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G8，G20，G2

G7，G8，G20，G2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学生成长网www.qsdfz.edu.cn        2009年4月10日        来源：互联网        作者：网络综合        浏览次数：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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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即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或七国集团），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意、加、日组成。是现在八国集团首脑峰会（G8）的前身。
G7会议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举行的首脑会议，开始于1975年。多年的运行已让G7会议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工业国的首脑会议，多项国际行动计划均在这一框架内达成，比如在政治领域，上世纪末G7就发动科索沃战争以及相关战争费用分摊达成了一致；在经济领域，著名的广场协议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救助也是G7的合作成果。
G8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G8 Summit)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变而来，与会八国也被称为八国集团。八国是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先后发生了“美元冲击”、“石油冲击”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为了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领导人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
１９７６年６月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七国集团，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此后，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从１９７７年起，欧洲共同体（１９９４年后为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会议。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最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宗旨，故也称“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从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的前５次会议都是以经济问题为主要议题，讨论了诸如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和贸易等问题，协调了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从８０年代初开始，各国间经济矛盾加剧，经济方面的协议常常难以取得有效的结果，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政治问题也逐渐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１９９１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都应邀同与会的七国首脑在会后举行会晤。１９９４年第２０次会议时，叶利钦正式参加政治问题讨论，形成了“７＋１”机制。１９９７年在美国丹佛举行七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延续了２３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首脑会议”（也被称为“八国集团”），“７＋１”的模式结束，八国首脑会议体制形成。不过，在经济问题上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G20
二十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１９个国家以及欧盟组成。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８５％，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２／３。
G20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2003年8月13日的一份文字发表回应中，这是一份由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EC）与美国针对坎昆与会的部长所提出的农产品共同提案。到了2003年8月20日，一份由20个国家所签署的文件，之后并重新发布，成为9月4日的昆坎部长及文件，此 份文件针对之前欧盟与美国的农产品提案提出另一个可行的替换框架（Framework），此文件标示着是由G20所订立。
G2
G2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来代替旧有的G8，即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提出来的。他在6月1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他的“G2”构想。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应当成全中国，使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建筑师和管理者，使中国与其作为全球经济超级权力的新角色相匹配。此后，伯格斯滕在今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上撰文，继续深化他的“G2”构想，鼓吹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他提出，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之类的全球治理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
Chimerica(中美国)
到底什么是“中美国”呢？在弗格森的定义中，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进程和美国应对金融海啸的政策选择来说明到底什么是“中美国”。
先看中国。在中国改革之初面临的一个敏感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在当年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若干年内，“市场经济”充其量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有益的补充”。邓小平在1987年2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3页）可惜，邓公的这次谈话并没有为国人所知，也不为主流学者们所接受。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此后一再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直到这时，中国人终于醒过梦来：原来市场就是个手段！于是中国人爽快地承认自己也是市场经济，由于这个问题而僵持多年的“入世”谈判也迎刃而解，中国经济也在十几年中连续上了几个台阶，GDP总值已经超过了西方G8集团中的6个。
