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二二）：孔丘的“最高原则”糟蹋了中国人

发现中国历史（二二）：孔丘的“最高原则”糟蹋了中国人

——孔儒是中国人文化的“大脑残疾”          黎 鸣

中国人把孔丘捧上了自己精神的最高位置，虽然最初事发于董仲舒、汉武帝等少数人，但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对于中国人的惩罚却实际上已经严厉到了世界人类的极点，它使得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全都生活在极低智慧的水平之下，中国人的大脑几乎全都落下了不懂得何为真文明创造的“大脑残疾”的状态之中。即使如此，然而迄今为止的中国人，还依旧蒙在鼓里，还依旧丝毫都没有任何已经受到过深深伤害的知觉，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悲剧。

如此巨大的人类悲剧，我应该如何向我亲爱的同胞们进行狂啸般地告诉呢？现实的是，我不仅不能狂啸，我还必须以尽可能最理性的方式，去进行一层一层地耐心的剖析，就像剥笋一样，一直剥到不能剥为止，以便终于让我亲爱的同胞们能够亲眼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全部的“黑内脏”。但愿终于会有一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能够真正看到自己以及自己的祖先们，在长期以来的历史之中所经历过的所有真实而悲惨的非“人”的遭遇。我相信，也毫不怀疑，那一天必会到来，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必会有一天，他们真正可以完全摆脱自己过去历史沉重的负担和阴影，而光明地、而轻松地、而主动地、而慧智地、而强有力地去迎接创造自己的全新历史的时代的到来。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的一切文明停滞的凄惨的结果，全都是从孔丘给予中国人的“最高原则”开始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句绘画界的名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仅得其末。”其实，这句名言并不仅仅能够说明绘画，也同样能够说明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包括人类创造文明的活动。本文题目中的所谓“最高原则”，其实也就是最高的“法”。

孔丘给予了中国人以什么样的“最高原则”呢？先不说孔丘。我在前面曾谈到，希伯来人的摩西为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最高的“上帝”的原则；希腊人的柏拉图为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最高的“绝对理念”，也即“真理”的原则；中国人的老子为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最高的“道德”的原则。最后说到孔丘，孔丘为中国人提供了什么呢？他提供给了中国人的“最高原则”是“礼乐”（注意，并不是“仁”或“义”，因为“克己复礼为仁”，并且“礼之宜为义”，可见，无论“仁”或“义”，均服从于“礼”），这个最高的“礼乐”原则不仅贯穿于他本人全部的教育的和政治的生活，也由他的永远不断的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以及历代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乃至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中国文人们贯穿到了中国人全部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贯穿于中国人全部历史生活之中的一切方面。

大家知道，老子反对孔丘的“礼乐”，并直接指出，“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然而，孔丘却把这个“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礼乐”捧上了中国人历史上“最高原则”的地位。这是什么？这正是“取法乎下，仅得其末”的中国历史将必然落到文明停滞的凄惨结局的最早的（合乎“道”、合乎“逻辑”的）预兆。

比较一下前面提到的各种人类的“最高原则”：“上帝”、“真理”、“道德”和“礼乐”，非常明显，惟独其中的“礼乐”是最无理，最僵死，最低级，最下等，最反人性，最反文明，最反智慧，最反逻辑，总之，是最不人道的“原则”，因此，而且事实上它就已经是最反人类文明的一切光明前途的极其荼毒的“祸水”了。

中国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的停滞，难道是偶然的吗？显然不是，而从现在看来，它完全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全都盲目地跟随汉武帝等历代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把孔丘的最坏的原则“礼乐”全都当作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原则”，也即“最高的法”，然而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最高”，恰恰是全人类的“最低”，“最劣”，“最下”，从而中国人后来的历史文明，实际上也就始终都只能是在“取法乎下”，甚至取法乎“最低”、“最劣”、“最下”，所以，中国历史文明的最终的结果也就只能“仅得其末”，甚至仅得“最低”、“最劣”、“最下”，以至在十九世纪中期最初遭遇西方人的入侵之前，中国人的历史文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了全人类文明的最末端的尾巴了！

我亲爱的同胞们，上面的历史推理，难道不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自身历史的最雄辩的真实么？说到底，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悠悠的文明，其中后段的两千多年，竟然全都是在孔丘的最坏的“最高原则”的引领之下，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已经沉没到了人类文明的最“深渊”，而绝对不是升华到了人类文明的最“顶峰”了。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华民族的文明到底有多高呢？比几乎已经完全湮灭的印第安文明、阿比西尼亚文明等等或许会稍“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至少中国文明还没有完全湮灭，但的确已经是快要完全湮灭了。在西方文明的面前，这时候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就简直如同站在文明“巨人”面前的卑鄙的“侏儒”了。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事事不如人”的普遍的感叹，事实上已经深深地记录在当时的大量历史文献之中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正是当时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在上述普遍的“事事不如人”的沉重的历史感觉的重压之下的愤怒的“呐喊”，“打倒孔家店”、“摧毁孔圣人”，这是一个正在向往新的世纪希望的民族的年轻的生命们所发出的最正确、最具有历史感觉的伟大的“声音”。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自我“折腾”式的挣扎和努力，到了今天，中国人终于大致恢复了“人”的模样，然而，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大脑残疾”并没有真正自然痊愈。关于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据，即是今天的不少中国人，居然在精神上仍又回到了中国过去历史的“原点”。他们不仅不反“儒家传统”，反而回过头来反“五四”，反“五四”的“割断了中国传统”。似乎中国的“儒家传统”曾经是多么“香喷喷的一大堆肥猪肉”，正等待他们“吃”了之后变成世界上最文明的人类，并从而还能够担负起挽救全人类文明的伟大的使命。历史上儒家文人们的“自吹自擂”的精神恶习、“取法乎下”的低劣传统、“孔儒文化”的大脑残疾，又在中国“甚嚣尘上”了。他们又要把孔丘的“最高原则”——“礼乐”的原则扶上中国人精神的最高位置了。看来，中国人真是患上了永远的文化“残疾”啊！什么样的文化“残疾”？孔丘及其儒家文化的绝对的“大脑残疾”!

大言不惭的中国儒家文人们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大脑残疾”，他们自吹自擂中国人过去的文明曾经比西方人“先进”了“两千多年”（历史事实真是这样的么？中国文明比西方人究竟“先进”了什么呢？这些自吹自擂的儒家文人们能够说出半点来么？），现在正是西方文明走向“没落”的时候，正要靠孔丘的儒家“文明”来挽救它们（请问：儒家“文明”是什么？它究竟“文明”在哪里？它用什么来挽救世界？）。

我正告所有的儒家文人们，在想要做到这一切之前，请首先治好你们自己的“大脑残疾”吧！一个连最起码的思维逻辑都不懂的人，居然想要去教训思维逻辑非常发达的西方人，这是什么？这是纯粹的“白日梦”！更是让全世界耻笑的侏儒们的“小丑剧”。（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