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变,总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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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政编写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已经证明,重大的突发事件,往往可以改写
一段历史,成为历史剧变的转折点。但是,重大的突发事件,总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发生。在此,我们一起来回顾几段历史:
1.
清朝末年,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统治者对外奴颜媚骨,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内残酷镇敢于挑战朝廷的各种变革势力。面对这个局面,必须尽快改变,成为当时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怎么改?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在维护帝制的前提下,实现君主立宪是代价最小,收效最快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孙中山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建立革命党,通过暴力推翻满清,而是在1894年6月向当时的权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内容上看,孙中山完全是一个大清朝的一个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建议仿照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是,沿袭这个思路走到1898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那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这次事件后,和平演变的条件,就基本丧失了,很多人看穿了清朝廷绝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的立场,转而支持建立组织,以暴抗暴,用军事行动推翻满清。
于是,从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经过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马炮营起义、庚戌新军起义到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前后10多次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每次起义的影响极为有限,但是仍然极大的动摇了满清朝廷的统治基础。
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也知道不改是不行的。于是,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
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犟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缐,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领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覆的进攻,终於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三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回过头来,再看武昌起义,准备并不充分,还不如当年的黄花岗起义,起义非常仓促,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但是却一举成功,可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是无法阻挡的。
2.1986年,台湾演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国民党的党外势力活动日益活跃,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些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戒严线”就像四象基本原则一样。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可以说就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历史剧变。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
在
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人们注意到,这是蒋氏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表态,断言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放弃蒋家独裁,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且对死抱不放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也提出修补计划,表示要沿着“宪政道路”走下去。作为与之讲话相配合的是,他于次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并称之为“两寅变法”。
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选中常委,已病两年的孙运璇正式退出中常会;新选进中常委的全是开明派,由李焕带头,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这样,在中常委内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况下,开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大减,通过各项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问题。
以上六大问题,可以说是集岛内所有政治焦点之大成,是国民党和党外较量几十年的主要交汇点。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制,所以维护一党专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变相终身制、官派省市长、坚持戒严和维持党禁”诸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也就成为党外势力猛烈攻击的固定目标,如今国民党主动提出准备解决,表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
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坤、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至此,不管“解严”与否,民进党已参加正式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政党。
至此,让台湾各界人士谈“令”色变的“戒严令”,已到了任人指责、明知故犯、公开对抗的程度。特别是民进党“闯关”成立,违反党禁,官方竟然不能采取行动!人们大规模地触犯“戒严令”,国民党当局不敢以“令”定罪,坚持“戒严令”又有何用?一个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思前想后,蒋经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解除“戒严”的问题。
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过程中,国、民两党“立法委员”多次发生冲突。民进党坚决反对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安法”,而国民党则顽固坚持必须以限制多种人民权利的“国安法”取代“戒严令”。民进党还在
蒋经国统治国民党13年,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总统”谢东闵、李登辉,“行政院长”孙运璇、俞国华。4人中,用谢,是为贯彻任用台籍干部政策;用俞,则是安抚对政治改革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蒋经国有意培养接班的则是孙运璇、李登辉。
谢东闵为国民党早期培养的台籍干部。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是惟一的台湾籍代表,也是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台籍人士。1978年蒋经国正式“登基”,担任国民党政权的“总统”,谢东闵“运”盖众家,一跃而为蒋经国的副手,当上“副总统”,因此他是第一个出任“副总统”的台湾籍人士。尽管这样,谢东闵并不是作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来安排的,因为当时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正常,“副总统”的人选无关接班大局。谢东闵出任蒋经国的副手,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缓和自国民党去台后就产生、50年代和60年代不断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尖锐对立的省籍矛盾。由于谢东闵和蒋经国的关系过于亲近,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人的败类”,列为“暗杀对象”。1976年10月,谢东闵在家中被“台独”分子邮寄的“邮件炸弹”炸伤一只手。遇此不幸,他分外伤心,以后虽然官升“副总统”,可为官的热情大减,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当然接班就更不可能了。
俞国华也不是作为“接班”来安排的,却成为事实的“接班群”成员之一。此人和蒋家有着很深的渊源,长期以来被蒋氏父子视为财经助手。在1984年5月间“内阁”改组时,正值以国民党元老派为主的保守派得势,蒋经国为平衡党内不同意见,提名俞氏出任“行政院长”。从1986年起,蒋经国在最后的3年间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之轮、以向历史作出交代时,俞国华还是跟上了蒋经国改革的步伐,并协助蒋经国完成了“解严、开放探亲”等重大决策。蒋经国很快病故,俞国华成为当然的“接班群”成员之一。可他马上与李登辉发生权力接班冲突,虽说起因并非俞国华,可他却是漩涡的中心。
蒋经国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孙运璇。作为一位专业电力技术人员,曾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台湾接收电力系统。国民党政权去台后,孙运璇在电力部门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蒋家父子的欣赏。1967年,他参加的援助非洲电力工业的合同期满时,台湾当局任命他为“交通部长”,3年后转任“经济部长”。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孙运璇升任“行政院长”。孙运璇能获得蒋经国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从国民党逃台后的历史看,“孙运璇内阁”,前可比“陈、俞、严、蒋四内阁”,后可比“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连战四内阁”,是争议较少、丑闻较少的一届“内阁”,舆论界对他本人的评议,也是比较平和的。
蒋经国相中的另一位继位者是李登辉。有意思的是,蒋挑中的两位接班人,孙为工业管理专家,李为农业理论专家。李登辉获得的学位有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农经系学士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国获奖以来一直忙于各种岛内外学术活动的李登辉,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务委员”。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又昔日战友今日政敌(左李登辉,右林洋港)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总统”。
蒋经国的身体在70岁以前可以说不错,只是步入古稀之年后,原有的糖尿病出现恶化。
之后的台湾,经过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民主宪政,实现政党监督,政党轮替。
历史剧变往往源于一个偶然的重大历史事件,而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推动历史进程的转折点。武昌起义终结满清朝廷,而江南事件,则促使蒋经国下决心启动台湾政治改革。这些偶然的事件,都带来了历史的剧变。
今天的全世界,也可能有这样的偶然事件发生,也可能因此成为产生历史剧变的契机。问题是,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