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的“颜色革命” 黄慕春

《红与黑》的“颜色革命”（一） / 黄慕春

关于原名亨利。贝尔的司汤达，又译斯丹达尔，我国已故著名研究权威李健吾（福楼拜，司汤达，莫泊桑）先生曾作过一句意味深长的概括。“巴尔扎克伟大，福楼拜完美，而司汤达呢？深刻。”

说巴尔扎克伟大无非想说他那“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是整个法国在他那个时代的“缩影”，所谓马克思心目中“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是也，高老头，葛朗台，纽沁根先生及夫人，还有《幻灭》的吕西安，还有《交际花盛衰记》通过那位人见人爱的“可人儿”对当时司法制度的批判，还有《邦斯舅舅.》那位日暮西山的糟老头，还有《驴皮记》里超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批判。都是构成其“伟大”的一根根跳动鲜活的“筋脉”，拨动我们这些读者的神经，当然还有对金钱万能之批判，还有对封建没落的惋惜与愤激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思想家与浪漫情怀的分裂。都值得我们尊而敬之。这位被纳博科夫鄙夷又被勒南誉为“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伦布”对于城市风貌的展现与揭示，就是很现代的卡尔维诺，也是相当佩服与肯定的，虽然他对屋里家具不厌其烦的铺叙让人好不耐烦。但这显然不构成他“伟大”的败笔。

福楼拜呢？说他完美还不如说他“准确”，对小市民的心态之准确把握，对《萨朗波》里往昔古典生活的眷怀与展望分析之客观，都是构成他“完美”的一个个“准确的词”，这几乎成为法国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了，据说福楼拜为了寻找一个准确的词，常要搁笔冥搜穷讨一个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钱钟书认为：整个西方文学里在讲究字句上福楼拜可谓“顶儿尖儿”了，那可真是不讲究“人化批评”的西方文学界的一个“客观表现生活”的典范，虽然我不懂英文，更谈不上法文，否则我要好生领略他的所谓“完美”到底“准确”在那里。

至于司汤达，在博学的大家们简略谈过以后，我倒想来补充几句，说说这位拿破仑的军需官到底“深刻”在那里，因为我一向因为喜欢于连而欣赏司汤达，因为喜欢司汤达而更加欣赏《红与黑》、《巴马修道院》、《意大利遗事》、《爱情论》、还有他在五十二岁所撰写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尔传》。

关于这部自传，杨剑先生说得好，通过对他“本人个性形成的种种渊源。。。”的追索中，我们看到他在“青少年时代的种种爱好、志向、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对假恶丑的深恶痛绝，”因为他“完全是属于在启蒙主义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哺育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所崇敬的人物乃是但丁、莎士比亚、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等这样一些思想深刻、热情奔放的大作家与思想家；而在骨子里则极端鄙夷和痛恨那些腐朽没落、思想僵化浅薄、虚伪欺诈的教会人士和贵族人士。即便在这类人中有的是属于他家的亲友，他也同样与他们格格不入，不愿与之为伍。久而久之，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爱憎分明的态度，就在他的脑海中扎下了根，成了他个性中一个极为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奋发向上的驱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自己的大起大落、坎坷不平的人生征途中，始终保持清晰的判断力、顽强的斗志和豪迈的气概，越过一道道横档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推动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江苏文艺出版社《斯丹达尔自传》编者前言：杨剑）

正如法国文学专家郭宏安在译林版的《红与黑》那篇“谁是‘少数幸福的人’？”的文章里抒发的感慨，相对于茨威格用一本书来评价司汤达的文章成就，或者卡尔维诺那两篇尤为深邃的《司汤达：知识作为尘云》与《给<帕尔马修道院>新读者的指南》，又或者巴尔扎克所谓“贝尔先生乃当代高人”的褒扬，我们的学术界，特别在那个五六七十年代不学无术的时期，对于司汤达的《红与黑》，尤其对于于连这个人物，是有着许多或故意或学识不够的曲解甚至歪解的，为了进一步的“拨乱反正”，小生我也不自量力，在当着过去那么多比我伟大的人物面前班门弄斧，也尝试着谈谈这个一贯立足于现实生活并在文学中赋予激情的司汤达，还有对他的《红与黑》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于连的看法：他到底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伪君子，还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有志难忍的伟丈夫，他到底是为了表现资产阶级特别是查理十世二次复辟的腐朽与没落，还是更显豁地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更本质的东西，从而给予我们自由思考的文本兼天赋之权利。

