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不过是说说而已

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十分正常

“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 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 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南方日报 3月9日）

根据媒体的报道，至少已有身份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三位大学校领导，公开表 示类似的看法。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 对接。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 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暨南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厅级，校长、副校长都没有配专车，工资也是 绩效工资，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

也许很多人对校长们这样的说法，有些吃惊，有媒体在报道时就说“有些出人意料”，但在笔者看来，校长们以“同步改革”的理由来说出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的 “弊端”，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在中国高校现任校领导中做一个调查，我可以武断地得到一个结果，至少超过90%的校长反对现阶段取消高校 行政级别。就现实情况看，目前只能找到一个反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但他其实已是退休干部。

不要说在校长中进行这样的调查，会得到如此结果，就是在高校院士、长江学者、博导中做调查，结果也可能“出乎大家意料”，会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办学骨 干”，也会众口一词，表达行政级别在当前国情下对高校的重要。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说高校的校长和“办学骨干”们，都说应该取消行政级别，且越快越好，那么，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也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至少表 明，校长们和“办学骨干”们，还有教育和学术的情怀，还有教育和学术的追求。今天，高校在位的校领导，站出来为高校行政级别进行辩护，恰恰反证高校的行政 化是多么严重——作为“体制红人”、既得利益者的校领导、办学骨干们，打着捍卫高校地位的旗号，其实在捍卫行政化的“果实”。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别人 昨天还是副部，明天就什么级别也没有了，换着是你，你愿意吗？别人再过两三年就退休了，可以拿正厅的退休待遇，现在取消，退休待遇将大打折扣（或至少现在 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待遇），换着是你，你也拼死捍卫啊！别人正在行政这套体系里如鱼得水，课题经费上千万，项目一个接一个，你说要改为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他会干吗?

一直以来，社会舆论在批评高校的行政化，比如高校的校长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高校的不少教授追逐的是利益而不是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高校在“劣货逐良 币”。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却也对他们有一丝期盼，期盼高校校长有教育家的情怀，期盼教授能发表独立的见解。而当校长们偶尔在某论坛上斥责行政化，表明 要推行教授治校时，舆论就不惜赞扬的掌声，甚至送上“教育家”的头衔。可真正回到现实利益中，大家必须看清问题的实质，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们，第一身份 就是官员，要指望他们有教育家情怀，除非通过遴选，而非任命产生。要依靠校长的自觉去推行去行政化改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过去几年来，有多少校长表态 要推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要去行政化，可具体行动呢？现在校长们又说级别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内部的改革，你要是保住了级别，他又会说，内部改革受外界 制约，还是外部原因……

对行政级别的态度，是教育家办校的试金石。诚然，大学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这需要社会配套改革，但是，作为社会灯塔的大学，不率先走出这一步，还能谈得 上引领作用吗？那些在各种论坛上大谈大学要引领社会发展的校长们，为何到了这个时候，却言辞闪烁起来了呢？

毋庸置疑，取消行政级别之路很艰难，这不但是大学在努力突围官本位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在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校长们的反对之声，倒给取消行政级别的教育 改革“攻坚”，提供了思路。首先，把学校改革的主导权交给全体教师，而非少数校领导和“办学骨干”。由全体大学教师委员会，来决定学校的改革方案，如果到 全体教师中去调查，得到赞成取消行政级别的比例，可能就正好与“骨干们”的态度相反。因此，教改《规划纲要》可明确中小学和大学，设立参与重大决策的教师 委员会和评价监督的家长委员会（或学生自治委员会）。

其次，推行教育家办校，要通过新的制度，让懂教育、爱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而不能认为眼下的这批校领导就是“教育家”。要改革校长任命制度，建立校长公开遴 选制度，明确校长没有行政级别，过去有级别的领导们，和没有级别的人士，达到岗位的基本条件都可应聘，这也可检验有多少有副部级的在职官员，还愿意继续当 没有级别的校长，他们的追求究竟是当官，还是办教育。当然，就是他们愿意，有可能按照大学校长岗位职业化的新要求，有大批会很不合适而落选。

    破除官本位的改革不能像“叶公好龙”那样，嘴上说着如何反对高校行政化，但真要去行政化时，却持另一种说 法。

    “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对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文风、会风进行了痛批，很是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因为身边类似现象确实不少。

    这话似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纪校长是不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理由很简单，当社 会其他领域比如医院、研究院所等事业单位都没有取消行政级别时，凭什么要让高校单兵突进，充当改革的急先锋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纪校长的意思就是， 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大家一起行动，同时取消。

    可是人们记得，同样是纪校长，曾经在多个公开场合，旗帜鲜明地对高校行政化予以抨 击。比如说去年1月在谈到教育改革时，纪校长就感叹说：“现在不少高等学校是有行政化问题的，有点衙门味儿，社会反映强烈，大学行政化问题是怎样造成的？ 教育规划纲要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去年10月在杭州的“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纪校长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 场，痛批学术权力行政化、市场化。此外，对教授治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家，纪校长都有过慷慨激昂的陈述……

    曾经是如此的痛恨高校行政化，并呼吁教育规划纲要要敢于直面这个不正常现象，研究 如何改革；可现如今又说高校去行政化就是贬低教育。这不禁让人有点糊涂了，到底哪个是纪校长的大实话呢？

    倘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贬低教育”是纪校长的真实想法，那又该如何解释其之前对 高校行政化的批评呢？

    诚然，站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纪校长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一个以行政级别论高低 的大背景下，高校突然之间没了行政级别，短期内会面临着一些问题，像没有行政级别，难进行人才交流；和政府部门的对接也会出现一些麻烦。但无可否认的是， 高校去行政化是大的趋势，这个大方向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就说过：“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 别。”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中，也有“逐步取消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明确表述。

    破除官本位的改革不能像“叶公好龙”那样，嘴上说着如何反对高校行政化，但真要去 行政化时，就立刻换成另一种说法。确实，去行政化改革是社会所有领域的事，不独教育如此。但改革不可能全部同时进行，只有从某个行业和单位做起，循序渐进 地推行，去行政化才有希望。因而，眼下的问题就是着手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如果谁也不想改，或只改别人不改自己，那打破官本 位的桎梏就永远无法起步。（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