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聚焦]大国游戏：俺们中国这些年(外五)谈谈香港5

谈谈香港 5
　　
　　香港港英政府在60-90年代培养出来的亲英国的香港“中产阶级意识”，其内容主要特点是赞同英国古典或新古典主义思想中的经济自由竞争，辅之以对于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自我优越心态。是一种自诩英美传人的经济右派心态。
　　
　　这种经济右派心态，在1997年以后，特别是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面，在中国崛起而香港地位相对衰退的现实面前，遭遇了重挫，渐渐的牛不起来了。于是就成为了一种强充门面的硬撑。
　　
　　在香港的前途选择上，中央政府对于香港历来是非常照顾的，香港本地经济在1997年到2003年，历经东亚金融危机，数码港、地产政策等多次本地执政者的失误，以及SARS危机，连续六年经济低迷。为了让香港乘上大陆开始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特意和香港安排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让大陆赴港消费和投资支撑起了香港本地经济的相对繁荣。在这种从别人求我，到我求别人的地位变化下，香港人的心理自我定位受到了少见的撼动。
　　
　　
　　最先被撼动的自然是没有更多一技之长的底层阶层，这个群体现在要开始服侍的大主顾，已经不是日本、欧美的旅行团，而是大陆的旅行团、购物团了，而这些大陆的购物团，在短短20年或者10年前，还是要自己汇款接济的北方穷亲戚。可以理解，市井小民的酸葡萄心理开始滋生。在这种突变面前，为了维持一点脸面，就把这些北方多少带有些暴发户气质的旅行团的一些尚不文明的行为抽取出来，进行放大，维持自己“是服侍欧美、日本贵客”的一点可怜的自尊心。而在于待客方式上，则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能宰一个是一个，对于大陆旅客，取之钱财而后快，香港小市民的势利心态跃然脸上。这也是很多大陆游客普遍反映香港旅游接待质量不佳，甚至感慨比国内一些赚块钱的旅行社还更不择手段的原因。
　　
　　接下来被撼动的是中层专业阶层。这个阶层诞生于70年代中后期，是香港经济从50-70年代的制造业，再转向连接大陆与国外的转口港业和进行金融交易（地产、证券）的金融业的时代背景产物。例如物业分析师、会计师、律师、本土证券从业人员等等。在大陆刚刚起步企业公司化改革、银行体制改革、房地产交易、证券交易所的时候，这些人员作为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华人老师”，被寄予了较高的地位，而他们也能够从和大陆相关的业务上，赚取丰厚的报酬。既可以敞开口袋收钱，又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然自我感觉很好。但是这些业务，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国内人才不断出现，香港的这些所谓专业人士，天资和勤奋程度都难以与国内从业人员匹敌，因此逐渐竞争优势就消失掉了，生意单子要么变少，要么必须将自己搬家到中国内地城市（目前还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才能拿到，心理自然就逐渐下落，其中不能适应的人，就渐渐进入气急败坏，怨天尤人的状态。
　　
　　最后被撼动的是香港上层的“国际香港人”，其中有很多是“大鼻子香港人”，或叫国际专业人士（global expatriate），这主要是1997-2007年间大批进入香港的主要面向中国的国际投行、公募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等等，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彭博社、路透社、金融时报、南华早报等信息机构。这些人的国内对应者，则是国内的金融从业人员中的领导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分大陆人是最有问题的，也是最认同英美式香港价值观的，这就导致了这个领域长期以来香港仍然能够处于一个相对被推崇的地位，加上国内制度上确实存在不少人为的不必要的障碍，自矮一等，于是这就让香港“法治好金融棒”的逻辑在今天仍然能够流行，能够拿出来唬人。不过，从2007、2008年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让这些国际香港人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向下走，心态也自然会变——酸葡萄心理也冒了出来。在表面上的一个特征，就是金融时报上对于中国热潮冷讽的作品越来越多，和中国内地的一些反中国的作者联系越来越紧密，文章质量下降的越来越厉害，原来装腔作势所必需的品质包装也可以扔掉不要了。到2009年以后，香港下中上三层的全面相对颓势，已经表面化。
　　
　　
　　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故事，是面向大陆招生的香港大学。在港英统治下，特别是二战以后，香港除了市井文化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能成为文化的东西（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等机构是钱穆等人的故国寄思之所，但由于文人的天然限制，又没有真正的物质根基，所以虚无缥缈，没有形成气候）。香港的大学，尤其以香港大学为代表，是制造为港英政府提供认同英国身份的港英公务员队伍，和70-80年代以后的经济机器零部件的学历工厂。其与国际一流大学的质量相比，距离可谓需以千百里计。本来，在“大香港”时代，香港的大学因为体制阻隔和自高一等的一些心态，是不招收大陆学生的。2003年以后，在整个趋势变化的局面下，香港诸大学就参与了对内地高考优质生源（例如各省高考前几名）的争夺。而在当时，凭借香港在大陆人心目中残存的“发达地区”的印象，以及优厚的补贴资助，的确吸引了一批内地贫寒出身的高材学子前往就读。不过，四五年下来，当年的内地优秀人才，在香港诸大学这个孵化器里，似乎并没有很能够让人称赞的成就，更多的人似乎是泯然于香港的中产大军之中，悄无声息。而近些年来，香港各个大学对于高考优质生源的吸引力，似乎也已经大幅度下降，以“香港开放，能够更直接的认识世界”为理由选择港大而非清华北大人大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国内大学的当政者，没有看到世界趋势的根本方向，借着国内大学的一些可以利用的弊病，反而要把国内一流大学拖到和香港大学类似的“大学公司”的水准，例如北京大学在2003年由张维迎发动的教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幸好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方才没有造成更多的破坏作用。对于国内高校体制改革的话题，俺会作为教育的专门领域，另辟文专述。
　　
　　既然经济右派的高人一等的心态已经遭遇了挫折。那么怎么办？一种出路自然就是重新审视自己，挖掘新的城市生存点，这是明智的选择，而另一种方法，则是在其他方面寻找突破口，将香港社会既有的矛盾进行放大，以宣泄的，破坏性的态度制造运动，制造舆论。其实，这是西方式“文化左派”的做法。正是在2009-2010年，长期寄居于香港的大批国际NGO主动发掘了活动的机会和舞台，批发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香港“市民社会运动”。与1997-2003年期间围绕经济话题为主的“中产生存”社会运动不同，新的2009年以来的社会运动带有极大的国际色彩。如不出意料，这些运动必然不满足局限于香港，而大有向内地进发的趋势。香港那的天边，如WWF、绿色和平、乐施会、大赦国际等国际NGO们，正在积聚西方文化左翼和大陆一大部分文化、经济右翼的能量，形成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