人宣读：“我们不会完全失去哈耶克，”米塞斯写道，“他此后将到德国大学任教，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还会时不时回到这个国家讲课或参加会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在这些访问行程中，他会有很多话对我们说。带着这种期望，我们可以把他要去的这个城市的名字看做一个好兆头：弗赖堡（Ｆｒｅｉｂｕｒｇ）。‘弗赖’（Ｆｒｅｉ）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ｆｒｅｅ）。”{43}
在答谢词中哈耶克说，这十二年———实际上从他几乎年年访问芝加哥大学算起是十七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顺应自己的志趣，这种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得以将研究范围从专业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领域。对未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他既心怀忧惧，也充满希望。然后他说到《自由宪章》题辞中的“未知的文明正在美国成长发育”，他说：“未来一百年的道德观将由美国而不是其它国家来决定。”{44}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7章 《法、立法与自由》(1) 《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经觉得，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却甚至不愿意刊登对他的著作的书评。尽管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他一度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但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像发表《通往奴役之路》时那样有名气。
哈耶克于１９６２年秋天开始执教于西德的弗赖堡大学。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的研究产生了丰硕成果。他有两部最伟大的著作，一部是《自由宪章》，另一部就是《法、立法与自由》，而后一部著作主要就是在弗赖堡写作的。
埃利希·斯特赖斯勒（Ｅｒｉｃｈ Ｓｔｒｅｉｓｌｅｒ）是他在弗赖堡的同事，他讲过哈耶克的的许多轶闻，比如，他做了一番努力才得到该大学的职位。弗赖堡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欣赏哈耶克的思想，尽管在欧洲大陆，哈耶克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斯特赖斯勒还说，尽管如此，哈耶克进入弗赖堡，仍然是德国学术界一件大事。
哈耶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设的研讨课，学生们趋之若鹜。哈耶克到任时，就是教员中被聘任担任教授职位的年纪第二大的人物———而教员就是论资排辈的。哈耶克在教学中突出经济政策分析，而不大关注当代理论。他差点成为弗赖堡大学校长，但由于他支持政府取消冬假、提议奥托·冯·哈布斯堡（前王室家族成员）任教政治学系而错失了良机。
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和他的妻子塞西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曾到弗赖堡拜访过哈耶克。他们回忆说，当哈耶克得知他们只买了三张戏票而没有买到四张票（也因为他的听力不大好）因而不让他去观赏《魔笛》演出时，大为生气。哈耶克向他们抱怨说，德国的税率太高。
回到欧洲后，哈耶克恢复了跟他的孩子们的密切往来。他的儿媳妇提到其丈夫时曾说过，哈耶克回到欧洲后，“现在，我总算有个父亲了”①。哈耶克经常到奥地利去看望家人，包括他母亲和弟弟，也去探望海伦娜的家人。他母亲一直活到９２岁高龄，于１９６７年去世。
哈耶克曾说，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的日子是“非常充实的”②，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他还和妻子旅游得更频繁了。他们曾四次去日本，并顺道访问了台湾、印尼、塔希提、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悉尼、锡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呆过一个学期。说到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９年在弗赖堡的日子，哈耶克说，几乎一直到这段时间的最后，他都“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研究工作富有效率”③。
《法、立法与自由》———尤其是其第一卷《规则与秩序》———是哈耶克学术生涯中绝对不能忽视的伟大著作。人们一般都不清楚《自由宪章》与《法、立法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对后者大都没有深入理解。当人们考察这两部著作的时候经常忘记了一个事实，尽管后者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出版，但其主要内容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写出来的，就是在《自由宪章》出版后那几年。
《法、立法与自由》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他的上一部著作的延续，而不能说是另起炉灶。哈耶克对写作《自由宪章》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想法和新信息经过一番研究后才动笔写作它，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他非常高产、也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几年中将其完成。
在《法、立法与自由》的导论中，哈耶克谈到过他的这两部最伟大的著作间的这种关系，他写道，在“另一本书中，我试图重述、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澄清自由主义宪政的传统学说。但在我写完那本着作后我才弄清楚了，为什么这些理想没有能够得到那些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需仰赖的理想主义者的支持”④。《法、立法与自由》是他的两部巨著中更有原创性的一本。他在其第三卷前言中说，尽管《法、立法与自由》是对《自由宪章》的“补充而非替代”，但它更有“原创性”。他在这儿还说，因此，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在对“这三卷中试图解决的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或更具体的考察之前”，他推荐大家先看《自由宪章》。⑤
《法、立法与自由》的水平要高于《自由宪章》，因为《自由宪章》最初是打算写给大众读者的。哈耶克后来认识到，他的著作不大可能获得更大众的读者，因此，《法、立法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明确是写给专家的，而不指望其它人来阅读。只有读过几遍，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背景，并且对哈耶克其它著作有所研究的人，才能对这部著作给出正确评价。
哈耶克最初认为，第二部著作只是一本“小册子”⑥，１９６２年的时候，哈耶克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哈耶克最初计划在写完《自由宪章》之后，附带地研究一下知识分工的问题。１９６０年，他写信给波普说：“尽管我并没有集中精力研究方法论，但我准备讲授《经济学理论新论》，其内容可能会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开头肯定会重述我对经济学理论性质的看法，而我当时形成的对更高层次的规则性的认识，也继续吸引着我，看起来有可能在经济学之外的领域中取得一定成果。”⑦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到过德恩特里维斯的《自然法》（１９５１），而他在《自由宪章》中也曾说，对种种自然法理论作了“最精彩的简明叙述的”，就是德恩特里维斯的著作。这里有必要稍微考察一下这本着作，从而加深我们对于哈耶克的法律观念的理解。德恩特里维斯写道：“法律最重要的功能乃是使人们在社会中能够维持生存。法律要以社会为前提。法律活动是与共同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与他人进行协调的那些方面。因而，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人间的法律并不旨在增进美德，而仅在于确保人们和平共处：法律并不禁止一切恶行，而只禁止那些有害社会之恶行；法律并不要求人们事事行善，而只在涉及普遍福利的方面对人们有所要求。”⑨
对这段话，哈耶克有同意之处，也有不同意之处。尽管他也相信，法律只涉及公共之善，而并不涉及私人之善，但他又认为，习俗和伦理规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是将人们联结为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粘合剂，但又不像法律那样，它们不需要社会来强制执行。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结合起来造就了社会。法律就是人们可以要求政府强制执行的规范，而习俗和伦理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
哈耶克对于“系统”的概念具有浓厚兴趣，从物理学角度看，任何行为，都会在某个时候受到同一系统内某个地方的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衡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就是试图将物理世界的真理运用于社会。
《法、立法与自由》的渊源是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他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界定着、也创造着该社会。法律、习俗、伦理规范是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是世界观，是范式。它们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形状，而是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心灵中。它们是社会共通的价值。它们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因而也多少能使他们的交往活动更有效率。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7章 《法、立法与自由》(2) 弗赖堡是个环境优美的城市，只有２０万人口。该市的阿尔贝特－路德维希大学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学生。它始建于１４５７年，从创建时间看，排在德国第三位。该城位于德国最西南角，离法国和瑞士都不到２５英里。城市的一边是海拔上千米的山峰，实在是哈耶克远足爬山的好去处。城市的另一边是平原，种植着葡萄。这座城市一直是由“大教堂”即“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统治的。“弗赖堡”的意思就是“自由的城堡”。中世纪时代，这儿有一个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赖堡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战后又恢复了原貌。
获得弗赖堡的教职，给哈耶克带来意外的惊喜，他可以比在芝加哥大学多干三年，还可以得到一笔退休金，而这对他的生活来说很重要。他非常在意收入问题。有一篇报道曾描写过他刚到弗赖堡任教后到伦敦办事时的情形，“他说话语气平静，带有很重的口音。星期三晚上，在经济事务研究所邀请的客人中，他和蔼可亲，隐然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他步履蹒跚，留着一撮发灰的八字须，穿著粗呢灰色外套，浆洗的硬领。他的穿著可实在是太过时了，看起来像个乡下的商人，而一点不像普鲁士著名学者（他实际上是一位奥地利人）。他不喝德国的烈酒，只喝英国的雪利酒。”⑩
哈耶克在就任弗赖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演说中说，他不知道他该感谢哪颗幸运之星，因为“在我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三次获得教授职位了，而幸运的是，这三所大学都是我如果有可能完全自由地选择，我肯定会选择的大学”。弗赖堡位于维也纳与伦敦之间，而“在这两个地方……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这个城市有几百年时间都属于奥地利帝国管辖，因此，这个地方就跟“回家一样”{11}。
弗赖堡大学的学术气氛跟哈耶克三十多年前去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之前呆过的维也纳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相近。经济学专业设在法律系中。他“特别珍视又一次在法律系教书的机会，而正是在那样的气氛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学说。过去三十多年中，我都向那些不具有一点法律或法律制度史知识的学生讲授经济学。现在我不免要怀疑，让学生分开学习法律与经济学的做法是不是有点问题”{12}。比起英美经济学家来说，德国和奥地利学者更重视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间的关系，而经济学设在法律系中，就反映了这种看法。
哈耶克再次回到德语世界居住，他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他又开始跟同事和学生们说德语，也更多地用德文写作。他跟第二任妻子差不多说的都是德语。而且他“再次成了名经济学家”{13}。他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而不用研究经济学理论，但他觉得，他“仍有很多重要想法要说”。他又一次比较积极地承担起教学责任，讲课，开设研讨课，辅导学生。在就职演说中他说，他曾经“花费多年时间来研究大千世界，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教书育人”，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后生”{14}。在《致命的自负》手稿中他说，他前半生都用来搞研究了，后半生都用来教书了。
哈耶克对德恩特里维斯的观点作了引申，他说，规则涉及到公共之善，因而值得重视。一个人不能要求别人为他的利益而行事，而只能要求他人不伤害自己。公共之善就在于规则———也即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而一个人是不能对他人的私人之善提出要求的，不管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还是通过非强制性的伦理规范。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曾有过密切交往，所以早就熟知弗赖堡大学，不过，奥伊根在哈耶克到此任教前十几年就去世了。哈耶克也早就认识弗赖堡大学的几位教授，但他们也都在他到来前过世了。瓦尔特·奥伊根研究所就设在弗赖堡大学，它以德文出版了哈耶克的大量著作。
现在回想起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个骚动和变革的时代，但哈耶克在弗赖堡的那些年却没有受到影响。那十年的文化骚动要到最后几年才爆发。一直到１９６７年前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那种繁荣而相对平静的社会氛围，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还继续保持着。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8章 自由与法律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最深奥、也最基本的问题。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政府，是因为人们会对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偏心：“让人们自己对自己的案件做出审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自爱之情会使人们偏向自己和自己的亲朋；而另一方面，恶意、激情和报复心会使他们过于严厉地惩罚他人；因而上帝就指定政府来抑制人们的偏心和暴虐。政府乃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正当补救。”
哈耶克完全赞成洛克的思想。真正的自由决不等于无视法律，恰恰要仰赖于法律。而真正的法律乃是自由的具体体现。法律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正当的法律就等于自由。
自由是由法律正当地界定，这种观念对于那些认为自由就是完全不存在政府或自由就等于某种物质生活水平的人士来说，可能有点奇怪。关于前者，自由至上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哈耶克说，他的看法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阵营的某些朋友们”的看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我活动的范围内，我可以设想，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遵守某些最低限度的规则。我确实不可能让自愿结合起来的一群人遵守完全相同的规则，那样就不是一个开放社会了，但我必须能够确信，在我活动的范围内，我碰到任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都会遵守我所了解的某些规则。但自由至上主义很容易滑向无政府主义，重要的是要划出这条界线来。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我可以跟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打交道，这就需要人人都遵守某些规则。”②
