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泛政治化现象分析

倪春纳
2010年3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49
从2003年的日本游客珠海的“九一八集体买春”到2006年的武汉大学的“樱花国耻”之争再到2008年的全民抵制家乐福事件，这几个片段式的缩影虽然不是中国社会的完整写照，但是确具有充分的象征意义。它们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中的一些偶发事件由于被主导而内化的价值形态，或者脆弱而强烈民族情绪而被赋予广泛的政治色彩。很多人在政治过敏症的状况下，把经济、科学、教育、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的本来与政治毫不相关或有些许联系的言论、行为都人为的引入政治生活中，以政治的逻辑和框架来包涵社会现象。这个普遍现象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倾向，有学人称之为社会的泛政治化。
社会的泛政治化在“政治社会化”和“社会政治化”的两分法视野中，仍属于政治社会化的范畴内，政治社会化的行为本身在整合国家认同、贯彻政治决策和维系社会的稳定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泛政治化非政治社会化，只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分析这个现象不能发生“单位跳跃谬误”的错误，即：社会的泛政治化的主要受体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也塑造社会本身。我们可以把社会的泛政治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谱系下的结果而独立于社会政治化之外。社会泛政治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在政权更迭之际起着政治嬗变和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的认可的作用，但是它也容易束缚非主流思想，压制社会活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造成人们对社会问题不能做出实质的理解和处理，使社会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甚至带来政治冷漠。
一、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
（一）政治权力的主导化
中国历来都是社会从属于政治，政治包含社会，社会没有活力。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在人们的定式思维框架中，政治与社会必然一体两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其实社会中的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等等目前的窘境说明政治包办一切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问题---难以有效解决---遗留问题+新的问题的恶性循环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政治问题只有政治途径解决的逻辑下，为了解决这种压力的危机，政治又诉求于社会日常生活中，于是发生的许多经常性的动员式的政治活动又使得社会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济南市婚庆庆典协会近日倡议9月18日这一天不要举办婚庆活动，就是一种把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极端做法。
（二）理论建构的悖论化
目前政治生活中的革命的思维仍然具有影响力，革命年代突出政治的做法现在仍有市场。拉卡托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纲领已经失败了，因为它落后于事实而不能有效地预见事实。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场中，出现一个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另外一个理论的周期循环，而一个继承性的新理论的迅速更迭会逐渐动摇其所属理论体系以往的独占和主导地位，“对于旧的继承下来的象征符号，人们会由于太熟悉而反应迟钝；对于新的令人激动的象征符号，人们会由于太陌生而反应迟钝。”每一种应时而发的新理论都面临这种困境，每种理论既要承担其整个理论体系的维护，又要努力使自身获得社会认同。这种单个理论对整个理论体系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成功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泛政治化。
（三）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化
在逝去的2008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几次所谓的“抵制×货”的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容易情绪化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一些人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成了爱国主义，进而把它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在演艺界娱乐圈这种问题表现的也尤为明显，似乎不把爱国主义挂在嘴上，政治上就有问题。以史为鉴，“五四英雄”梅思平和“卖国贼”章宗祥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绝不是特例。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媒体，为了赢得眼球效应的需要，往往迎合情绪化的受众市场，利用民众的泛政治化心理，猛炒“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使媒体民众在泛政治化的路上被误导而越滑越远。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因被主流媒体认为低俗而遭到舆论大举挞伐。
二、社会泛政治化的根源
（一）政治发展逻辑：权威主义政治
泛政治化的产生在我国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两千多年的权威主义政治要求对政治权力的无限尊崇和自觉服从。政治意识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和社会心理的指南针。统治权力的政治倾向对于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价值取向、理想选择来说，有着无可代替的控制和导向作用。近代以后，中国历史环境特殊状况使救亡与革命超越了启蒙，“教育救国”和 “实业救国”失败凸显出“革命救国”和“政治救国”成功的伟大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段时期内，政治逻辑、政治价值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导向指针和价值尺度。并发展到把政治观点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任何问题都提高到政治层面和斗争格局中来认识，造成了泛政治化的传统的进一步强化。
（二）意识形态建设：德育政治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德”是评判人才的首要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这一精神根基，但却没能根本改变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关系，政教合一的传统仍占主导地位。建国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进一步将道德教育和政治运动强行捆绑在一起，使得德育的内容从属政治形势的需要，抽象和摇摆不定。直到今天，道德教育作为统一思想的手段、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但是统一的思想只是僵化的思想，对于民族的未来是弊大于利。现行德育重点也不在于道德品质的养成，而是政治思想教育，“德育”是“育政”，而不是“育德”。道德教育的泛政治化给“德育”打上了重重的政治色彩，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处于此种道德教育框架体系中的国民难免产生政治化的思维定势。
（三）政治媒介环境：舆论认识统一化
当今社会的媒体大多缺少平和、理性、自主、宽容的待人论事的态度，丧失独立思考的精神，报喜不报忧，对一些非主流的言论，进行无情抨击，甚至会遭到“权威人士”的“澄清”和“纠正”。“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的愿望在遭遇政治时往往成为美好的乌托邦，统一化的政治媒介环境，压抑了许多异议的声音，容易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它以宣传的功能代替其他的功能，在围绕着实现既定的政治宣传目标服务的过程中，虽然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但是却不利于自主性的公民政治参与，而且会使媒介言论富有导向性的政治气息。在“好人没做过坏事、坏人没做过好事”的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思维逻辑下，往往造成要传递的信息太过于强调其完美性而忽略了平民化色彩。政治媒介的“政治”抽象于事实，但同时又使得政治疏远事实。
（四）知识分子心理：人生仕途化
中国漫长的历史奠定了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最高理想追求。各时代主流的知识分子都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仕途上的成功者而不是一个牢骚满腹的诗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来名士多耽酒，自古英雄少读书”、“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这些思想似乎都表明：读书的最大功用是用来敲开仕途的大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也只是在 “当世无可为”和“自度不能与时俗谐”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仕途颇不得意时的无奈感叹。现在高校的行政级别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一种象征性的心理慰藉吧。
上述社会泛政治化的诸多原因，在今天有些已经趋淡，有些仍在强化。即使上述原因俱已消失，由于泛政治化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滞后性和历史惯性，其影响难以在短期内彻底克服。
三、结语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方面逐渐反思泛政治化的弊端，开始了非政治化的进程。当代中国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方式也不是按照特定的值或意识形态运转的，而是按照“去意识形态的”或“去政治化的”逻辑运转的------尽管经常诉诸于意识形态的语言。泛政治化究其本质而言是基于一种合法性的需要，但是如果过分诉求就会容易重蹈历史上“左”的灾难。
倪春纳，1987年12月出生，男，安徽凤阳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联系方式：13852292545
程　龙. 我国当代社会泛政治化因素分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 年第1 期
反对将百姓日常生活泛政治化.天山网. 2007年09月19日http://www.tianshannet.com/pn/content/2007-09/19/content_2190972.htm
拉卡托斯,兰证译. 科学纲领研究方法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8
西德·尼塔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译林出版社2005:143
吴俊清. 德育泛政治化倾向的现实表现和原因分析[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16卷第10期
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中国科学院.2003年6月26日http://www.cas.cn/xw/zjsd/200906/t20090608_642798.shtml
毛寿龙. 泛政治化可以休矣：由“思想的境界”关站谈起 http://www.wiapp.org/article/default.asp?id=119
汪晖.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J].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