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梅拉梅德——金融期货之父

文/邓邦 韩松

1965年，当利奥·梅拉梅德决定专门投身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期货交易中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后他的一生将会成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金融史上光辉显赫的一页篇章。在他的领导下，CME开创了现代金融期货并推出了国际货币市场（IMM），并在经过1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由一个普通的有些平庸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变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

误入“期”途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入期货圈子，起因却是对一个招聘广告的错误理解。

1932年，利奥出生在波兰别列斯托克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当1939年二战爆发时，利奥的父亲带领一家人历尽艰辛逃到了美国，并最终落户在芝加哥。在这里，利奥很快融入了新文化。1952年，还在法律学院读大学的利奥结婚了，虽然独立生活是青年人的向往，但自由也是要支付代价的。尽管利奥的父母替他负担了部分学费，但伴随学习而来的经济压力，使利奥迫切需要一份工作。

作为将来准备以律师为职业的人，利奥试图在某个律师事务所里找一份法律事务员的工作。当他在报纸上发现美林公司招聘“跑单员”时，美林那长长的名字（美林全称为梅里尔.林奇.皮尔斯菲纳和比恩公司）使利奥误以为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律师事务所，而“跑单员”则是负责往法院跑腿递材料的帮手。

第二天早晨，利奥按报纸上的地址去应聘，却疑惑地发现自己来到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楼。由于以往从来没到过经纪公司，直到被录用，他才知道这里和法律没什么关系，而是个专门交易鸡蛋和洋葱期货和约的交易场。而“跑单员”的任务也不是往法院“跑腿”，而是奔跑于接单电话和场内经纪人之间传递买卖指令。

也许利奥就是上帝赐给CME的礼物，尽管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行当，利奥却马上被交易池中人声鼎沸的情景俘虏了。虽然他还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却觉得那里既神奇又激动人心，并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利奥此后几十年的期货生涯就此开始了。

兼职交易员

利奥很幸运，他的第一个老板——乔•西格尔恰好是当时CME的理事长。聪明的利奥通过观察和学习，既学会了大量期货知识，也目睹了如何管理一个交易所。到1954年利奥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时，他已经在CME工作了15个月，成长为一个肩负重要责任的电话接单员，并结交了不少圈子里的朋友。而他在别的经纪商的帮助下偷偷做的一些小额交易也赚了不少钱。这使得利奥更加迫切地希望成为一个会员，光明正大地进入交易场。

当时一个CME的席位需要3000美元，利奥把他父亲带到交易所参观，并说明了他希望成为会员的理由。尽管利奥的父亲是个老师，但犹太人的经商天性还是使他马上理解了儿子的愿望，并拿出一半积蓄借给利奥购买席位，使利奥成了兼期货交易员的法学院学生。这样，利奥上午交易鸡蛋和洋葱，下午学习税法和遗嘱法，而且居然双双取得佳绩。学习成绩是A，交易池里的收入也很快达到12000美元，这足以支付学费和一家的生活费了。

从法学院毕业后，利奥与人合伙开了个法律事务所，一边做律师一边做期货。然而，期货交易可不是随便玩玩就能干好的工作。由于经常被律师方面的工作困扰，利奥没法保证足够的时间盯住市场，因此交了不少“学费”。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和当时CME的混乱状况有关。

当时的CME虽然历史悠久，但也恰恰因此有些腐朽。近亲繁殖式的会员结构、轮流坐庄的理事长、过时的理念和规则，种种弊端使得CME充斥着操纵市场的行为，“多逼空”或“空逼多”的行为屡见不鲜，利用内部消息操纵交易也时有发生。

而这些行为却被交易所当时的管理层视为家常便饭，甚至他们自己就参与这种不法行为。例如CME以前的主席迈尔斯•佛里德曼，就曾经干过一件让所有会员瞠目结舌的事。

当时，美国政府发电报给交易所，告知政府准备在全国启动学校午餐计划，这无疑对鸡蛋市场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而佛里德曼不但没按其职责将消息通告各会员，还抢先把所有的鸡蛋卖单一扫而光。而当时的理事会却不敢对这种明目张胆利用内部消息的操纵行为予以惩罚，只是卑躬屈膝地请求佛里德曼平掉一些头寸减少些许利润。佛里德曼的不良行径给他带来的却是“正当收益”，而他的主席也照当不误。