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政府和法律。他们希望生活在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中。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则相信，法律创造自由，因为法律能使个人的交往活动效率最高。如果缺乏有效而最优的法律，人们进行交往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中，人的生命就像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是“孤独的、贫穷的、龌龊的、粗野的、短命的”③。法律与其说是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不如说是集体生活所必需的；而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集体生活是最有效率的生活。
哈耶克反对将自由与某种物质生活水平混为一谈。尽管自由与较高的生活水平可能都是可欲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由跟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回事。哈耶克认为，在社会中，自由就是自由，并且仅仅是自由。自由就是指在一个社会，透过强制内容最少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将强制减少到最低限度。自由即指法律之统治。
哈耶克很明显地支持政府创制法律，也支持社会实施新的非强制性规则。对这一点他曾表述得很清楚。他是个激进人士，只要现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他就寻求改变法律和制度。尽管他也确信，在历史传承下来的古老的法律和其它规则中蕴涵着伟大的智能，但他最钟情的仍然是变革而不是静止。他的哲学讲究动态和进步，强调社会大变革是可以接受的。他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哈耶克提出对立法和货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他自己形容他的提议是“激进的”、“会对我们的政治制度造成广泛的变革”④。有人曾指出，他晚年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与他对社会的演进发展的观点有所矛盾，对此，哈耶克响应说：“有一种说法，说我提出‘建构’全新的货币制度的建议，与我的基本哲学看法有冲突。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出什么新制度来，我所提议的只是消除几个世代来妨碍可取的货币制度之演进生成的那些障碍”⑤。他想要消除能够实现竞争最大化的新制度发育的障碍，而不是要全盘创造出该制度本身来。
哈耶克尽管强烈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但他希望对社会的宏观制度进行重大变革。在《法、立法与自由》（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设想这是他的收山之作）的倒数第二段中他宣称：“政府肯定是理智设计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够塑造出一种可以为社会的自由成长提供有益框架的政府……我们就有望看到文明仍将一如既往地成长发育。”⑥他认为，指导着政府、并被付诸实施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但与传统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企图指挥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哈耶克的目标仅在于创造一种指导未来社会秩序的哲学框架。他希望建成能实现竞争最大化的新制度，他认为，为此就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重大变革。谈到晚年提出的激进的货币改革建议时他说，假如他能“左右一个他所热爱的国家的命运”，他就将“欣然地承担将此处设想的提议付诸实施的风险”⑦。
在通常认为属于环境和地方“生活质量”问题的领域，哈耶克也鼓吹政府采取行动。哈耶克设想：“某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活动之后果，通常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他自己的这块土地上，因而就会产生‘相邻效应’；而如果所有者只需考虑他的活动对他自己的不动产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将这种相邻效应纳入考虑范围。在空气或水污染等案例中也涉及到了这样的难题。”⑧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曾授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使用自己的名字去搞募捐。他支持过的其它环保组织还有美国的奥杜邦协会，［以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林宾（１７８５－１８５１）的名字命名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它自然资源的民间团体———译者注］ 和英国的自然信托基金会。
哈耶克把“武器”列入“危险物品”之中，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指出，对于“危险物品”，应加以“销售限制”，并说，“或许无可置疑的是，涉及到武器的销售问题，只有能够达到某种智力和道德素养的人，才能获准从事此种买卖，这一点既是可行的，也是无可辩驳的”⑩。哈耶克并不是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坚定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人物。他也支持征兵。
对于同性恋，哈耶克说：“成年人之间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怪异的，也不在致力于实现强制最小化的国家可采取强制行为的范围之中。”{11}他曾提到英国《同性恋行为与男子图利性同性行为调查委员会报告》，报告提出将这些行为合法化，哈耶克表示他同意该报告的论证。问题是：“人们普遍而强烈地持有某种道德信念本身，不管其是什么，是否足以使他们强制推行该信念的行为获得正当性？答案似乎是：在自生秩序中，只有在保护个人的私域不受他人侵扰的时候，运用强制手段才是正当的；在不须保障他人的私域的时候，是不应使用此种强制手段侵扰该人之私域的。”{12}自由就是法律所创造的个人自行活动和结社的自由。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1) 哈耶克经济学思想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与马克思之间有若干相通之处，这是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看法。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尽管其实际政策建议大为不同。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论及哈耶克早年经济学思想时说，哈耶克的“结论是，信用货币资本主义是非常不稳定的……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耶克的学说会吸引一批社会主义者：从他的学说中，似乎可以得出马克思的结论”①。
德赛勋爵评论说，哈耶克与马克思间有“很多相同点”：“他们毕生都在研究模型化的资本主义，研究其周期性，货币与信用的重要性，其长期前景……在马克思的思想与哈耶克的某些思想之间，相同之处更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动力的分析是相通的……哈耶克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之间也多有相同之处。如果你读到《资本论》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处，再读哈耶克的《纯粹资本理论》，进行一番比较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搞的研究是一回事。”②
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讲授过一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在一般经济学发展史上，几乎将马克思置于跟亚当·斯密平起平坐的位置③。哈耶克对《资本论》第二卷的赞赏其实源于庞巴威克，尽管庞巴威克强烈批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其它内容，对《资本论》第二卷却另眼相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④。
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尔·屈内说过：“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义思想界中曾引起过一定反响。大保守分子冯·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气承认，透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斯皮特霍夫，他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屈内接着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部分就是资本过剩理论，而真正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却是一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冯·哈耶克，他有点反常地坦率承认自己受过马克思的影响……重要的不是只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义的结论，而要看他对繁荣与萧条的根源的分析，这种分析跟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⑤
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英文版中，哈耶克说，他自己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种种不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理论间的分歧，要小于他的理论与其它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间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对这句话评论说，“在目前?穴解释商业周期的?雪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打通将货币性解释理论与非货币性解释理论分割开的那道鸿沟”⑥，随后他在脚注中解释说：“自本书德文版发表以来，我已经不大相信，货币性解释与非货币性解释之间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分歧最严重的。在我看来，在用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中，那些认为货币价值变动这一表面现象乃是引发商业波动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家，与重视货币因素所导致之生产结构的真正变化的理论家（比如哈耶克自己），两者之间的分歧，也比后一群理论家与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尔教授这样的所谓非货币理论家间的分歧要大得多。”⑦也就是说，他的立场更接近于斯皮特霍夫、卡塞尔、因而也暗含着接近于马克思等以非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而与那些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视为商业周期根源的经济学家分歧更大。⑧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关于前者，哈耶克曾在《纯粹资本理论》中有所论及，他写道：“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穴商业周期?雪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繁荣期快终结的时候，由于流通中的资本出现匮乏，由此而导致利率攀升，从而使人们无法获得固定资本投资以完成大型项目，或者即使建成这些项目，也无利可图。在这里，我们离题一会儿，讨论一下不同学者对于这些现象与信用扩张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这里当然不可能追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通过他对Ｍ．Ｖ．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又透过巴拉诺夫斯基对卡塞尔、斯皮特霍夫等当代学者的重大影响……”⑨
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讲课档案，有２０页的教案和包括马克思、希尔费尔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内的参考书目。关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他的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写道，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构成了最强有力的影响。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他的研究后来又成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尔教授研究的起点。毋庸讳言，本系列演讲中所提出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12}———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13}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提到过马克思与斯皮特霍夫这一派的思想，他说：“１９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14}
哈耶克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革命性的角色。资产阶级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的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进行的远征，让从前的各民族的迁徙和十字军东征黯然失色。……资产阶级让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全球性的。资产阶级通过迅速地改进生产工具、通过广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国家，哪怕是最不开化的国家，进入文明状态。”{15}哈耶克的看法与此并无二致。
哈耶克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是马克思搞错的地方———在于各自对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判断。资本并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提高；整个世界的物质状况并没有恶化，相反，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冲突中终结，相反，它更加繁荣了，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诚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所说的，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总是具有某种强烈的返祖习性。马克思曾做出一个他肯定会后悔的评论，他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将让位于“田园诗式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提出的措施中的第９条是，“将农业与制造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在全国人口中实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渐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他将这看做是“实现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革命的手段”，这一手段可以“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16}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为平均的分配的设想，农业和工业共存的设想（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９年，柬埔寨为了部分地推行这一计划而导致３００万人死亡），只有在相对比较原始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且，马克思对“自由贸易”———他斥之为“单方面强加的、昧着良心的自由”{17}———和他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的激烈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想让人类进步的时钟倒转。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过去、或许也可能在未来，才能找到理想的社会制度。