我的题目就叫做，《于连的个人奋斗及其悲剧》，这是五年前的一篇小文，望方家不吝赐教。

不容置疑，司汤达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一位奇才，巴尔扎克曾道：“亨利。贝尔先生乃当世高人，却始终屈居下僚，令人感到遗憾。”还有人赞叹他的深刻，他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例如尼采，就曾对之报以极高极中肯的评价：读《红与黑》时好比《罪与罚》，如遭电击。那么我们当然不必津津于以往那种惯常的解释，我们可尝试暂将所谓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复辟与反复辟，个人野心与平庸社会这些措置一边，而集中谈一个年轻人（这是司汤达一直关心的重大问题），假如他拒绝平庸而又拥有才智，他聪明、英俊，他敏感、多疑而又拥有难以遏抑的激情。当他必得进入社会并与之融洽，他该怎么做才能获得幸福？司汤达通过于连短暂而又意义的一生，正力图揭示这一点。这也为同龄的我极感兴趣。我将试着讨论于连悲剧性根源：即是他为何沦为悲剧人物。关于这个中心意旨，我分三方面予以论证。

一，于连的个人奋斗完全合理，尽管他的目标是迷乱的，他拙劣的手段也不光彩。

读过《红与黑》的人，都会为一个人的命运而感动：他出身微贱，却“志存高远”，梦想凭自身手腕，厕身于当时上流社会，为了这个梦想，他用尽一切心机，施展浑身解数，眼看就要成功，陶醉云端的他犹如晴天霹雳，又将他从渴慕已久唾手可得的幻境打落下来，最后，他“大彻大悟”，无畏的面对死亡，跟着这个英俊、聪慧而又多疑、虚伪狡诈却又充满激情的小伙子，就成了他的情妇，一个贵族姑娘绝望中的慰藉，“膝上放着她曾经如此爱恋过的人的头”（见译林版《红与黑》译者 郭宏安第478页以下同此不另注。）这人是谁？他就是我要在本文中尝试论之的于连。

索莱尔。于连是个平民的儿子。他的父亲索莱尔老爹开着一个小型锯木厂，司汤达把它所处的地理背景放在弗朗什。孔泰（法国东部古省）最漂亮的小城——维里埃市。至于时代背景，则是拿破仑倒台以后，波旁王朝复辟的时代。这是一个贵族骄奢淫逸、腐败庸俗的时期，而于连作为一个平民。要想在这等级森严、惟利是图、极不公正的社会出人头地，要想回到拿破仑当政时期，凭着自己军功与才智来实现价值，而不走某些捷径，我看相当渺茫。因此，这敏感、多疑、而又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便在一系列虚伪行径掩饰下，展开梦寐以求的人生之路：以平民身份跻身于人人艳羡的上流社会。他要让人承认自身的价值，他要赢得贵夫人的青睐，他要让德。莱纳先生——这个维里埃市长，一个平庸之辈——之流明白，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尽管他没有年金，没有煊赫的背景，缺乏那些上流社会中人人与生俱来的某种优势，但他要凭着自身的机智、勇敢和一些不太正大的手腕。来获取拿破仑时代甚至雅各宾派当政时期他可能获得的一切。

