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颜色革命”与布什的输出民主战略

一 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源出于布什的输出民主战略
近两三年来，一些中亚国家接连爆发“颜色革命”。如果把这几起“颜色革命”的爆发经过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是先由西方国家的基金会之类的非政府组织，与准备在其发动“颜色革命”的目标国中潜在的资助对象即未来的反对派建立联系，搭建桥梁。
美国现有非政府组织150多万个，在受命从事策动“颜色革命”的非政府组织中，影响较大的有：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共和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开发署接受资助。国际开发署原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实施机构，但2002年9月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它改变功能：向“友善”国家提供资金促进其发展，而对于“敌对”国家则要由非政府组织出面进行“改革”，首先是“给那里的改革派提供资金，让其创立联盟，发动群众，展开公开活动”。2005年5月，布什在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的一次午餐会上说，该所“成立20年来，一直站在100多个国家民主改革的最前沿”，“近18个月来，我们成为‘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和‘雪花革命’的见证人”，“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这种变革已为时不远”。布什在位5年，已经用46亿美元“援助世界各地的民主改革”。2005年5月，他又表示要拨款1.24亿美元建立由文职人员和与政府无关的志愿人员组成的“快速反应工作组”，向不久前“脱离独裁统治的国家”提供帮助，资金由不久前在美国国务院框架下成立的重建与稳定办公室支配。
二是西方国家派专家访问目标国，从引起群众不满的高失业率、政府腐败、行政或司法部门专横等问题中，找出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能够将这些矛盾加以政治化的群体，并形成和组建反对派。例如，在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前，美国就派出1000多人前往乌克兰14个州，为行将到来的“革命”网罗、培养、输送大批骨干；接着又在乌克兰的邻国成立“促进民主”办公室，把后来在“橙色革命”中成为总统的尤先科召去面授机宜。
三是由西方国家举办培训班，训练目标国的反对派代表，给他们传授创建“抵抗”组织网络的经验，然后将他们派回国去把希望变革的民众集结起来。例如，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就任总统的萨卡什维利，就在那年夏天曾应邀前往美国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办的培训班接受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
四是密切关注目标国的大众传媒，从中物色对象，使它们成为煽动群众抵制和反抗政府出台的种种举措、制造政治危机乃至大规模骚乱的工具。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前夕，反对派报纸《我的首都新闻》在议会选举之前刊登了总统阿卡耶夫的一幢正在修建中的豪华住宅的照片，从而激起民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而这家报社就是依靠美国政府的赠款而创办的，受美国的一个名为“自由之家”的组织操控，在美国政府资助的一家印刷厂印刷报纸。该报纸主编自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的作用是这场变革的重要因素”。
五是在目标国组织总统或议会选举时，由反对派宣布拒绝承认有利于政府的选举结果，鼓动民众走上街头。当政府不屈从于示威群众的要求时，反对派就煽动示威群众占领政府大楼、电视台，同时由西方国家发表强硬声明迫使政府当局不敢动武。一旦选举结果被宣布为无效，政府当局辞职，反对派组建新政府时，西方国家立即承认新政权，而不对其非民主方式提出任何政治和法律质疑。
从中亚几个国家“颜色革命”的发生经过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美国总统布什的输出民主的战略所导衍出来的。而布什之所以要把输出民主奉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是因为美国特别是布什就任总统以来，就把国家安全、世界和平的获得，同在世界各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搞“全球民主化”。2002年9月，《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就说，“美国作为一个多种族民主国家的经历”，说明在民主制度之下“传统和信仰各异的人能够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因此，标准的西方民主制度是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地方的；也只有在敌对国家建立起民主政权，才能保证美国本身的安全。所以，“我们将积极努力，促使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将在各大洲促进社会自由和开放以扩大和平”。布什则在2003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推广民主的价值观明显符合世界利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培养出谋杀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更幸福的生活。”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其第二任期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更把输出民主奉为其战略重点，他说：“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他看来，世界上若干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国家安全乃至一切西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因此就把其反恐战争的重点由第一任期内的“邪恶轴心”扩大到“暴政据点”。
二　布什输出民主战略的理论支柱是“民主和平论”
在理论上，布什的输出民主战略是以“民主和平论”为支柱的。所谓和平民主论，其主要观点是，西方民主国家在政体上存在两个根本的制约因素：一是诸如议会、舆论等民主制度方面的约束，对于拥有发动战争权力的政府发挥着强有力的约束与监督作用；二是民主规范和文化的约束，使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这使得国家的政治结构同国家之间的和平有着因果关系：同属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通常不会打仗。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有一些报纸杂志相继发表文章说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大动干戈、兵戎相见，如迪安·巴布斯特在1972年4月号的《工业研究》上发表的《和平力量》一文就持这种观点。1983年夏季和秋季号的《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上连载发表政治学家迈埃柯·多伊尔的《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系统阐述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多伊尔认为，在现代自由制度存在的200多年间，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虽然自由民主国家仍然要和非自由民主的国家打仗，但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却很少表现出互相不信任或对互相占领感兴趣，它们遵循共同的普遍平等和权利的原则，不存在互相质疑合法性的基础。自由民主的非战特征不仅源于它压抑了人的攻击和暴力的本性，而且源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本性、泯灭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冷战结束以后，美籍日裔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援引康德“按法则管理的国际民主联盟”的设想，阐释说：“康德对永久和平的第一条规定是，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构成必须是共和制，即必须是自由民主制度；第二条规定，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国家同盟之上，即各国都应当实行共和制。”他由此引出结论，“建立在共和制原则上的国家互相之间不太容易交战”。1993年，鲁斯·拉西特在《把握民主和平之后冷战世界的原则》一文中，提出要向世界推广民主以促进和平的主张，把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奉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证。