从很多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其实应该被视为某种保守的、甚至是逆向的思想运动，是从欧洲浪漫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哈耶克对马克思最大的不满，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太激进，而在于他极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手稿中特别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极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１９７６年写的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中说：“要求实现‘社会正义’，要求按照人们的需要或美德来分配物质财富，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这属于一种返祖现象。”{18}———即回到原始状态。哈耶克争辩说，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由某个天才人物掌握，比如由原始部落的首领或头人所掌握，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斯密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说：“如果我们迷恋过去，屈从于从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企图把部落社会的原则———即以为部落首领对社会中各种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强加于大社会，则我们就必然会返回到部落社会状态。”{19}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指出：“因此，卡尔·马克思正确地宣称：资产阶级创造了无产阶级，过去及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给了无产阶级以生命。”{20}哈耶克相信，马克思误解了推动生产活动的真正力量，也就难怪根据他的药方进行的革命后来在历史上带来了那样的结果。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2) 哈耶克花在《法、立法与自由》上的时间比别的著作都要长，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动笔到１９７８年全部完成，前后共花了１６年时间，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在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９年进行的。尽管该书最后成型后他不是完全满意，在前言中，在随后几年的其它场合中，他都曾责备自己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精力不断衰竭，不过，《法、立法与自由》的贡献是非常深远的。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强调说：“使中央政府在处理与其它国家的问题时处于强势的想法，已经导致在其它方面也授予中央政府过多权力，而这些权力如果由地区或地方政府行使，会更有效率。政府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的主要根源，通常都是战争的威胁。”{21}在这里，他也澄清了他自己的看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之间的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制度或惯例的选择，强调的是天赋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文化传递的技能的选择。”{22}
导致生物进化的三大因素是：个体的差异，环境的选择压力，随机的遗传突变。当然，人们一般强调的都是前两者。个体间如果没有差异，就不能出现进化。只有存在差异，才能出现遗传的或社会的进化。如果一种生物种群或一个社会内部的个体都是静态的、完全相同的，那么，该物种或社会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导致生物或社会进化的除了多样性之外，还有环境因素。只要某一物种的成员或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或不同共同体的成员间有所不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的环境就会造成其不同的属性。环境的差异和个体的差异所塑造的种群属性的差异，就会推动生物进化或社会演进。
在整个２０世纪，毫无疑问，备战是影响政府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环境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导致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权力大幅度增加，冷战也同样如此。在战争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弥漫在整个社会，政府的活动，还有这些范式或世界观，就不再仅限于单纯的军事领域，而扩张到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
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继续评论说：“现在，当我们相信，至少在西欧和北美，已经排除了盟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依靠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进行防御之时，我们应该逐渐明白，我们可以减少中央集权的程度，毋须赋予民族政府如此众多的重任，假如我们仅仅为了使政府面对外敌时比较强大的话。”{23}
哈耶克相信，进化的观念首先出现在社会领域，然后才被运用于生物学中。他在《致命的自负》中说：“达尔文在构思自己的理论的时候，正在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24}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引用Ｃ．Ｓ．皮尔斯的话说，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不过是将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观扩展运用于动物和植物生命领域中”，哈耶克自己也说，如果某位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家还需要达尔文来教给他进化的观念，那他就不够称职”{25}。
社会演进是哈耶克思想中的核心命题。社会演进的观念与自生秩序理论紧密相连。没有有形的发号施令者，生物也实现了进化，同样，社会内部的演进或社会的演进，也不需要这么一个发号施令者。但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演进中，选择主要不是透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透过文化传递的特性、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会被人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说：“总是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过程……那些具有较好观念的人将决定发展的进程，因为人们会效仿他们。”{26}
市场就是一个演进机制。取得经济成功的社会会繁荣兴旺，而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社会就萧条衰落。生物自然选择的淘汰过程被打乱后，物种就无法存活；同样，如果市场的筛选功能被打乱，经济就会停止发展。
作为整体的社会，也存在演进的问题。在晚年的社会演进理论中，哈耶克考察了竞争性市场的演进功能和过程，并将其用于解释共同体及其规则、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的变迁。随着时间推移，比较成功的法律和习俗———因而也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会逐渐扩散取得主导地位。那些物质和技术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就是最成功的社会。
哈耶克之所以为自由辩护，主要就是因为，自由能让社会内部的某些人或世界上某个社会实现成功发展。“不幸的是，为了中央政府在承担起抵御外敌的任务时比较强大而采取的种种措施。”{27}导致了政府的集权，从而妨碍了社会在很多方面可能实现的更为可取的发展。
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曾在１９４９年写道：“我们必须再一次将建设自由社会的努力视为一场知识上的冒险，一场需要勇气的事业。我们所缺乏的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份行动纲领，它既不是单纯地维护现状，也不是某种淡化了的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激进纲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学到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他们成为乌托邦分子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因此而就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而这种舆论在使那些目前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变成现实。”{28}
哈耶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期写作《法、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之前所提出的可能的乌托邦，是有别于自由至上主义的、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现在小得多。应该尽可能地让竞争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不仅经济活动，即便是政府服务，都应该按竞争原则组织管理。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将为社会提供一个突出强调私有产权、契约自由、交换自由的框架。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总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３０％到６０％之间，哈耶克认为，这一比例应该降低到１０％到２０％，这是１９世纪后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正常水平。福利不应由全国政府提供，而应该由地方和（在美国）州一级政府提供，当然还可以由自愿的慈善机构提供。
强制性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伤残保障项目确实应当继续保留，尤其是在过渡时期，但这些福利项目也应该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应该让那些乐意参与具体项目的人有更多选择。非政府机构间为提供这些服务项目而进行竞争应该成为基本制度———比如，个人可能确实需要拥有失业保险，但这种保险可以由竞争性的私人保险机构提供，而不一定非得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保障计划提供。污染控制也应当更多地以市场为基础。在教育领域中则可以采用学券制。所有这些都迥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但也不同于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最有利于人类且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甚至地区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29}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31}
古典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强烈的社群主义色彩。哈耶克反对一种观点，以为只有由中央政府提供福利，才是提供这些服务最有效率的、也最合乎道德的方法。相反，由地方政府提供福利，用自愿代替强制，对于创造民众休戚与共之感，具有莫大的好处。
哈耶克认为，乌托邦———这正是他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所思考的问题———与其说是伦理性问题，不如说是经验性问题。他不仅要搞清哪种乌托邦是可取的，也要搞清哪种是可行的。哈耶克认为：“某种理想的社会图景，或者对于人们致力于追求的整全秩序形成某种指导性观念，不仅是任何理性的政策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科学能对解决实际政策问题所能做出的主要贡献。”{32}对于哈耶克来说，乌托邦之所以是值得珍视的，主要并不是由于其具有启发意义，而是由于其能使人形成概念。他的首要目标是启蒙人的精神，而不是激发人们的热情。乌托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某种伦理理想。
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最集中地表达了自己对乌托邦的看法，他写道：“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看，根据某种模式指导创建整全的秩序，一向都是某种乌托邦，现实只能不断地逼近它，很多人会视其为不可能完整地付诸实施。但只有坚信下面的指导性观念———通过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原则，就可以实现某种保持内在连贯性的模式———才可能建立起有助于自生秩序正常运转的某种有效的框架。”{33}哈耶克觉得，当代政治学、经济学探讨中迫切需要的是“思考乌托邦的勇气”{34}。乌托邦能为事态可能如何演变提供某种蓝图、模式，从而能够指引政府的秩序和其它方面的社会秩序。
问：我听你说过，你对《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非常惊讶。同时我也听人说，你对《自由宪章》没有引起反响表示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后有点落空了。有这回事吗？
答：有，有这回事。{31}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宪章》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样能够广泛地流行。这本书于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正式出版上市，不过书评和新书样本早在１９５９年就已经陆续寄出了。除了报刊杂志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学者、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寄出了不少本样书。尽管这些推销宣传费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不过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点腰包。
他希望赢得更多的读者。他给《时代》周刊写了信，希望该杂志发表书评，他说，表面上看起来，《自由宪章》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实际上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不过该杂志后来并没有发表书评。他寄给很多报刊的信都与此类似，并附上一本样书。在这些信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商人和公共事务与公共舆论领袖们的。他亲自向前总统胡佛、副总统尼克松、《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向沃尔特·李普曼、向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人寄上样书。看起来，尼克松还至少翻过这本书，并且基本上认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宪章》寄给《读者文摘》，希望它能发表一个缩写本，跟当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样。在一封致《读者文摘》编辑德怀特·华莱士的信中，他形容这本书是对自由社会原则的正面论述，《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但《读者文摘》的答复让哈耶克大为失望，它说他们不大可能缩写这本书。
