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当政治与新闻“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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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当政治与新闻“不期而遇”

2009-11-23 13:15:57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32 条 手机看新闻

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 

 

仇和(左)和伍皓(右)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以政治催动媒体,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仇和与伍皓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地处边陲的云南正在经历一场政治与媒体相互作用的风暴,而两个制造风暴的当地官员,一个是早就闻名全国的个性官员仇和,另一个则是正在闻名新闻界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力推舆论监督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现在获得了地方立法的支持。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通过的《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中明确:“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而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任上转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在因“躲猫猫案”发生后不顾副部长的身份,组织网友调查而遭遇上级“诫勉谈话”之后,如今也顺利通过试用期一年的考验,并被进一步“压担子”: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仇和到昆明后一如既往的严谨。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照片,仇和要求亲自审定后才能发表。而且,不接受任何采访。

而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QQ差不多24小时都挂在网上,他和人聊天仰靠时不自觉的就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而且有记者前来他即接受见面。

显然,这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虽然一个是主动为之,一个是分内职责所在。

这是一种不期而遇,而他们背后的云南,一场新闻与政治的不期而遇,也正在蓬勃登台,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政治想到了新闻

“明星”官员仇和的表现并没有多少悬念。这个秉持“不看广告看疗效”的前宿迁市委书记,在2007年底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一如既往的“强势”——当时的舆论认为,仇的“强势”是要力图改变当时经济增长率已列全国省会城市倒数第一的昆明。

一场官场整肃如宿迁般展开,只是这一次,对官员的监督,仇和找到了一个和宿迁比更为有效的方式:媒体。

这位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让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他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2008年2月16日,经过连夜扩版,《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情况和电话号码,随后遭遇“疯抢”。昆明日报社赶紧再版这份“官员专刊”,再次销售一空。当年,昆明上班时间不接听电话的168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被通报批评,5名官员被问责。

但仇和显然不满足于此。2008年9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以单位作为昆明市新闻舆论监督员。

在聘请了“外人”之后,昆明市的新闻媒体不久也接到通知,要求每周上报舆论监督情况。而且,对新闻媒体曝光的监督事项,相关单位应在10日内反馈办理情况,否则面临的又将是问责。

单10月份,昆明市西山区就有16名干部因“创卫不力”被问责。起因便是10月15日到25日之间昆明媒体的曝光。一位做社会新闻的当地记者告诉南方周末,他们曾一度担负起在市里到处寻找垃圾并拍下来的使命。

与严厉而强势的仇和个性相比,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的出场则显示的是一个记者加新闻管理者的个性。

这个和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案子紧密相连的宣传官员,在“躲猫猫”案中组织“网民寻求真相调查团”;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上网发帖“想网络应该给予我答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

这个自称不对所辖媒体进行审稿、不追求一致声音的官员,首先遭遇到的是针对自己的质疑,11月15日对伍皓推行媒体监督员的质问就直接发在伍皓所管的《云南日报》上:“媒体义务监督员”到底该监督什么?

新闻影响下的政治生态

两个风格迥异官员的不约而同,最终作用在云南的媒体与政治生态上。

仇和借重于媒体等舆论监督整顿吏治,产生了相当威慑作用。在严厉的问责制度下,很多官员“手机备两块电池保证24小时开通”。

昆明当地的好几个时政记者都向本报记者坦言: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

变客气了的官员,对媒体也有了更大的宽容。

10月28日,当地《云南信息报》率先报道昆明美女副市长李茜的消息,这引起了质疑,因为第二天市人大才会通过。不过,闻知此事的官员哈哈一笑:只要整体没有问题,不用过多的追究细节。

曾有媒体报道本市儿童血铅超标的问题,但是经过调查发现结果并不是报道中所说的那么严重,对相关媒体也未有任何指责。

对媒体而言,舆论监督并不意味着曝光。“所谓负面的东西,往往通过舆情报告上去,本意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一个媒体的部门主任说。

不过借监督之名,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对舆论监督权力的“隐形利用”,也使得一些官员极为恼怒。一位官员在回答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记者是不应该在这个行业做的。另有官员对本报记者说:虽然从财政上政府并不能控制媒体,但是总编社长还是组织任命的,管住人就管住了一切。

而在省委宣传部的伍皓因为职权所限,所做的更多不是“问责”而是“推动”。

曾有中央媒体报道万棵大树进城背后的“绿色泡沫”,省委宣传部马上给林业厅发红头文件,立项督查。在有报道称昆明东川区出现儿童血铅事件后,宣传部向环保局立项督查。

他也向本报记者坦承,面对一些“不合理现象”,省委宣传部曾主动做媒体的“线人”。有进城卖豌豆的农民,结果沿途所征税费还要超过豌豆本身,听到消息的省委宣传部为此“透露”给了当地媒体。

但与仇和相比,伍皓的举动显然要面临更多的压力。

“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后,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建议对伍皓“谈话提醒”,因为他“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伍皓的种种努力,最终有了正面的评价。

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列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位列第二。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们以往“维护云南形象”的想法。伍皓的对本报记者说:最大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我的那些做法现在基本上都得到云南官员们的认同了。

寻找平衡

媒体与政治的互动,使得昆明及至整个云南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局面,在被称为“媒体新政”的背后,媒体与官员之间,也正在寻求某种平衡。

这种微妙,也体现在仇和身上。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在接受本报记者如何看待所谓的负面报道时,当地一位官员的回复是:我认为昆明市政府的各项创新就已经足够我们媒体报了,老百姓也会关心。

媒体本身的自律亦成为主管官员们要考虑的问题。

6月23日,就在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普通高考最低控制线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一条内容为“云南2009普通高考最低分数控制线”的新闻在国内各大网站间流传。“山寨高考分数线”一度影响了许多考生志愿的填写。

在此之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云南将建立假新闻追踪制度,要建设“负责任媒体”。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向社会征召除了能看到报纸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媒体义务监督员”。

消息发出后,二百多人报名,里面有不少是地方州市官员和记者。伍皓赶紧建议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给剔除。但问题仍然在,一个媒体义务监督员,以前到新闻单位上访过很多次,但并没被报道。当上媒体义务监督员之后他拿着证就去媒体闹了,认为对他的事“失语”也在监督之列,必须要报道他的事。

为此,新闻工作者协会赶紧制定了《媒体义务监督员暂行管理办法》,要求媒体义务监督员不能直接到新闻单位,只能通过记协,也不能纠缠涉及自己的私事,否则收回监督员证并向社会公示。

伍皓因为这个举动受到许多批评,“他们误解我是要通过媒体义务监督员来控制打压媒体。”伍皓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而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专职常务副秘书长汪林正则告诉本报记者,其中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有媒体义务监督员,有重大事件媒体噤声的时候,媒体义务监督员可以提议,媒体则可以借着民意行使监督权。

在伍皓看来,新闻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的最佳链接点。“新闻执政的理念,美国早就树立了”,伍皓说。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那本书的点睛之笔是前白宫传播顾问大卫·杰根的话:“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

不过,相较于昆明“一把手”的仇和,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所要做的努力显然更多。“关键是能走多远”,在伍皓被“压担子”后,仍有不止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何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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