作为新生代交易员的代表，利奥对这种行为逐渐感到深恶痛绝。而且他觉得这种行为使期货市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降低到如同“妓院”一般，严重削弱了期货市场的功能，阻碍市场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交易所的生存。

为改革而战斗

长期对不良行为的纵容，终于使CME遭受了惩罚。

1957年，由于种植洋葱的农场主在CME没有进行保值，反而参与到逼空的投机中，结果当操纵市场行为失败后，洋葱的价格报复性地跌到历史谷底，甚至比装洋葱的麻袋还便宜。而由于期货市场的形象过于恶劣，当投机失败的农民们开着拖拉机闹事时，政府不但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反而于1958年通过立法取消了洋葱期货。只剩下一个品种的CME已经快到穷途末路了。

到1961年，CME增加了新的交易品种——猪腩，但是交易所的气氛依旧低迷，成交量继续萎缩。利奥还是个兼职交易员，但他参加了一些与他有共同想法的新生势力组成的经纪人俱乐部，并不断地说服其他会员支持他们，准备通过变革来改善交易所的内部环境。但他们却发现，理事会对他们的意见根本无动于衷。作为律师，利奥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原来，按照当时的特别规则，最高权利机构——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被规定为300名，即当时会员数的60%。这么高的百分比，实际上使会员大会形成决议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交易所的领导权实际被一小撮会员控制，而普通会员根本没有发言权。

利奥提议大家一起努力征集到300名会员召开一次特别会员大会，而会议的议题就是将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降低到100名，这样理事会就再不能利用这个规则而使会员大会名存实亡了。在他们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这个看似难以达到的人数却被他们征集到了。而就在这年6月的大会上，利奥作为“造反派”的代表提出了降低法定人数的动议，并得到了多数票的支持。

尽管理事会的成员对反对派的行径无比愤怒，但他们的法律顾问明白地告诉他们，如果拒绝会员大会的动议，将使他们面临不利的法律地位。而在利奥领导下的会员们，会毫不犹豫地将斗争进行到底，并且最终必然取得胜利。无奈之下，理事会选择了妥协，主动通过了决议。从此，利奥一夜成名，成了交易所新生势力的代表。

利奥明白，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这次小小的胜利只是变革的最初一步。主要的变化将在今后几年发生，而利奥已经做好了持续战斗的准备。

“利奥理事长”

1965年，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不错的律师的利奥，最终无法抗拒做一个全职交易者的诱惑，彻底放弃了律师业务，全身心投入到了期货市场中。这虽然导致他父亲足足一年不肯和他说话，利奥却真正开始了如鱼得水的交易员生涯。他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彻底地沉浸在CME的政治框架中。

1960年代正好是美国新生一代争取自身权力的时代，利奥和其他普通会员也同样希望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得到精神上的平等。但是，尽管4年前通过了法定人数降低的规则，但理事会依旧漠视普通会员的观点，对面临的困境毫无作为。斗争因此不可避免。

利奥利用1966年底的会员大会，向大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来与古老的理事会做斗争。他以一个以CME为谋生场所的交易员身份告诉大家，如果不引入新想法，建立新秩序，交易所将可能面临死亡。大家已经被逼仓搞累了，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应该能用于任何人。这在会员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并使得利奥他们提议的全民公决规则以压倒性多数顺利通过。在次年1月的理事会选举中，利奥以高票入选CME理事会并担任理事会秘书，成为第一个不是当权者亲戚或关系户的新型理事。

利奥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向卷紧的发条一样疯狂地工作，倾听会员的声音并服务于会员。一系列新的变化发生了，而利奥成了所有会员都认识的透明人物。到1969年，利奥以近90%的得票率再次入选理事会，并成为CME历史上第23位理事长。

“不许再胡闹了”

作为一个理事长分析一个组织的缺陷，和精神病医生给病人看病差不多，因为问题都是来自内部的疾患。利奥在就任后开始了他为CME的诊疗，而市场操纵在他看来是最严重的病因。

期货市场本来应该是最公开的交易市场，所有的交易人员面临相同的信息来进行判断，而市场则依据他们判断的对错予以奖励或惩罚。但市场操纵者总认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就能够扭曲市场而只赚不赔，和作弊没什么两样。当他们利用混乱的规则和软弱的管理确实做到这一点却不被惩罚时，结果便是引起更多人的贪心并造成大多数会员的经济损失。