他还寄了一些样书和信，是想得到可以供以后宣传使用的评语。比如，罗斯科·庞德回信给哈耶克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本着作是及时的、扎实的，文字也很优美。”{33}哈耶克进行出版前的这些活动时特意告诉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２月９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晓这个日期。
结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时代》还是《生活》，都没有发表书评，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纽约时报》一篇内页书评中做出了负面的评价，而１６年前，该报是在首页、以通栏标题来评论《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说：“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听取的。他是一剂思想上的补药。但在我们这个艰难时刻，他的经济哲学指明的是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34}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引起的反响大为失望，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说是因为哈耶克对自己估计过高，并对这本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通俗著作，实际上，对于这样严肃的一本书，它已经得到了相当热烈、正面的评价了。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写道，这是一本“及时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书”{35}；《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杂志》上发表意见认为，这本书“应当是观念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36}；阿瑟·肯普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说，《自由宪章》“对于在２０世纪重述自由社会的原则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西方文明成长、乃至维持生存端赖于此一原则”{37}；亨利·哈兹利特１９４４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这一次他也在他开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赞誉了《自由宪章》。
１９６０年６月，在《自由宪章》出版６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书评家说，“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即使是通常对反国家统制主义立场抱有敌意的报刊，对这本书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宪章》当然没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强大的影响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令人鼓舞，因为这似乎证明了，哈耶克的立场已经重新成为某种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视为怪物，视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老辉格党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信奉者了”。{38}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标志着他与哈耶克重归于好的书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像我们在这里的教员研讨会上进行友好的讨论那样说话，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做。社会中的秩序不可能从整体上计划，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最精当地揭示１８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之开创性意义的，莫过于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阐述，它本身也蕴涵着很多新鲜的洞见。１５０年间被人机械地重复的种种命题，终于获得了前人未曾意识到的意义和深刻性。”文章最后说，对于这样一本书，“没有最低限度的宽宏大量和美好感觉的人是读不下去的，而读完之后，我们会对这本书充满感激和赞赏之情———因为它对这场大论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感激，因为赋予它以灵感、并使之得以成书的道德热情和思想力量而赞赏它”{39}。随着哈耶克的第一位妻子哈耶克夫人去世，两人之间的嫌隙开始弥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最后对保守主义给予了批评，该书的跋就是《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他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当代斗争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时会与保守主义力量结成同盟，但他认为，这种战术性的同盟关系，并不能说明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立场；古典自由主义者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事实上，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通之处，也远多于这两者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相同之处。他写道：“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一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具有家长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于它具有传统至上、反智主义、并且经常有神秘主义倾向，因而除了在短暂的幻灭时期外，它决不会寄希望于年轻人或其它相信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得进行某些变革的人。”{40}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主义。
而保守主义对待知识的态度尤其引起哈耶克的反感。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对人类获得新知识表示欢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着各个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而保守主义却一般并不这样看，它具有一种“拒绝接受已经获得充足证明的新知识的倾向，因为他们不喜欢可能由此而导致的某些后果。由于拒绝面对事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观点的力量”{41}。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则致力于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选择，在写作《自由宪章》的时候，他会选择左派，就好象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各个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对于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于一种本质上向前看的心态，而不是基于那种留恋过去的怀旧心态，或对现状的不切实际的赞美。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发增长的过程从人类愚蠢地设立的这种障碍和困扰中解放出来……?眼政治哲学家的?演希望必须仰赖于说服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们现在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革，但他们至少愿意批评性地审视现状，并在必要的时候变革之。”{42}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学。它们关注的是可能出现的世界，而不是从来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叫做保守主义哲学的东西。保守主义并不能向我们提供足以影响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43}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6章 影 响(1) 影响总是很难评估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赞许地引用密尔的话说，“每个时代都给了人类一个教训，但却总是被人类遗忘，即思辩性哲学表面上看起来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似乎与人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事实上，到最终它却是对他们影响最巨的东西”①。哈耶克本人也在《货币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中写道：“我认为，深入思考一切可能的选项，不仅是学院经济学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尽管现在看来它们离实现还很遥远。”②在《科学的反革命》的结尾他说：“我怀疑自己是否过高地估计了观念的长远影响。”③他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中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是影响公共舆论。但是只有在他不关心当下的可行性时，他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④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赞许地引用Ｇ．马志尼的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和历史。革命不过就是一种观念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⑤哈耶克本人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操纵公共舆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⑥
他最喜欢凯恩斯在其《通论》结尾说的一段话，谈到自己的这本着作，凯恩斯自己问自己：“这些观念有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实现的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大概弄清楚实践措施如何逐渐地体现这些观念，还需要再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但如果这些观念是正确的———笔者正是基于这一假设才动笔写作的———那么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争论这些观念的效力就是多余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做耳边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⑦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⑧在这里他还提出：“如果只考虑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则其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当他的观念透过历史学家和舆论人物、教育家与作家，以及各式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成为人们的共识之时，他们实际上就指引着历史的发展。”⑨用这一标准来看待哈耶克本人，他就一直希望并努力地指引社会的发展。
不管《自由宪章》当时是否成功———或根据哈耶克自己的看法，没有成功———其中包含的很多观念都为美国人所接受。１９６４年与林登·约翰逊竞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巴瑞·戈德华特就受到哈耶克的很大影响。戈德华特的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说：“２０年前，戈德华德还是生活在凤凰城的一位年轻商人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受此影响，戈德华德提出，他所建立的政府‘将承担的一项根本责任，即维护稳定的货币和财政环境，鼓励自由的、竞争性的经济，维持法律和秩序’…… 戈德华特最喜欢的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是哈耶克。”⑩戈德华特曾在讲话中提到过哈耶克，在１９８８年的自传中，他则说就任参议员之初，“受到哈耶克教授思想的很大影响”{11}。
戈德华特的《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背后的操刀者是布伦特·鲍泽尔（威廉·Ｆ．巴克利的连襟）———于１９６０年４月出版，仅比《自由宪章》晚两个月。该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广为流传，证明了哈耶克曾经提出的看法：《通往奴役之路》最大的优点是其简明扼要。《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的篇幅只有《自由宪章》的八分之一。最终卖出了四百多万本，使戈德华德一举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
尽管哈耶克与戈德华特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大体上是相同的。戈德华特写道：“保守主义者”（哈耶克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乃是实现与社会秩序之维系兼容的个人自由之最大化的艺术。保守主义者首先要理解，行使自由需要建立秩序；如果他人可以阻碍某人行使其自由，则该人就不是自由的。”{12}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秩序是任何社会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也别指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由就意味着法律之至高无上。
罗纳德·里根正是通过参加这次戈德华特的选战，才得以进入美国的全国政治圈中。在１９６４年总统大选前一周，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发表全国广播讲话，里根说：“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要么上升要么下坠：上升即可以实现人类的世代梦想———最终实现合乎法律和秩序的个人自由，下坠则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蚁群。”{13}有记者曾提问，“对你从事领导职责时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家是哪一位？”里根后来回答说：“我一向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曾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14}跟里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研究过哈耶克。里根执政时期的六大部门聘任的７４位经济学家中，有２０位是朝圣山学社会员。{15}前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回忆说，里根行政当局的高官中，受哈耶克影响的人物有理查德·艾伦、格林·坎贝尔、马丁·安德森，还有他本人。他又回忆道，里根引用过哈耶克的著作，对哈耶克的思想是比较了解的。不过米斯又说，弗里德曼对里根行政当局的影响更大一些。{16}
杰克·肯普（Ｊａｃｋ Ｋｅｍｐ）曾当选众议员，率先提出削减跨境贸易税的《肯普－罗斯税法》，１９８０年被里根政府采纳，１９９６年他又曾是罗伯特·多尔的总统竞选搭档。他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您的著作，尤其是《自由宪章》，激发了我竞选国会议员的欲望”{17}。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行政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全副力量投入到经济学中。最后我成了哈耶克的信徒”{18}。还有不少美国人都受到过哈耶克的影响，包括威廉·巴克利、弗兰克·梅耶、托马斯·索威尔、埃米特·泰里尔、乔治·威尔，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坎贝尔、荣·保罗、马克·桑福德、达纳·罗拉巴切尔、约翰·卡西奇、理查德·阿尔梅伊，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及马塞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