布什为了论证自己的输出民主战略，不断地从种种“民主和平论”中汲取思想营养。例如，布什和他的国务卿赖斯都公开援引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色列政治学家纳坦·夏兰斯基的论述。夏兰斯基的基本观点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自由，自由是全球安全的最佳保障，因为民主社会不会交战，集权主义社会（也即恐惧社会）非常危险，因为它们总是为了自我保存而在外树敌。“9·11”事件以后，他进而论述说：“从根本上讲，倡导和平安全和倡导自由民主是密不可分的。”
布什和赖斯在讲话中都援引夏兰斯基在其新作《民主观：战胜暴政和恐怖主义的自由力量》一书中提出的所谓以“城市广场考验”作为衡量国际合法性的准则。这个考验准则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城市广场中心发表有政治色彩的演说，而不能不担心遭到逮捕或袭击，那么那个国家政权就不值得拥有国际大家庭成员资格。赖斯还据此引申出布什输出民主战略的结论说：“我们要奋斗到底，直至生活在恐惧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最终获得自由。”
三　输出民主战略及其理论支柱 ——“民主和平论”遭到西方人士广泛的批评
正因为建立在“民主和平论”之上的布什输出民主战略是美国挟其超强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民主自由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美国霸权一统天下的世界安全新秩序战略，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的广泛批评。这里仅以英美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为例，这些批评主要是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建基在保卫国家的核心利益上，而不应追求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2004年8月10日，美国凯托学会特别研究小组成员苏伯德·阿塔尔在美国《国家利益》周刊上发表《重新评估美国的大战略》一文指出：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必须建立在该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然而，2002年9月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它建立在“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一致”的国际主义基础上，这种战略应该重新制定，应该避免追求旨在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的目标。此前，在2003年10月，凯托学会国防政策研究主任查尔斯·佩伯就在该学会的网站上发表《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个错误》一文，指出国家安全是以能够通过威慑或击败的方式对付直接威胁为基础，而不是基于传播自由民主。因此，检验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符合美国强加于它的民主政府的标准，而是它是否具有敌视美国的动机和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真正的军事实力。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却基于这样一种错误观点：确保美国安全的最好的唯一办法是，强行按照美国的想像建立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布什的“民主化”战略强制输出民主，将会带来复杂局面，引发地区动荡，使美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成本不断增加。
第二，揭穿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因为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体制。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在2003年9月10日美国《国家利益》网上周刊发表《信仰疗法》一文，针对民主（或选举）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特别是针对布什输出民主战略的理论支柱——“民主和平论”的谬误，强调指出，自古以来，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类似的政治体制，而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假如爆发武装冲突，这些共同利益就会遭到致命的危害。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大多数美国人不想为了在全球各地建立民主政府献出自己子女的生命，他们没有兴趣承担起建设他国社会的责任。
第三，揭示西方民主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强调美国不应以促进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在2005年3月25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民主的不光彩一面》一文，以1932年德国选举中把希特勒选上了台为例，指出民主通常也会引发许多问题，有时民主可能会导致专制；在北爱尔兰，民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分歧。2005年1月24日，美国外交学会会长里查德·哈斯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自由不是一种原则》一文强调，以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色既不可取也不可行。首先，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和平的，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因为在选举中缺乏真正的民主所应有的许多制衡机制，特别容易受制于民众的情绪，这种国家会走向战争，如苏东剧变后的塞尔维亚；其次，传播民主非常困难，伊拉克的局势表明，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抵抗手段的出现，传播民主成功的机会极微；再次，尽管布什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说“美国的重要利益和坚定信念相一致”，但在实际上，美国担负不起为促进民主而在至关重要的领域破坏它同其某些盟国进行合作的代价。
第四，指出强行输出民主去改造世界，会造成我们时代的野蛮性。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在其发表的《传播民主》和《输出民主的危险》文章中指出，传播民主、输出民主战略认为，西方民主是普遍适用的标准化模式，能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能解决当前超越国家界限的难题，能带来和平，把美国当作有效的模范社会去改造世界。那是一种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和故作镇定的危险想法，因为普选并不能保证得到任何特定的政治结果，选举甚至不能确保自己的持久性而继续存在下去，德国共和国就是一个证明；选举民主也不大可能产生一些为霸权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便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所有已经建立的国家都把它们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如果一国用强力去改造世界，那么不论是正直的还是邪恶的帝国，都会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化。传播民主和输出民主威胁到共同的价值观，而且不会得逞。20世纪的发展历程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也不可能通过越境向国外输出制度和机构，从而轻而易举地实现他国的社会变革。
归结起来，布什的输出民主战略及其理论支柱——“民主和平论”，从历史事实上看，是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上看，是错误的；从法律上看，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中有关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系列明确规定的；从政治上看，则是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事实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各国人民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该国的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或改变，而不是别国去越俎代庖。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世界。布什政府以“民主和平论”为其理论支柱，推行输出民主战略，完全是在搞妄图独霸天下的新帝国主义。由于它违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违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因而注定是不能得逞的，必将遭到历史的严厉审判。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