利奥认为，一个新CME的基础必须基于新的规则和有办法终止市场操纵的新纪元，因此市场不能再允许逼仓存在，他决定对操纵者宣战。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完善的游戏规则，以往的交易所规则过时而且前后矛盾。利奥用了一年多时间，组织了几十个委员会对规则进行了极其费力的审查和修订。当这一任务完成后，CME的章程终于变得清晰和具有权威性了。

考验很快就到来了。一位从1930年代就是CME会员的大公司——索尔•斯通公司企图囤积大量可交割现货而对猪腩市场逼空。利奥决心阻止这种行为，他找到索尔•斯通，明确表示他的囤积行为已经违反了规则，并要求他在下周五之前平掉一半头寸，否则交易所将按照规则单方面提高他的保证金比率。老资格的索尔按照对老习惯的理解，拒绝按照利奥的要求改正自己的行为，周一过去了，他的持仓一点没减。

周二早晨，索尔依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利奥给索尔打电话，平静地通知他交易所没有虚张声势，他将在今晚收到对其持仓保证金比例每天提高25%的正式通知。索尔听完后，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利奥以为对方不相信他的话是当真的。但很快，猪腩市场就出现了跌停板而且连续跌停了几天，原来索尔将他准备逼空的持仓减了下来，自己也认亏几十万美元。

一场危机以利奥的胜利宣告结束，但他并不高兴。虽然勇于面对问题是他的管理风格，但如果总是面对这样的事情也实在令人心力憔悴。一年之后的“猪腩审判”，利奥让CME的形象进一步提高——历史上第一次，一群试图逼仓的交易员被交易所公开问责。1970年10月，他们在CME理事会前回答指控，而审判则对所有会员开放。这触动了所有会员，CME也从此进入了不许胡闹的新纪元。

追求卓越——孕育金融期货

利奥飞速地工作着，在担任理事长的头一年里，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完成了改革交易所规则、整顿操纵市场行为、重组部门和委员会、会员参与交易所管理、扩建交易大厅、改善公共关系、建立免税信托健全交易所财务基础，以及开始产品多样化的进程等众多任务。一系列举措使CME充满了活力，交易量开始迅速上升，交易所不得不开始建新大楼来满足交易需要。

但利奥并没满足于这些成绩。作为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他认为期货交易所是一个合约竞争生存的生态系统，期货合约如果不能符合市场需求，必定会灭绝，所以他希望创立一个能多样化的新品种，从而使CME由优秀的变为卓越的交易所。

1960年代末期，国际货币市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吸引了利奥的注意。1967年的英镑贬值，标志着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出现裂痕。而利奥从中嗅到了建立一个面对所有投资者（包括大的和小的投资者）的货币市场的契机。他的直觉告诉他，凡是固定比率转为浮动，其中蕴藏的风险就必定需要一个消化场所，因此一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融界应该可以比农业界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而CME则可以为这样一个市场提供设施、通讯、公共参与者和专有技术。到1970年，利奥决定开始着手进行建立货币市场的准备。

建立金融期货市场非常具有革命性，乃至利奥觉得他需要权威人士告诉他，是否这个想法太过超前。他的运气不错，在芝加哥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市场经济学家——密尔顿•佛雷德曼。利奥认为，如果连这样权威的学者都能肯定他的想法，他拼命追求的建立卓绝的CME就应该为期不远了。而佛雷德曼认为，这样一个市场是“富有想像力”的，虽然他并不知道是否会成功。这鼓舞了利奥，他很快向CME理事会说出了他的设想，一些成员虽然有些疑惑，但却没有公开反对事实证明“一贯正确”的理事长。

现代期货的诞生

然而想法是没有专利的，1970年4月，纽约的国际商业交易所开始提供货币期货合约。利奥很是担心，但好在考察后他发现，那里的和约设计有问题，缺乏对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而且由于固定汇率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没有足够的变动是无法维持期货合约生存的。果不其然，这个合约很快销声匿迹了，而利奥则在一边积极准备合约的设计，一边耐心等待汇率浮动的到来。

1971年8月，由于巨大的赤字压力等多方面原因，过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维系不住了。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震动。利奥意识到，很快大家就会明白美元的价值将更多地取决于与其他外币的相对价值，而他想建立的货币期货市场，将为之提供避险和投机的机会。更让他兴奋的是，这个市场将大到任何人（包括政府）都无法进行逼仓，价格将由市场来决定。