在美国，对哈耶克感兴趣的一般都是政治光谱中的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在英国，左派也对哈耶克产生了相当强烈的知识上的兴趣，正是通过德塞勋爵、约翰·格雷及雷蒙德·普朗特等学院学者的讨论，英国学院左派从历史的角度对他产生了兴趣。不过，在英国，对哈耶克最感兴趣的也是右派，最著名的是撒切尔夫人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撰写过凯恩斯传记的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也对哈耶克极具兴趣。
里根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苏联政府官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们“公然地、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所承认的惟一的道德就是能够推进他们的事业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将继续维护他们犯罪、撒谎、欺诈的权利”{20}，这句话其实借用了哈耶克的话。里根曾宣布，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哈耶克也说过同样的话。哈耶克的理想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能够指引历史发展，而事实上，２０世纪英美两国最重要的四位保守派政治领袖———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德华特和丘吉尔———也确实都受过他的影响，尽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哈耶克是因为财务方面的考虑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他非常“担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待遇问题：它要求我早早退休（６５岁），退休金也很低”{21}，按这个规定，他到１９６４年就该退休了。Ｄ．盖尔·约翰逊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管理部门和经济系，他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谈起过退休的事。由于办理离婚，由于他的生活花费比较高———每年都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假，所以哈耶克没有多少积蓄。他没有从《通往奴役之路》的各种缩写本中得到过一分钱的版税，他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通常这是最赚钱的学术门路。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一直到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５０００美元，一位记者在１９７５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５０００美元，就算很多了”{22}。《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两三年卖出了１０万本，哈耶克得到３万美元，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朝圣山学社会员拉尔夫·霍洛维茨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讲过，在一起金融诈骗中，他损失了自己的储蓄（尽管有可能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23}。哈耶克不是靠写作生活，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教授的工资。他的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说，哈耶克有一次告诉她，他每次换工作岗位都是出于财务上的考虑。哈耶克谈到离开美国时也曾说过，他“非常喜欢美国的思想气氛”，“在美国，他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而在英国没有这么强烈。{24}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不只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除了１９５０年曾在阿肯色大学呆过一个学期外，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学年，他曾在哈佛大学讲过政治经济学，１９６１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也讲过课。后来，在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众媒体的联系，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内的曝光率，从而有机会在美国、进而在国际媒体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谈到自己在芝加哥的岁月，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我跟经济系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我非常快乐，度过了１２年愉快的时光。维纳离开了，去了普林斯顿，但奈特还在那儿，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相投的朋友。在芝加哥的这１２年，我觉得非常快乐。”{25}
弗里德曼说，与经济系，“透过他带的学生，透过创办了《新个人主义评论》的学者群体，哈耶克对芝加哥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那里，哈耶克的影响非常强烈，非常大”{26}。《新个人主义评论》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８年间出版发行。弗里德曼又写道，《新个人主义评论》创办的时候，“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业，提出最严格地限制政府权力’，提出要‘致力于人类的自由’，这些话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开场白中，当时，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各国，这种信仰也处于低潮。不过在当时，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某种反击集体主义思想的思想运动正在形成，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趣又复苏了。尤其是两个有利于学者们之间交流的组织，推动了这一复苏：朝圣山学社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是在年龄最低的人群中活动。它积极推动在高校校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分会。每个分会的成员人数也都很少，但它们的成员都具有独立性、正直、无私、视野宽广。”{27}哈耶克在美国还参加过其它组织的活动，包括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费城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后来则参加过传统基金会和加图研究院的活动。{28}
拉美人士对哈耶克的兴趣可能受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对他的兴趣的影响。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就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曾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任阿根廷经济部长，后来担任阿驻美大使，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研究所。他在１９６８年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斗争白热化的阶段，我们的政府目前的经济舞台就是以你提出的思想为基础建立的。”{29}最近几十年间，大量拉美思想库和大学学者都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前任朝圣山学社会长、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阿亚乌曾称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火炬”{30}。
哈耶克的儿子拉里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说，学社“完全”就是他的父亲的“孩子”{31}。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学社实际上还处于羽翼未丰阶段，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知道。撰写学社历史、并担任过学社主席的马克斯·哈特威尔写道，早在１９４８年，“关于学社的性质和规模，及复兴和充实自由主义的恰当策略问题，会员内部就存在分歧”{32}。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哈耶克的想法，就是仅仅将其局限为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社团，不搞宣传，甚至不编学报，也不出版会议记录。曾筹集资金并担任学社秘书的阿尔贝尔特·胡诺尔德想出版一份刊物，但却总是被哈耶克拒绝。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会议分别在普林斯顿和牛津举行。“在这些会议上”，哈特威尔写道，“学社开始闹分裂”{33}。
支持哈耶克、反对胡诺尔德的一派普遍地认为，胡诺尔德试图阻止会员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朝圣山学社这样不事张扬的社团变得更为有效、和睦、有益，是非常关键的。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会议上，胡诺尔德很罕见地亲自出马，安排讲话和会议议程，主要是想完全控制局面。哈耶克发脾气了，两人的私人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声称胡诺尔德将自己接受的一些资金据为己有。弗里德曼则坚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１９５９年写的一封论及学社面临的问题的信中说：“胡诺尔德让人难以置信地违反规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迫在眉睫的挑衅，包括从事反对理事会的活动，未经学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动，事实上是故意与主席的指示对着干，侮辱和诽谤学社会员和资助召开这些会议的人士。”{34}从学社创建时起，哈耶克和胡诺尔德就组成了一个管理团队，一位担任主席，一位担任秘书。
在１９６０年的会议上，双方摊牌了。哈特威尔说，这场“冲突说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发生了纠纷，那双方的敌意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方都觉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很有文化，那么，他们就会用高超的技巧大打嘴仗，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细地争辩一些细枝末节。他们的信件既是博学的文章，也是律师的案情摘要。最后，如果纠纷涉及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不管是权力还是策略，那么，冲突就更加火上浇油，大家就会不讲道理，失去理智。最后，双方的态度都越来越强硬，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以一方获胜、一方失败而告终”{35}。哈特威尔是这样评论双方在筹备１９６０年会议期间的往来信件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信件越来越长，来往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双方都越来越激动。双方互不相让，仿佛是在争论什么军国大计，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36}
１９６０年９月的会议让哈耶克极为不满。在会前一个月，他向全体会员发了一封信，宣布他辞去主席职务，并说“我不想再跟胡诺尔德博士担任秘书的学社再有任何关系”{37}。在会上，哈耶克和胡诺尔德两人的盟友都试图拉选票，乔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关键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国会员的支持。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三天，哈耶克才来参会。学社就管理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威廉·勒普克（他是胡诺尔德的盟友）担任主席，胡诺尔德则失去实权，不再担任秘书，而成为副主席。胡诺尔德说，在闭幕会上，有人提议为他和哈耶克对学社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得到的自发的欢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没有出席１９６１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人们分成三拨开会，这意味着胡诺尔德和勒普克的失败，勒普克本来希望胡诺尔德能在他之后担任主席。来自美国的会员最后得出结论，要么胡诺尔德走人，要么他们退出学社。１９６１年１２月，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１９６２年，支持他们的会员也宣布退出学社。１９６１年下半年，在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之前，哈耶克本来已经拟了一封致全体朝圣山学社会员的长达１万字的退出学社的声明，但后来并没有发出，他本来要宣布自己退出学社，因为它已经被他曾经信任的那两个人摧毁了。１９６４年，尘埃落定，哈耶克被选举为朝圣山学社名誉主席，终其余生，他都是学社的精神领袖。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6章 影 响(2) 哈耶克写完《自由宪章》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么。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哈耶克“于１９６１年１月来到夏洛特维尔，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刚刚出版《自由宪章》。他曾表示有意借这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课的机会，回归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以前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问题。……他宣布在一个题为《经济学理论新论》的大题目下，发表系列演讲，他讲了四讲：（１）《经济学理论的对象》；（２）《经济计算》；（３）《经济学与技术》；（４）《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这些演讲失败了，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标准是失败了。他对自己早期关于知识与人们的经济互动间的关系的分析进行了深入评析，听过这些课的人当然从中受益匪浅，但哈耶克却没有能够超越他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顾早期思想过程时，他没有形成新的见解”{39}。
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领域虽然不断变化，但其基本观点却并没有怎么变化。事实上，自年轻时与社会主义决裂之后，他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尽管不断地有所发展。在晚年写的论述凯恩斯的文章中，他说，“伟大科学家的思想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持续地发展”———这大概也是哈耶克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夫子自道。
大约在１９６１年访问夏洛特维尔前后，哈耶克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后来诊断表明 ，这部分是由于当时没有发现的心脏病发作所导致的。随后的年月，他的心力衰竭症间歇性发作，大约从１９６９年起，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严重的心脏病打击（当时又没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４年，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
