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柴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

        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鸣啸声，房屋被炸中后的碎片飞掷声，哭爹喊娘的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渐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

        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

        防空壕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

        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地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

        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的，最光辉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

——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4日。（当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天还是汪精卫的生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救国富强之策。

        年甫21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当年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色彩。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琡，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经书儒典，成为童幼年的汪精卫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琡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汪兆铭十三岁时，汪琡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辞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酿成他反清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清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清朝帝王“君臣之义”的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家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述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日日不绝。所以，有“精卫填海”这一成语，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为菊花而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清朝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纷乱如丝，杂税盛行，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清朝政府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洲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政府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仍旧没有丝毫褪色。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吁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清朝政府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惟有实践出真知

——南洋的鼓动

1907年春，经过清朝政府的交涉，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7000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1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两千元，二人为此闹翻。

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随。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创设了《中兴日报》。

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争取和吸引侨众。

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

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以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无限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令人耀目燃烧着他自己。

汪精卫的宣传帮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据当代人的审美观，汪精卫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晋风度的标准去套，他更是！

年轻的汪精卫，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闪烁着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

“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天皇巨星式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相交最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

“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

老丑教授尚能致人癫狂入迷，倘若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见，这个节目，定可令国人亿众皆伫立，日韩以外尽欢呼。

从1904年到1908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清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20世纪初叶的美菲之战，是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譬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政府）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

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见，当时的汪精卫，识见层次之高，远超同盟会许多元老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此人果真是“环肥燕瘦”，少女时代就胖嘟嘟。与日后她受审时的大肉包子脸相比，当时少女时代的陈璧君，脸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受洗脑，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时年24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他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

汪精卫，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

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

“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国共阵营一大咄咄怪事就是，帅哥美男身边，总伴八怪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他父亲退回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气——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