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变化 上网人士属于"新派"

    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2005年-2006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早期茅盾文艺思想研究》、《现代学术的重铸：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无限的增长——新世纪文学研究论集》等，曾主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60年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年-2000年)·史料卷》等。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学的发展似乎也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期。单从文学本身的演变着眼，近些年有不少变化。这些变化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这是我今天要报告给大家的。

    什么是“新世纪文学”

    在新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确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感受到的文学挑战，除了网络世界的日益普及以及网络文学的蓬勃兴起，还有写作者结构的改变。

    从文学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近30年来的中国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依据，除了文学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之外，与文学的小环境以及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大环境来说，“新时期文学”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人们记忆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道主义思潮、现代派讨论、“寻根文学”等，都是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呼应的。有人形容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触角”。

    那个阶段，很多作品一经发表，往往会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头百姓，目光全都投射到当代作家作品的创作上。譬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的发表，触发了人们对“文革”遗留下来的内心创伤的正视；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了人们对人生观问题的讨论。

    这样的文学景观，在今天的文学生活中已经很少见到了。与这种大环境相对应的“新时期文学”的作家队伍，其主体是像巴金、夏衍、丁玲、周扬、钱钟书、杨绛、施蛰存这样的“现代作家”的复出，以及像王蒙、张贤亮这样的所谓“右派作家”的归来，还有像韩少功、张承志、阿城、王安忆等“知青作家”的涌现和苏童、余华、孙甘露等“先锋作家”的初露锋芒。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探讨的话题，则涵盖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西方现代派技巧以及文学形式问题等。

    “9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分野，从社会大环境来说，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启动。现实生活中，“市场”这一关键词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期盼改革，期盼用市场经济的自由流通来盘活现实社会。

    如果说在这一阶段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社会现象，那么，文学生活中同样涌现出很多“新生事物”。“痞子文学”、“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文学命名公然亮相。像“新时期文学”那样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冲击逐渐淡出了文学视野，接踵而至的是金钱裹挟下的漫无边界的欲望的泛滥。有评论家形容这一阶段的文学充斥着糜烂的气息，到处可以听到欲望在尖叫。

    话虽这么说，“90年代文学”毕竟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作家构成中，老一辈的“现代作家”基本退出了写作者的行列，“右派作家”也进入了老年写作状态。“知青作家”的地位如日中天，像韩少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创作出了一批长篇作品。“先锋作家”进入了常态写作。随后是“70后”和“80后”作家的崛起。

    文学作品中，像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废都》、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活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们》、陈染的《私人生活》等都获得了社会较好的评价。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领域，“人文精神”讨论、90年代文学讨论、日常生活写作、城市文学的研讨、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文化研究的尝试，虽不像“新时期文学”那样轰轰烈烈，但深入的程度和专业化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新世纪文学”是涵盖2000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概念。国内最早由《文艺争鸣》和《天津师大学报》开出专栏进行讨论。很多人对这一概念持保留意见，认为文学与时间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以为，这一概念是有其合理价值并有现实意义的。理由之一，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确在新世纪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这些变化与以往20世纪文学除了有精神血脉上的联系之外，也有它指向未来的新颖之处。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感受到的文学挑战之一，就是网络世界的日益普及以及网络文学的蓬勃兴起。从第一部长篇华语网络小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出现，到今天网络文学大联展的举办，网络对于文学的影响真可以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我想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怀疑网络文学对于未来中国文学走向的影响力。

    还有，就是写作者结构的改变。从“新时期文学”作家很多是国家干部编制，到今天绝大多数写作者把“写作”看成一种自由职业。这样的身份变迁，意味着文学写作者依靠国家体制的可能性在减弱，而面向日益个人化的日常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强。

    已经有很多的读者对当今文学缺乏震撼力感到不满，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感觉到当今文学创作对生活的描写越来越细碎化、越来越无力了。这种种现象都是“新世纪文学”生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精神征兆。作为读者，我们或许对诸如此类的当下文学状态感到不满，但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需要对这样的文学现状做出理性的分析。

    新世纪文学的变化

    城市化的社会进程，影响到作家在审美选择上的尝试和实践，但这种尝试未必为所有人接受。这是当今文学创作遇到的障碍，也是文学批评需要拓展的思想空间。

    如果我们承认“新世纪文学”的存在，那么，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新世纪文学”所带来的变化。

    我想说的是，这里所谓的“变化”，是指那些构成重要的文学现象的结构性变化，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各方面的变化。譬如，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原先是前卫、先锋、实验的，今天开始转向现实主义了；或者，原先是模仿卡夫卡、马尔克斯，现在转向模仿村上春树或是渡边淳一了。这样的变化不在我今天的论述范围之内。我考虑的问题是，在所有牵动“新世纪文学”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

    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人认为是现代性问题，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问题。这些提法我个人都觉得过于抽象。这些思路基本上也都是依照西方社会理论的需要，来裁剪中国当代文学的材料。而我试图着眼的是当下中国文学所呈现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具有的历史意味。

    记得2003年和2005年，我曾参加过茅盾文学奖初评和鲁迅文学奖理论组的终评，为此阅读了较多的长篇小说和理论文章。后来，我又在多个场合就获奖作品与中国当下文学状况做过发言。与此同时，我又参加了中国小说学会每年举办的小说排行榜的评选活动。这些活动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接触了一些平时不太会去阅读的各类作品。阅读这些作品后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新世纪文学”正在改变着20世纪的“新文学传统”。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中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偏重于乡土生活的书写。像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都有非常出色的农村生活题材的创作。相比之下，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文学表述却是少之又少。而在这少之又少的城市作家作品中，艺术上成熟的，更是凤毛麟角。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新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作家几乎很少涉及农村题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专注于对城市生活的描写。到了新世纪，这种状况更是有增无减，越来越强势。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视野、趣味、习惯的强化，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书写中的一股强势力量。

    中国文学从乡土世界转向城市生活，这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的审美变化。譬如，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在今天被如此热捧，这让很多作家、评论家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以为，这与新世纪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审美变化有关。

    就城市生活题材的创作而言，当代作家的艺术敏感或许有很多并非不及张爱玲，但能够成功地将这种生活感受布局成篇，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还是很少。而文学史上，张爱玲在《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对城市人的心态和神情的表述，堪称经典。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对现代性压抑的审美表述。当今天的人们希望从历史上来寻找城市生活的文学踪影，张爱玲的作品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参照。

    还有，譬如“70后”作家作品中最招徕争议的，是作品中的场景不是宾馆，就是酒吧或高档商厦。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物欲的表现。但我以为，与其说是物欲，还不如说是一种城市生活景观。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有现代城市生活才具有。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会影响到作家在审美选择上的尝试和实践，但这种尝试未必为所有人接受。这是当今文学创作遇到的障碍，也是文学批评需要拓展的思想空间。

    就对城市生活的表现而言，新世纪文学创作还处在一种探索状态。除了一般地表现生活感受外，还没有展现出丰富的想象。但我个人相信，城市生活一定会引起越来越多写作者的关注和思考。这除了需要耐心和时间之外，也是对写作者个人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