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聚焦]大国游戏：俺们中国这些年(外四)谈谈香港4

谈谈香港 4
　　
　　在21世纪，中国快速崛起，香港的地位迅速滑向边缘化，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要硬反这种客观事实，混淆事情的真相，采用故意制造思想混乱的方法进行挣扎乃至翻盘的舆论和思想操作，则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香港本地的一些上层中一部分具有亲英资传统的精英分子，特别是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其中的金融官员，他们的故事其实是老调弹了又弹，那就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更有利于金融活动的展开，所以中国大陆要向香港学习，或者向香港开放，让香港教会中国大陆如何守规矩，如何搞法治，如何开展金融活动。吃这一套的大陆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受困扰于大陆很多现实的不规范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早期狂野时代的很多违法违规不择手段的案例，认为必须进行秩序整顿的官员，这些人相对可以理解，一类则是先天内心已经认定中国不行，英国行或者美国行的人，这类人在大陆的金融官员、经济学家和富有80年代遗风的知识分子中广泛存在；具体的响应表现就是，21世纪头几年的时候是有部分香港官员被大陆金融机构正式聘为高官，指导中国金融体制的建设，如史美伦就是一个那时典型的案例，后来几年整个趋势越来越偏离这套轨道，香港的地位也逐渐降低，香港的这些人能求得个顾问就心里暗自窃喜了。
　　
　　第二种则是一些大陆一知半解的媒体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基础，也基本上就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是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行，而大陆则不行——只不过这种对比并不侧重金融层面，而是更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中国全面不行，香港全面行。所以，正确的改革开放——也就是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接受香港的教育和改造，是“中国香港化”，反之，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则被认为是香港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是“香港中国化”，因为“香港行，香港文明，中国不行，中国野蛮”，所以前者是对的，带来希望的，后者是错的，带来失望的。既然现在很失望。所以我就要做怨妇，撒悲情，和香港的专业阶层一起上街游行。


　　那么在最近提出的“深港一体化”问题上，这派知识分子想要鼓吹的说法，就是强调“大香港”，由“香港提携深圳”。把香港的文明洒向深圳，再以深港为据点洒向全中国。总之，是香港行，深圳不行，深圳要融入香港，从而给中国“带来一点希望”。
　　
　　这两种观点自然都是错误的。前一种观点没有弄清楚香港是什么样的金融中心，什么因素导致了香港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成分是香港的“自身优秀实力”带来的，有多少成分是国际资金要分享中国的增长红利的宏观背景带来的。认识不清楚自己在这个局里面的位置，利益分享者的定位，继续自以为是，颐指气使，就会不断的做出“就算香港的经济高度依赖于中国大陆，港元也要继续盯着美元”这样的不智的政治决策。后一种观点那自然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一厢情愿，黄粱梦一场。两种看法其实都是只了解点皮毛而没有历史感的肤浅的看法。与大趋势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也自然为时代所淘汰。
　　
　　真正合适的做法是什么呢？按照俺的主动-被动区分法，那就是认清趋势，客观的承认对方的优点，为我所用，有机吸收，转化为我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囫囵吞枣。就拿深港一体化来说，如何一体化，谁带动谁，深圳是否需要学习香港，需要学习什么，都是要高度重视的内容。在俺看来，深圳的潜力远远大于香港，不是香港提携深圳，而是深圳提携陷入困局的香港，给香港一条生路。
　　

　　深圳市的新任市委书记王荣是俺高度佩服的一位罕见的人才，他在无锡和苏州先后成功实施了政府牵头的高科技人才引进创业计划，成果显著。深圳现在也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任务——只有深圳成为广东创新转型的排头兵，才能带动惠州、珠海等广东其他地方，那些眷恋于既得利益，旧有经济模式的东莞等地区才可能会被触动。王荣书记在讨论如何学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学习香港和新加坡。那么学习香港和新加坡的什么？在俺看来，深圳需要学习香港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公务员管理（如廉政公署制度），提高市区日常的运营管理水平（如地铁、公交、卫生、居民素质培育）上面，学习新加坡可能还可以再加上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和科技创业刺激扶持政策（香港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科技项目，而新加坡在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上经验、收获颇丰，比较引人瞩目）。但学习香港或者新加坡绝对不是要学他们的假英国人心态，学他们上等人自以为尊贵的那种分割社会的做派，绝不要学习那种以英美文化为终极发展目标，而自己则定位成一个目中无人，俯视亚洲大陆，自己如同无根浮萍一般的“香蕉人”的心态。这一点，俺是完全相信王荣书记的——像王荣这样的大陆优秀官员的能力，香港历任委任统治者尚无一人能够企及，更不要说能力更差一等的港英公务员群体。俺一直在关注王荣书记率领深圳的创新先锋人士，在世界各地奔走寻求合作共赢机会的布局，这一点，俺有空将给予详细的讨论。
　　
　　在二战以后亚洲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人多次提出亚洲文明崛起的概念，日本人在70-80年代就希望新亚洲能够历史性重新崛起，可惜当时（80年代之后）中国并不加以配合，作为美国政治仆从国的日本绝无可能独立成为世界的一极。2007-2008年危机爆发前，新加坡李光耀政治学院的院长马凯硕写了一本《新亚洲世纪》（New Asia Hemisphere），此书貌似宣传亚洲构成对于欧美的挑战，其实不过是为李光耀个人背书，因为此书中“崛起的亚洲”不过是一个欧美的“东方翻版”，在眼界、思维上并无新颖建树，如果有，恐怕无非是将80年代伴随当时全球化的那套观点再加深一级罢了。中国绝不可能在日本的这种仆从国地位下，或者在新加坡这种自我漂白，争当21世纪的“新英国绅士”的心态下，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强国。
　　
　　2009-2010年，世界格局走向趋势已经很明显，香港地位的进一步相对下滑，只是这个世界趋势的一个脚注。在这种环境下，香港出现了新的政治、经济动向，香港部门群体的心态出现了显著的进一步变化。香港高铁事件、保卫粤语运动、导游阿珍事件乃至在某种意义上，菲律宾旅游大巴事件，都成为这种心态的爆发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