上天为何这般不公平，就像小说中引用米拉波的话，“我的天主，给我以平庸吧？”（第419页）。上天给了于连头脑、智慧、以及成就大事不可或缺的勇气，却让他处于极为不利才智发挥的尴尬之境。让他时刻刚沉浸胜利喜悦中时，却会遭到贵族甚或自由资产阶级的指责与鄙弃，使他永远摆脱不了“一个汝拉山区木匠的儿子”的阴影。例如小说第十八章《国王在维里埃中》，司汤达这样描述，“第九排的第一名骑士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身材瘦削，开始大家没认出他是谁，很快，有人发出胜利的喊叫，有人惊讶得说不话来，出现了普遍的轰动。人们认出这个骑在瓦勒诺先生的诺曼底马上的年轻人就是小索莱尔，木匠的儿子。大家齐声谴责市长，特别是那些自由党人。怎么，这个装扮成神甫的小工人做了他的小崽子们的家庭教师，他就敢把他选作仪仗队员，而把某某先生和某某先生排除在外，这些可都是有钱的制造商啊》‘这些先生’，一位银行家的太太说，‘应该当众羞辱一番这个粪堆里出生的、傲慢无礼的小东西。’‘他很阴险。。。。。’”从这段话就可看出，这些无聊而又怯弱的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对于一个出身低下的年轻人，哪怕他聪明绝顶，是个奇才，能够用拉丁文背下整本《新约全书》，还是会遭到普遍而自以为是的轻蔑。而说到底这些脑满肥肠毫无趣味的平庸之辈，又有什么资格与权利来嫉视远胜于他们的于连，我觉得“骑在瓦勒诺先生的诺曼底马上的年轻人就是小索莱尔，木匠的儿子。”这话大有深意，司汤达向我们暗示：没有什么天赋权利能够阻止一个人向他的目标无畏迈进。他就要于连骑在瓦勒诺先生之流的马上等于骑在脖子上，让他们这些寄生虫通通成不了障碍予以扫除。

但是，涉世未深的于连真的知道要什么吗？在第276页，司汤达这样形容于连：“于连感到幸福到了极点。他不知不觉陶醉于音乐，鲜花，美女和普遍的豪华，尤其陶醉于他的想象，他梦想着自己的荣耀，他梦想着一切人的自由。”似乎名利兼而有之以外，还有点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他梦想着一切人的自由。”但在373页与444页两句话中，又让我们觉得暧昧。“我不会和科拉索夫给我的几百万结婚，”“我还要进一步说，我的罪行没有金钱的动机，丝毫也不是可耻的。”这就有点让我们迷惑了，他到底在追求什么，在于连热血澎湃的内心中何种质素占主导地位，从而能够明晰我们对他的认识。因为这点对于判定他的人格极为重要。

我个人以为从他拒绝好友富凯的建议成为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人，从他在女人面前始终敏感，以及不顾一切无怨悔告别人世，甚至拒绝逃避和请求宽恕等情况来参看。在他的意识深层，主导他的行为的，还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生命力。用421页司汤达的话说：“使于连陶醉的是野心，不是虚荣”，司汤达所谓“野心”实际就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这种生命力既可说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又可说是尼采的“生命意志”或“冲创意志”，它使我们充满欲望与要求，我们都渴望女人——特别是美女的爱，我们都想有一份轻松的工作，有一个人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我们都想像于连那样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无论荆棘塞途，或乌云蔽日，我们都会怀着希望，仿佛不可战胜。

于连，这个世界文坛永恒的人物形象，从他短暂的一生，我们就仿佛窥探到人和世界的关系。仿佛揭开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与他同呼吸，共命运。他也以他的行动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不懈地去争取，才有望丰硕的果实。哪怕这果实是苦涩的。他的目标也许是模糊的，手段也许拙劣而不可取。但他一个平民的儿子，胆敢孤身一人，面向整个庸俗而虚伪的自私社会，发出呐喊，提出挑战，这种无畏精神绝对值得人们发出崇高的敬礼。

于连的故事，正像司汤达所谓：“喂，先生，一部小说就是沿着大路往来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到你眼里的，有时是蔚蓝的天空，有时是路上泥潭里的烂泥。而背篓里带着镜子的人将被你指责为不道德！他们镜子里照出了污泥，而你却指责镜子！你不如指责有泥潭的大路吧，更不如指责道路的检察官，他听任积水形成泥潭。”

（哲学家总是把折腾我们的激情看作是我们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缺陷或邪恶。因此他们惯于嘲笑、叹惋、斥责这些激情，或者为了显得比别人更虔诚，就以神的名义加以诅咒。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神圣的行为，并且一旦学会赞扬某些根本不存在的人性，和诋毁某些实际存在的人性，他们就自以为已经达到了智慧的顶峰。（1）实际上，他们没有按照人们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人，而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来想象人。（2）

————（斯宾诺莎《政治学》译者：冯炳昆 商务版）

（1）《伦理学》第三部分，序言；第四部分，命题五十，附释。《斯宾诺莎书信集》第30函

（2）亚里士多德《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