到１９６２年秋，哈耶克获得了西德弗赖堡大学的教职。５月２４日，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在四合院俱乐部为他和海伦娜举行了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答谢晚宴。学生骗他说，请他来跟他们一起吃一顿晚饭。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也从普林斯顿赶来充任主持人。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辞，他说，哈耶克“成功地横跨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知识的领域和公共舆论的领域。“而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也能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的、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谁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美国的观念，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41}乔治·斯蒂格勒也赞颂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２０世纪对其所处时代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四位学院经济学家之一”，不过他也抱怨哈耶克从来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给予更多关注。斯蒂格勒在讲话最后说：“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觉得属于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领域，即关于学者的思想的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42}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发来了一个书面声明，在宴会上由人宣读：“我们不会完全失去哈耶克，”米塞斯写道，“他此后将到德国大学任教，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还会时不时回到这个国家讲课或参加会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在这些访问行程中，他会有很多话对我们说。带着这种期望，我们可以把他要去的这个城市的名字看做一个好兆头：弗赖堡（Ｆｒｅｉｂｕｒｇ）。‘弗赖’（Ｆｒｅｉ）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ｆｒｅｅ）。”{43}
在答谢词中哈耶克说，这十二年———实际上从他几乎年年访问芝加哥大学算起是十七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顺应自己的志趣，这种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得以将研究范围从专业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领域。对未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他既心怀忧惧，也充满希望。然后他说到《自由宪章》题辞中的“未知的文明正在美国成长发育”，他说：“未来一百年的道德观将由美国而不是其它国家来决定。”{44}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7章 《法、立法与自由》(1) 《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经觉得，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却甚至不愿意刊登对他的著作的书评。尽管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他一度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但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像发表《通往奴役之路》时那样有名气。
哈耶克于１９６２年秋天开始执教于西德的弗赖堡大学。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的研究产生了丰硕成果。他有两部最伟大的著作，一部是《自由宪章》，另一部就是《法、立法与自由》，而后一部著作主要就是在弗赖堡写作的。
埃利希·斯特赖斯勒（Ｅｒｉｃｈ Ｓｔｒｅｉｓｌｅｒ）是他在弗赖堡的同事，他讲过哈耶克的的许多轶闻，比如，他做了一番努力才得到该大学的职位。弗赖堡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欣赏哈耶克的思想，尽管在欧洲大陆，哈耶克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斯特赖斯勒还说，尽管如此，哈耶克进入弗赖堡，仍然是德国学术界一件大事。
哈耶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设的研讨课，学生们趋之若鹜。哈耶克到任时，就是教员中被聘任担任教授职位的年纪第二大的人物———而教员就是论资排辈的。哈耶克在教学中突出经济政策分析，而不大关注当代理论。他差点成为弗赖堡大学校长，但由于他支持政府取消冬假、提议奥托·冯·哈布斯堡（前王室家族成员）任教政治学系而错失了良机。
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和他的妻子塞西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曾到弗赖堡拜访过哈耶克。他们回忆说，当哈耶克得知他们只买了三张戏票而没有买到四张票（也因为他的听力不大好）因而不让他去观赏《魔笛》演出时，大为生气。哈耶克向他们抱怨说，德国的税率太高。
回到欧洲后，哈耶克恢复了跟他的孩子们的密切往来。他的儿媳妇提到其丈夫时曾说过，哈耶克回到欧洲后，“现在，我总算有个父亲了”①。哈耶克经常到奥地利去看望家人，包括他母亲和弟弟，也去探望海伦娜的家人。他母亲一直活到９２岁高龄，于１９６７年去世。
哈耶克曾说，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的日子是“非常充实的”②，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他还和妻子旅游得更频繁了。他们曾四次去日本，并顺道访问了台湾、印尼、塔希提、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悉尼、锡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呆过一个学期。说到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９年在弗赖堡的日子，哈耶克说，几乎一直到这段时间的最后，他都“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研究工作富有效率”③。
《法、立法与自由》———尤其是其第一卷《规则与秩序》———是哈耶克学术生涯中绝对不能忽视的伟大著作。人们一般都不清楚《自由宪章》与《法、立法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对后者大都没有深入理解。当人们考察这两部著作的时候经常忘记了一个事实，尽管后者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出版，但其主要内容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写出来的，就是在《自由宪章》出版后那几年。
《法、立法与自由》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他的上一部著作的延续，而不能说是另起炉灶。哈耶克对写作《自由宪章》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想法和新信息经过一番研究后才动笔写作它，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他非常高产、也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几年中将其完成。
在《法、立法与自由》的导论中，哈耶克谈到过他的这两部最伟大的著作间的这种关系，他写道，在“另一本书中，我试图重述、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澄清自由主义宪政的传统学说。但在我写完那本着作后我才弄清楚了，为什么这些理想没有能够得到那些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需仰赖的理想主义者的支持”④。《法、立法与自由》是他的两部巨著中更有原创性的一本。他在其第三卷前言中说，尽管《法、立法与自由》是对《自由宪章》的“补充而非替代”，但它更有“原创性”。他在这儿还说，因此，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在对“这三卷中试图解决的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或更具体的考察之前”，他推荐大家先看《自由宪章》。⑤
《法、立法与自由》的水平要高于《自由宪章》，因为《自由宪章》最初是打算写给大众读者的。哈耶克后来认识到，他的著作不大可能获得更大众的读者，因此，《法、立法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明确是写给专家的，而不指望其它人来阅读。只有读过几遍，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背景，并且对哈耶克其它著作有所研究的人，才能对这部著作给出正确评价。
哈耶克最初认为，第二部著作只是一本“小册子”⑥，１９６２年的时候，哈耶克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哈耶克最初计划在写完《自由宪章》之后，附带地研究一下知识分工的问题。１９６０年，他写信给波普说：“尽管我并没有集中精力研究方法论，但我准备讲授《经济学理论新论》，其内容可能会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开头肯定会重述我对经济学理论性质的看法，而我当时形成的对更高层次的规则性的认识，也继续吸引着我，看起来有可能在经济学之外的领域中取得一定成果。”⑦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到过德恩特里维斯的《自然法》（１９５１），而他在《自由宪章》中也曾说，对种种自然法理论作了“最精彩的简明叙述的”，就是德恩特里维斯的著作。这里有必要稍微考察一下这本着作，从而加深我们对于哈耶克的法律观念的理解。德恩特里维斯写道：“法律最重要的功能乃是使人们在社会中能够维持生存。法律要以社会为前提。法律活动是与共同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与他人进行协调的那些方面。因而，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人间的法律并不旨在增进美德，而仅在于确保人们和平共处：法律并不禁止一切恶行，而只禁止那些有害社会之恶行；法律并不要求人们事事行善，而只在涉及普遍福利的方面对人们有所要求。”⑨
对这段话，哈耶克有同意之处，也有不同意之处。尽管他也相信，法律只涉及公共之善，而并不涉及私人之善，但他又认为，习俗和伦理规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是将人们联结为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粘合剂，但又不像法律那样，它们不需要社会来强制执行。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结合起来造就了社会。法律就是人们可以要求政府强制执行的规范，而习俗和伦理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
哈耶克对于“系统”的概念具有浓厚兴趣，从物理学角度看，任何行为，都会在某个时候受到同一系统内某个地方的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衡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就是试图将物理世界的真理运用于社会。
《法、立法与自由》的渊源是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他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界定着、也创造着该社会。法律、习俗、伦理规范是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是世界观，是范式。它们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形状，而是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心灵中。它们是社会共通的价值。它们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因而也多少能使他们的交往活动更有效率。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7章 《法、立法与自由》(2) 弗赖堡是个环境优美的城市，只有２０万人口。该市的阿尔贝特－路德维希大学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学生。它始建于１４５７年，从创建时间看，排在德国第三位。该城位于德国最西南角，离法国和瑞士都不到２５英里。城市的一边是海拔上千米的山峰，实在是哈耶克远足爬山的好去处。城市的另一边是平原，种植着葡萄。这座城市一直是由“大教堂”即“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统治的。“弗赖堡”的意思就是“自由的城堡”。中世纪时代，这儿有一个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赖堡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战后又恢复了原貌。
获得弗赖堡的教职，给哈耶克带来意外的惊喜，他可以比在芝加哥大学多干三年，还可以得到一笔退休金，而这对他的生活来说很重要。他非常在意收入问题。有一篇报道曾描写过他刚到弗赖堡任教后到伦敦办事时的情形，“他说话语气平静，带有很重的口音。星期三晚上，在经济事务研究所邀请的客人中，他和蔼可亲，隐然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他步履蹒跚，留着一撮发灰的八字须，穿著粗呢灰色外套，浆洗的硬领。他的穿著可实在是太过时了，看起来像个乡下的商人，而一点不像普鲁士著名学者（他实际上是一位奥地利人）。他不喝德国的烈酒，只喝英国的雪利酒。”⑩
哈耶克在就任弗赖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演说中说，他不知道他该感谢哪颗幸运之星，因为“在我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三次获得教授职位了，而幸运的是，这三所大学都是我如果有可能完全自由地选择，我肯定会选择的大学”。弗赖堡位于维也纳与伦敦之间，而“在这两个地方……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这个城市有几百年时间都属于奥地利帝国管辖，因此，这个地方就跟“回家一样”{11}。
弗赖堡大学的学术气氛跟哈耶克三十多年前去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之前呆过的维也纳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相近。经济学专业设在法律系中。他“特别珍视又一次在法律系教书的机会，而正是在那样的气氛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学说。过去三十多年中，我都向那些不具有一点法律或法律制度史知识的学生讲授经济学。现在我不免要怀疑，让学生分开学习法律与经济学的做法是不是有点问题”{12}。比起英美经济学家来说，德国和奥地利学者更重视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间的关系，而经济学设在法律系中，就反映了这种看法。
哈耶克再次回到德语世界居住，他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他又开始跟同事和学生们说德语，也更多地用德文写作。他跟第二任妻子差不多说的都是德语。而且他“再次成了名经济学家”{13}。他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而不用研究经济学理论，但他觉得，他“仍有很多重要想法要说”。他又一次比较积极地承担起教学责任，讲课，开设研讨课，辅导学生。在就职演说中他说，他曾经“花费多年时间来研究大千世界，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教书育人”，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后生”{14}。在《致命的自负》手稿中他说，他前半生都用来搞研究了，后半生都用来教书了。
哈耶克对德恩特里维斯的观点作了引申，他说，规则涉及到公共之善，因而值得重视。一个人不能要求别人为他的利益而行事，而只能要求他人不伤害自己。公共之善就在于规则———也即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而一个人是不能对他人的私人之善提出要求的，不管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还是通过非强制性的伦理规范。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曾有过密切交往，所以早就熟知弗赖堡大学，不过，奥伊根在哈耶克到此任教前十几年就去世了。哈耶克也早就认识弗赖堡大学的几位教授，但他们也都在他到来前过世了。瓦尔特·奥伊根研究所就设在弗赖堡大学，它以德文出版了哈耶克的大量著作。