再说说美国。美国人对待市场经济的虔诚，就像当年中国人相信计划经济一样。记得里根总统说过：The most terrifying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世界上最恐怖的英语句子就是：我是政府官员，我帮你们来了）。在中国人遇事“找市长”的时候，美国人只知道“找市场”，用“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令美国人始料未及的是，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驱动了欲望的杠杆，竟然在美国搅起了经济大地震，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现在轮到美国朋友们反思曾经让中国人困惑的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了。我在不久前的一篇博文中引用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话，这位以《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而著名的作家不再乐观地认为世界是平的，因为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又热、又平、又挤”（hot, flat and crowded）。弗里德曼甚至突发奇想，说他幻想美国能变成中国，just one day, one little day（就一天，短短一天），在这一天美国要干什么呢？弗里德曼说有了这样一天美国的政令就可以走出白宫，在全国颁布和实施所有必要和有效的监管法规，让市场走上正轨。然后，从第二天起，美国式的自由经济就可以重振旗鼓再铸新的辉煌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篇文章题目是：Let’s Get Fiscal，意指以政府财政支出的手段挽救经济，他认为挽救经济仅靠银行的降息无济于事，联邦政府要有大的作为：“目前是从事某些重大基础建设的良机，推动建设计划吧！”
这样看来，在中国人接受了市场经济不过是经济成长的一种手段之后的若干年后，美国人也终于认识到政府计划也是经济成长的一种手段，在崇尚平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追求效益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其实是“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英语新词Chimerica（中美国）的含义。（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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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4月7日载文《随着中国调整适应国际经济辩论，世界从G20到G2》，摘要如下：
上周峰会之后，一些人称中美为“两国集团”（G2），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来到世界经济舞台。“G7+俄罗斯”唱主角不过是12个月之前的事，但现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打开了大门。中国很快成为发展中世界事实上的领袖。发展中国家广泛指责西方使它们突然被卷入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利用这个话题呼吁建立一种新全球储备货币。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的地位，还努力与西方国家如法国、甚至老对手日本修复关系。
中国握有多张王牌，其中最大一张是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想方设法通过投资于全球企业和资产对其进行多样化。这种战略的部分考虑是获取更先进的营销手段,乃至知名品牌，以帮助该国在价值链上上移，提高盈利及投资回报。
中国手握的第二张王牌是前所未有地决定投入4万亿人民币用于国家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但与美国不一样，中国的优势在于它有财力投入巨资，而美国将继续凭藉庞大的资产基础借钱——这一战略对许多西方大公司来说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中国一揽子方案中有相当部分项目属于该国眼下的五年计划，但有初步迹象显示，该计划开始对经济产生积极效应。野村证券分析师孙明春（音）认为，中国经济将经历“V”字形复苏，明年上半年增长率可高达10%。今年4到6月，中国经济可能增长7.5%，此后增长可能会加速。
不过，服务业有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当前信贷繁荣的效果尚不明朗。3月份中国新增贷款总额连续第三个月超过1万亿元——这可能是政府干预产生的乘数效应。问题是，这会不会导致更多的产能过剩？在中国能够锁定显赫地位前，还将面临一连串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随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原来国有企业和农村公社带来的社会安全网消失，老百姓的储蓄率很高。如果不对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安全网进行大量投资，中国家庭将继续为退休、疾患和失业存钱。
但这一切都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创造一个更持久的社会基础设施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但中国正在上演最迅速的追赶游戏。而且中国怀有耐心，善于打持久战，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化能做到这样。想要证据吗？不妨看看长城，那是中国人用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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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科威特时报》4月9日载文《中国谨慎对待G2》，摘要如下：
一些人将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视为世界新秩序的开端。在峰会召开近一个星期之后，旨在将中美推向国际事务前台的G2提议越炒越热。但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空前提升，这种意在反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中美国”观念既不符合实际，中国也不大可能感兴趣。
G2的说法最初由美国学术界在2006年提出。今年1月，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出席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时再次抛出这一想法。布热津斯基同时也是奥巴马竞选期间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呼吁中美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不仅仅局限于双边关系，而是就世界事务”进行讨论。奥巴马在伦敦峰会时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他同意与北京“加强各个层级联系”。双方还建立每年一度的新战略对话机制。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瓦雷里•尼切特表示，G2的提法“在美国国内得到那些赞成对华实行合作战略的人士的支持，但新保守主义仍以‘中国威胁论’为由反对”。在G8已经过时、G20无力应对全球危机的当下，G2无疑是一项吸引人的提议。
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库“亚洲研究中心”的副总裁麦格里欧则表示，“在许多议题上，真正重要的伙伴只有两个，即中国和美国。”至于什么会阻碍这种合作伙伴关系，麦格里欧认为在于人民币。“中美分别是全球重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但债权国的货币却不能自由兑换。单是这点就使得G2难以成型”。此外，中国人可能“正逐渐向G2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靠拢，但他们肯定不希望因此承担一大堆责任”。
尽管中国希望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但G2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多边主义相违背，因为多边主义可以帮助中国在全球各地寻找伙伴，建立稳固的对外关系。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表示：“中国从来没期望去领导世界，它只是在顺应时势的发展变化。”不过尼切特表示，中国也有部分精英人士赞成“中美国”的提法，他们认为这一概念“有巨大好处……不容忽视的一点在于，这样可以彰显中国的全球大国地位。”
不过，尼切特也指出，其他世界大国对G2的提议会不大高兴。尼切特认为，“G2显然与俄罗斯外交博弈的意图相去甚远，它希望华盛顿能采取多边主义姿态”。另外，日本“出于安全和领导地位的考虑”，也将难以接受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