1971年12月13日，西方工业国家财长会议终于丢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波动幅度被允许为上下2.25%。由于准备充分，CME在一周后就宣布了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的计划，并准备一下推出7种货币的期货合约。经过一系列疯狂的活动，国际货币市场（IMM）终于开始浮出水面了。

在利奥的坚持下，IMM以单独的交易所设立，专门设计用来交易金融产品。这使得更多的新人投入到货币市场中。1972年5月6日，IMM正式营业，其革命性的外币合约彻底背离了传统的农产品，同时也改变了全球市场风险管理的方式。而市场发展的速度甚至超过利奥最乐观的估计，在交易的头三周，交易合约数就达到2万多张，这几乎相当于5年前CME的年交易量。由于合约量、会员数以及成交量均快速增涨，CME很快被迫再次迁移到芝加哥西环全新的现代总部。

利奥追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由于IMM超乎想像的成功，CME从一个交易农产品的平庸交易所，逐步发展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期货交易中心。利奥因此被赞誉为“金融期货之父”，但他的性格使他继续为交易所的发展而奋斗。迄今为止，作为CME的金融分部，IMM的交易量已经占到整个CME交易量的95%，而CME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大期货交易所。

“猪腩贩子”做起外汇交易

尽管经济学家们为金融期货的出现欢欣鼓舞，时任福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等政界要人也大力支持，但金融期货交易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纽约的银行家们对芝加哥的商品交易商满腹狐疑，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创造一个金融衍生品市场。“你以为我会把外汇交易这么重大的事交给一群玩骰子赌博的猪腩贩子吗？！”纽约的一位银行家这样评论道。实际上，当时的银行家们所质疑的不仅仅是芝加哥“猪腩贩子”的能力与职业操守，更对“金融期货”这一理念半信半疑：期货也许很适合生猪，但金融产品？那可是另外一回事。

业界的担忧不无道理。毕竟，当时芝加哥的商品期货交易商们对外汇交易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中的很多人没出过国，甚至连一张外币都没有见过，自然不能同银行业中谙熟外汇交易的专家们相提并论。

利奥如何回应这样的担忧呢？在自传中利奥承认，“要让习惯于交易猪腩、生猪和活牛市场赚钱的Merc（业内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昵称）会员转到IMM是有些难度的，”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交易员很少懂外汇，这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大多数交易员即使交易猪腩合约多年，也从来没见过猪腩是什么样子……哪种合约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什么产品，市场都会因类似的理由上涨或下跌，所有交易池里交易员要做的就是跟大势走。”

也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确证，对于衍生品创新与交易能力而言，究竟是谙熟标的资产（underlying assets）更重要，还是谙熟衍生品本身更重要。利奥的经验表明，“有无数Merc交易员在IMM战斗的头几年里自愿加入这个队伍，并获得了无数类似的成功。其中有些人成为了金融世界的永久成员，但大多数最终还是回到了肉类产品交易池”。

1970年代，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与利率波动给了利奥新的灵感——利率期货。1976年， IMM推出首只一年期美国国债（t-bills）期货合约。1月6日当天，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亲赴交易所为国债期货交易开锣；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同城的另一家衍生品交易市场芝加哥贸易委员会（Chicago Board of Trade，简称CBOT）也推出了一只吉利美（Ginnie Mae，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简称）住房抵押贷款期货合约，这样，金融期货市场总算开始在业内得到广泛接受，“而在此之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奔走呼号，传播金融期货的理念，”利奥回忆说。

其后， IMM又先后推出了欧洲美元（1981年）等利率期货合约、标准普尔500（1982年）等股指期货合约，一个完整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逐渐成型了。

然而，衍生产品的独特性质，即其内生的杠杆放大效应，也引来诸多争议。自金融衍生品推出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一直有人指责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波动。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盘时，对金融衍生品的指责到了顶峰，芝加哥的交易商们顿时千夫所指，利奥也被传唤到国会银行委员会作证。金融期货的支持者们辩称，实际上是现货市场导致了崩盘，衍生品市场只是对现货市场的变动做出反应而已。最后，CME和其他各方共同委托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衍生品交易的确不是导致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由此，对衍生品交易的非难才算渐渐平息。

但在“黑色星期一”当晚，利奥还是忧心忡忡，毕竟在那一夜里，几百亿美元的巨资要易手。同利奥私交甚笃的格林斯潘此时已是美联储主席，他曾经问利奥：“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利奥回答道：“让联储的专线整晚保持畅通，然后祈祷。”