现在回想起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个骚动和变革的时代，但哈耶克在弗赖堡的那些年却没有受到影响。那十年的文化骚动要到最后几年才爆发。一直到１９６７年前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那种繁荣而相对平静的社会氛围，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还继续保持着。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8章 自由与法律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最深奥、也最基本的问题。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政府，是因为人们会对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偏心：“让人们自己对自己的案件做出审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自爱之情会使人们偏向自己和自己的亲朋；而另一方面，恶意、激情和报复心会使他们过于严厉地惩罚他人；因而上帝就指定政府来抑制人们的偏心和暴虐。政府乃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正当补救。”
哈耶克完全赞成洛克的思想。真正的自由决不等于无视法律，恰恰要仰赖于法律。而真正的法律乃是自由的具体体现。法律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正当的法律就等于自由。
自由是由法律正当地界定，这种观念对于那些认为自由就是完全不存在政府或自由就等于某种物质生活水平的人士来说，可能有点奇怪。关于前者，自由至上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哈耶克说，他的看法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阵营的某些朋友们”的看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我活动的范围内，我可以设想，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遵守某些最低限度的规则。我确实不可能让自愿结合起来的一群人遵守完全相同的规则，那样就不是一个开放社会了，但我必须能够确信，在我活动的范围内，我碰到任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都会遵守我所了解的某些规则。但自由至上主义很容易滑向无政府主义，重要的是要划出这条界线来。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我可以跟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打交道，这就需要人人都遵守某些规则。”②
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政府和法律。他们希望生活在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中。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则相信，法律创造自由，因为法律能使个人的交往活动效率最高。如果缺乏有效而最优的法律，人们进行交往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中，人的生命就像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是“孤独的、贫穷的、龌龊的、粗野的、短命的”③。法律与其说是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不如说是集体生活所必需的；而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集体生活是最有效率的生活。
哈耶克反对将自由与某种物质生活水平混为一谈。尽管自由与较高的生活水平可能都是可欲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由跟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回事。哈耶克认为，在社会中，自由就是自由，并且仅仅是自由。自由就是指在一个社会，透过强制内容最少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将强制减少到最低限度。自由即指法律之统治。
哈耶克很明显地支持政府创制法律，也支持社会实施新的非强制性规则。对这一点他曾表述得很清楚。他是个激进人士，只要现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他就寻求改变法律和制度。尽管他也确信，在历史传承下来的古老的法律和其它规则中蕴涵着伟大的智能，但他最钟情的仍然是变革而不是静止。他的哲学讲究动态和进步，强调社会大变革是可以接受的。他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哈耶克提出对立法和货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他自己形容他的提议是“激进的”、“会对我们的政治制度造成广泛的变革”④。有人曾指出，他晚年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与他对社会的演进发展的观点有所矛盾，对此，哈耶克响应说：“有一种说法，说我提出‘建构’全新的货币制度的建议，与我的基本哲学看法有冲突。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出什么新制度来，我所提议的只是消除几个世代来妨碍可取的货币制度之演进生成的那些障碍”⑤。他想要消除能够实现竞争最大化的新制度发育的障碍，而不是要全盘创造出该制度本身来。
哈耶克尽管强烈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但他希望对社会的宏观制度进行重大变革。在《法、立法与自由》（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设想这是他的收山之作）的倒数第二段中他宣称：“政府肯定是理智设计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够塑造出一种可以为社会的自由成长提供有益框架的政府……我们就有望看到文明仍将一如既往地成长发育。”⑥他认为，指导着政府、并被付诸实施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但与传统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企图指挥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哈耶克的目标仅在于创造一种指导未来社会秩序的哲学框架。他希望建成能实现竞争最大化的新制度，他认为，为此就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重大变革。谈到晚年提出的激进的货币改革建议时他说，假如他能“左右一个他所热爱的国家的命运”，他就将“欣然地承担将此处设想的提议付诸实施的风险”⑦。
在通常认为属于环境和地方“生活质量”问题的领域，哈耶克也鼓吹政府采取行动。哈耶克设想：“某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活动之后果，通常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他自己的这块土地上，因而就会产生‘相邻效应’；而如果所有者只需考虑他的活动对他自己的不动产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将这种相邻效应纳入考虑范围。在空气或水污染等案例中也涉及到了这样的难题。”⑧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曾授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使用自己的名字去搞募捐。他支持过的其它环保组织还有美国的奥杜邦协会，［以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林宾（１７８５－１８５１）的名字命名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它自然资源的民间团体———译者注］ 和英国的自然信托基金会。
哈耶克把“武器”列入“危险物品”之中，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指出，对于“危险物品”，应加以“销售限制”，并说，“或许无可置疑的是，涉及到武器的销售问题，只有能够达到某种智力和道德素养的人，才能获准从事此种买卖，这一点既是可行的，也是无可辩驳的”⑩。哈耶克并不是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坚定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人物。他也支持征兵。
对于同性恋，哈耶克说：“成年人之间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怪异的，也不在致力于实现强制最小化的国家可采取强制行为的范围之中。”{11}他曾提到英国《同性恋行为与男子图利性同性行为调查委员会报告》，报告提出将这些行为合法化，哈耶克表示他同意该报告的论证。问题是：“人们普遍而强烈地持有某种道德信念本身，不管其是什么，是否足以使他们强制推行该信念的行为获得正当性？答案似乎是：在自生秩序中，只有在保护个人的私域不受他人侵扰的时候，运用强制手段才是正当的；在不须保障他人的私域的时候，是不应使用此种强制手段侵扰该人之私域的。”{12}自由就是法律所创造的个人自行活动和结社的自由。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1) 哈耶克经济学思想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与马克思之间有若干相通之处，这是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看法。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尽管其实际政策建议大为不同。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论及哈耶克早年经济学思想时说，哈耶克的“结论是，信用货币资本主义是非常不稳定的……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耶克的学说会吸引一批社会主义者：从他的学说中，似乎可以得出马克思的结论”①。
德赛勋爵评论说，哈耶克与马克思间有“很多相同点”：“他们毕生都在研究模型化的资本主义，研究其周期性，货币与信用的重要性，其长期前景……在马克思的思想与哈耶克的某些思想之间，相同之处更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动力的分析是相通的……哈耶克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之间也多有相同之处。如果你读到《资本论》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处，再读哈耶克的《纯粹资本理论》，进行一番比较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搞的研究是一回事。”②
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讲授过一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在一般经济学发展史上，几乎将马克思置于跟亚当·斯密平起平坐的位置③。哈耶克对《资本论》第二卷的赞赏其实源于庞巴威克，尽管庞巴威克强烈批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其它内容，对《资本论》第二卷却另眼相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④。
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尔·屈内说过：“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义思想界中曾引起过一定反响。大保守分子冯·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气承认，透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斯皮特霍夫，他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屈内接着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部分就是资本过剩理论，而真正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却是一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冯·哈耶克，他有点反常地坦率承认自己受过马克思的影响……重要的不是只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义的结论，而要看他对繁荣与萧条的根源的分析，这种分析跟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⑤
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英文版中，哈耶克说，他自己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种种不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理论间的分歧，要小于他的理论与其它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间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对这句话评论说，“在目前?穴解释商业周期的?雪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打通将货币性解释理论与非货币性解释理论分割开的那道鸿沟”⑥，随后他在脚注中解释说：“自本书德文版发表以来，我已经不大相信，货币性解释与非货币性解释之间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分歧最严重的。在我看来，在用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中，那些认为货币价值变动这一表面现象乃是引发商业波动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家，与重视货币因素所导致之生产结构的真正变化的理论家（比如哈耶克自己），两者之间的分歧，也比后一群理论家与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尔教授这样的所谓非货币理论家间的分歧要大得多。”⑦也就是说，他的立场更接近于斯皮特霍夫、卡塞尔、因而也暗含着接近于马克思等以非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而与那些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视为商业周期根源的经济学家分歧更大。⑧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关于前者，哈耶克曾在《纯粹资本理论》中有所论及，他写道：“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穴商业周期?雪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繁荣期快终结的时候，由于流通中的资本出现匮乏，由此而导致利率攀升，从而使人们无法获得固定资本投资以完成大型项目，或者即使建成这些项目，也无利可图。在这里，我们离题一会儿，讨论一下不同学者对于这些现象与信用扩张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这里当然不可能追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通过他对Ｍ．Ｖ．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又透过巴拉诺夫斯基对卡塞尔、斯皮特霍夫等当代学者的重大影响……”⑨
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讲课档案，有２０页的教案和包括马克思、希尔费尔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内的参考书目。关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他的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写道，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构成了最强有力的影响。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他的研究后来又成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尔教授研究的起点。毋庸讳言，本系列演讲中所提出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12}———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13}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提到过马克思与斯皮特霍夫这一派的思想，他说：“１９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14}
哈耶克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革命性的角色。资产阶级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的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进行的远征，让从前的各民族的迁徙和十字军东征黯然失色。……资产阶级让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全球性的。资产阶级通过迅速地改进生产工具、通过广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国家，哪怕是最不开化的国家，进入文明状态。”{15}哈耶克的看法与此并无二致。
哈耶克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是马克思搞错的地方———在于各自对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判断。资本并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提高；整个世界的物质状况并没有恶化，相反，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冲突中终结，相反，它更加繁荣了，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诚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所说的，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总是具有某种强烈的返祖习性。马克思曾做出一个他肯定会后悔的评论，他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将让位于“田园诗式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提出的措施中的第９条是，“将农业与制造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在全国人口中实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渐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他将这看做是“实现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革命的手段”，这一手段可以“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16}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为平均的分配的设想，农业和工业共存的设想（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９年，柬埔寨为了部分地推行这一计划而导致３００万人死亡），只有在相对比较原始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且，马克思对“自由贸易”———他斥之为“单方面强加的、昧着良心的自由”{17}———和他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的激烈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想让人类进步的时钟倒转。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过去、或许也可能在未来，才能找到理想的社会制度。
从很多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其实应该被视为某种保守的、甚至是逆向的思想运动，是从欧洲浪漫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哈耶克对马克思最大的不满，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太激进，而在于他极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手稿中特别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极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１９７６年写的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中说：“要求实现‘社会正义’，要求按照人们的需要或美德来分配物质财富，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这属于一种返祖现象。”{18}———即回到原始状态。哈耶克争辩说，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由某个天才人物掌握，比如由原始部落的首领或头人所掌握，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斯密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说：“如果我们迷恋过去，屈从于从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企图把部落社会的原则———即以为部落首领对社会中各种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强加于大社会，则我们就必然会返回到部落社会状态。”{19}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指出：“因此，卡尔·马克思正确地宣称：资产阶级创造了无产阶级，过去及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给了无产阶级以生命。”{20}哈耶克相信，马克思误解了推动生产活动的真正力量，也就难怪根据他的药方进行的革命后来在历史上带来了那样的结果。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2) 哈耶克花在《法、立法与自由》上的时间比别的著作都要长，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动笔到１９７８年全部完成，前后共花了１６年时间，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在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９年进行的。尽管该书最后成型后他不是完全满意，在前言中，在随后几年的其它场合中，他都曾责备自己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精力不断衰竭，不过，《法、立法与自由》的贡献是非常深远的。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强调说：“使中央政府在处理与其它国家的问题时处于强势的想法，已经导致在其它方面也授予中央政府过多权力，而这些权力如果由地区或地方政府行使，会更有效率。政府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的主要根源，通常都是战争的威胁。”{21}在这里，他也澄清了他自己的看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之间的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制度或惯例的选择，强调的是天赋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文化传递的技能的选择。”{22}
导致生物进化的三大因素是：个体的差异，环境的选择压力，随机的遗传突变。当然，人们一般强调的都是前两者。个体间如果没有差异，就不能出现进化。只有存在差异，才能出现遗传的或社会的进化。如果一种生物种群或一个社会内部的个体都是静态的、完全相同的，那么，该物种或社会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导致生物或社会进化的除了多样性之外，还有环境因素。只要某一物种的成员或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或不同共同体的成员间有所不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的环境就会造成其不同的属性。环境的差异和个体的差异所塑造的种群属性的差异，就会推动生物进化或社会演进。
在整个２０世纪，毫无疑问，备战是影响政府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环境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导致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权力大幅度增加，冷战也同样如此。在战争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弥漫在整个社会，政府的活动，还有这些范式或世界观，就不再仅限于单纯的军事领域，而扩张到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
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继续评论说：“现在，当我们相信，至少在西欧和北美，已经排除了盟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依靠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进行防御之时，我们应该逐渐明白，我们可以减少中央集权的程度，毋须赋予民族政府如此众多的重任，假如我们仅仅为了使政府面对外敌时比较强大的话。”{23}
哈耶克相信，进化的观念首先出现在社会领域，然后才被运用于生物学中。他在《致命的自负》中说：“达尔文在构思自己的理论的时候，正在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24}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引用Ｃ．Ｓ．皮尔斯的话说，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不过是将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观扩展运用于动物和植物生命领域中”，哈耶克自己也说，如果某位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家还需要达尔文来教给他进化的观念，那他就不够称职”{25}。
社会演进是哈耶克思想中的核心命题。社会演进的观念与自生秩序理论紧密相连。没有有形的发号施令者，生物也实现了进化，同样，社会内部的演进或社会的演进，也不需要这么一个发号施令者。但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演进中，选择主要不是透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透过文化传递的特性、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会被人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说：“总是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过程……那些具有较好观念的人将决定发展的进程，因为人们会效仿他们。”{26}
市场就是一个演进机制。取得经济成功的社会会繁荣兴旺，而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社会就萧条衰落。生物自然选择的淘汰过程被打乱后，物种就无法存活；同样，如果市场的筛选功能被打乱，经济就会停止发展。
作为整体的社会，也存在演进的问题。在晚年的社会演进理论中，哈耶克考察了竞争性市场的演进功能和过程，并将其用于解释共同体及其规则、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的变迁。随着时间推移，比较成功的法律和习俗———因而也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会逐渐扩散取得主导地位。那些物质和技术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就是最成功的社会。
哈耶克之所以为自由辩护，主要就是因为，自由能让社会内部的某些人或世界上某个社会实现成功发展。“不幸的是，为了中央政府在承担起抵御外敌的任务时比较强大而采取的种种措施。”{27}导致了政府的集权，从而妨碍了社会在很多方面可能实现的更为可取的发展。
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曾在１９４９年写道：“我们必须再一次将建设自由社会的努力视为一场知识上的冒险，一场需要勇气的事业。我们所缺乏的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份行动纲领，它既不是单纯地维护现状，也不是某种淡化了的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激进纲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学到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他们成为乌托邦分子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因此而就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而这种舆论在使那些目前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变成现实。”{28}
哈耶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期写作《法、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之前所提出的可能的乌托邦，是有别于自由至上主义的、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现在小得多。应该尽可能地让竞争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不仅经济活动，即便是政府服务，都应该按竞争原则组织管理。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将为社会提供一个突出强调私有产权、契约自由、交换自由的框架。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总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３０％到６０％之间，哈耶克认为，这一比例应该降低到１０％到２０％，这是１９世纪后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正常水平。福利不应由全国政府提供，而应该由地方和（在美国）州一级政府提供，当然还可以由自愿的慈善机构提供。
强制性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伤残保障项目确实应当继续保留，尤其是在过渡时期，但这些福利项目也应该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应该让那些乐意参与具体项目的人有更多选择。非政府机构间为提供这些服务项目而进行竞争应该成为基本制度———比如，个人可能确实需要拥有失业保险，但这种保险可以由竞争性的私人保险机构提供，而不一定非得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保障计划提供。污染控制也应当更多地以市场为基础。在教育领域中则可以采用学券制。所有这些都迥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但也不同于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最有利于人类且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甚至地区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29}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31}
古典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强烈的社群主义色彩。哈耶克反对一种观点，以为只有由中央政府提供福利，才是提供这些服务最有效率的、也最合乎道德的方法。相反，由地方政府提供福利，用自愿代替强制，对于创造民众休戚与共之感，具有莫大的好处。
哈耶克认为，乌托邦———这正是他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所思考的问题———与其说是伦理性问题，不如说是经验性问题。他不仅要搞清哪种乌托邦是可取的，也要搞清哪种是可行的。哈耶克认为：“某种理想的社会图景，或者对于人们致力于追求的整全秩序形成某种指导性观念，不仅是任何理性的政策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科学能对解决实际政策问题所能做出的主要贡献。”{32}对于哈耶克来说，乌托邦之所以是值得珍视的，主要并不是由于其具有启发意义，而是由于其能使人形成概念。他的首要目标是启蒙人的精神，而不是激发人们的热情。乌托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某种伦理理想。
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最集中地表达了自己对乌托邦的看法，他写道：“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看，根据某种模式指导创建整全的秩序，一向都是某种乌托邦，现实只能不断地逼近它，很多人会视其为不可能完整地付诸实施。但只有坚信下面的指导性观念———通过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原则，就可以实现某种保持内在连贯性的模式———才可能建立起有助于自生秩序正常运转的某种有效的框架。”{33}哈耶克觉得，当代政治学、经济学探讨中迫切需要的是“思考乌托邦的勇气”{34}。乌托邦能为事态可能如何演变提供某种蓝图、模式，从而能够指引政府的秩序和其它方面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