“黑色星期一”股灾对利奥来说，可谓因祸得福。“一旦我们证明了衍生品不该受到指责，市场仿佛听到了一声‘芝麻开门’的咒语，从此之后，增长一发不可收。”利奥说。

利奥追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由于IMM超乎想像的成功，CME从一个交易农产品的平庸交易所，最终逐步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期货交易中心。利奥也因此被赞誉为“金融期货之父”。由于性格使然，他持续地为交易所的发展而奋斗。现在，作为CME的金融分部，IMM的交易量已经占到95%的比例，而CME也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期货交易所。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2002年5月16日，IMM迎来了自己的30周年庆典。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贺辞中盛赞金融衍生品市场对经济的贡献：“金融衍生品市场显著地降低了对冲风险的成本，拓展了对冲风险的机会。没有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国际货币市场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有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今天的金融体系比30年前更灵活、更有效率，国民经济在经受真实与金融震荡时也更为坚强。”

30多年过去了，国际学术界对衍生产品的良性作用也达成了共识。2004年，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s，简称ISDA）对全球50家顶尖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利用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被认为是对全球金融系统稳定的一项重大贡献。受调查的教授们表示：

■ 一致认同衍生产品帮助企业更有效地管理金融风险；

■ 一致认同衍生品的应用将进一步增长；

■ 81%的受调查者认为，使用衍生品的风险被人为夸大了；

■ 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认为，衍生品并没有制造新的风险类型；

■ 99%的受调查者赞同衍生产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有益的。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位教授在总结金融衍生品作用时说道：“衍生品使得企业更有效地管理其风险，从而更有效地配置其资本。有效的资源配置，包括资本配置，使得全球经济得以更快增长。正是由于经济增长，每一代人才得以比自己的先辈生活得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说，更广泛地应用衍生产品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金融衍生品市场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利奥也被公认为二次大战以后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创新者之一。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但利奥似乎仍无意息影山林，而是继续致力于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不足为奇，中国是他当前关注的焦点。他频繁地往返于美国和中国，致力于促成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同中国期货交易所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并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聘为客座教授。2005年，在上海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利奥评论道：“我们坚信，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适用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今天中国的交易所。在我看来，期货交易所有效地开发金融衍生品，将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下一个关键步骤。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不仅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不间断的成长至为必要，而且中国现有的交易所，如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使得推出金融衍生品的步骤既可行，也合乎交易所的发展需要。”

在讲话中，利奥盛赞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朴实智慧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指导意义，并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有效率配置资本的功能，在市场上，就好比能够抓住老鼠的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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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文：

中国记者印象中的利奥

文/韩松

去年夏天，在北京嘉里中心，《当代金融家》的记者有幸采访到赴京参加国际风险管理会议的利奥·梅拉梅德。梅拉梅德身材矮小、瘦削，头颅却显得硕大无比；讲话的速度很快，语调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他时常爽朗大笑，亲热而有力地拍拍记者的肩膀，透着一种强悍、雄辩、自信的王者气概，而他的眼神中却流露出慈祥、幽默、机智与乐天知命，一种“如假包换”的犹太式生存智慧，是这个曾经多灾多难的民族几千年来在挣扎求生、同时又努力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所凝练的生存智慧，纯粹得如同蜚声世界的犹太裔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的一首犹太歌谣《葡萄干和杏仁》。

在他的自传《逃向期货》（Escape to Futures）中，梅拉梅德讲述了他的父亲，一位中学数学教师，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如何带着一家人逃离自己的故土，在连天的烽火中，经由立陶宛、前苏联、日本，最后抵达美国，一路上还要同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特务们斗智斗勇，其惊险、曲折，足以成为好莱坞电影的题材。梅拉梅德对外汇与金融市场的迷恋也许就是植根于那一场“胜利大逃亡”吧：

“我们要把波兰兹罗提兑换成立陶宛立特（lita，立陶宛货币单位），把立特兑换成俄国卢布，再把卢布换成日元。犹太难民委员会，一群很精明的人，通过巧妙地运用官方市场同黑市的外汇差价牟利，支撑着在日本的日常活动。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才懂得物品的真正价格。”

谁能想得到，一个侥幸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小难民的一个简单的观察，有朝一日竟催生了一个2.5万亿美元的全球衍生品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