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法院还有多少荒唐“习惯”(羊城晚报 2009-7-3)

作者：羽戈

数月前，深圳人陈书伟在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栏填写了一个“操”字，被福田区法院以侮辱司法工作人员的罪名拘留了15天，一时传为法治中国的笑谈。

不曾想，这样的处罚结果再一次出现，仍然激荡了公众悲怆的笑声：湖北枣阳人马耀军，因拍摄当地法院在其所居住的财富广场小区的执法过程，被处行政拘留15天。法院所签发的拘留决定书上写道：“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执行活动，干扰法院执行公务。”

法院的执法活动，公民是否拥有自由拍摄的权利？这里必须先明确一点，法院执法不等于庭审，更不是像枣阳市人民法院院长田玉斌解释的那样，公开场合的执法可以视为庭审的合法延伸。我们都知道，审判庭上，未经法官允许，任何人与媒体都不得拍照、录像。庭审具有一定的秘密性，而且外力的干扰有可能影响判决的公正生产。执法则不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作为，它需要外力的监督来保障它的透明性，正所谓“阳光执法”。

田院长担心，法院的执法行为往往带有强制色彩，有一些激烈的肢体接触（此地无银乎？），这些画面被拍摄下来，会令受众产生“执法不文明”的误解。

这就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了。田院长太小窥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真相的辨识力和承受力了吧，他所忧心的“不文明”，也许历经沧桑的受众早已习以为常——而那些隐藏在“文明”之下的法律的不义才更为可怕。

反过来推想，如果不对执法者进行监督，不让他们感觉如芒在背，如果放纵他们在公共空间执法犹如在自家的后花园锄草，公权力的简单粗暴会不会变本加厉？

很明显，禁止公众拍摄法院的执法活动，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在法条上更是一无所依，理屈词穷的田院长只能说：“我们习惯了这样，当地法院一直都这么把握。”

这才是此案最引人深思的焦点。无法可依之时，便推出“习惯”作为挡箭牌来应对公众的质疑。“习惯”在语义政治学上的妙用，就像“不明真相”、“一小撮”一样，语焉不详，却具有充足的威慑力和消解社会矛盾的蛊惑力。而且，“习惯”所对应的政法诠释空间何其广博，正如刑法学上被称为“口袋罪”的一些罪名，什么违法行为都可以往里面装，“习惯”就是这么一个筐，专门盛放缺乏法律依据的歪瓜裂枣。

我们平时说的“习惯性思维”，是指一种思维的惯性、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我怀疑田院长说“习惯了这样”亦同此理。他根本不考虑“习惯”包含的法律逻辑，看到兄弟法院怎么操作便去仿效，法院彻彻底底沦为了无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动售货机。

同时，对于法院的行为，法条上找不到坚实的依据，即拉“习惯”出来顶缸，这也是一种习惯。

说到底，无法理支撑的“习惯”，如果为法院所肆意滥用，则不仅是一种恶习，呈现了法治的残缺。而且，通过对法律的规避，损害了法律的威信和效力。有时候还可能构成犯罪——如枣阳法院对马耀军的15天拘留，肯定是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

民众规避法律，还可以刺激立法者修缮法律的漏洞；法院规避法律，便是知法犯法，最终导致蚁穴式的法律漏洞迅速泛滥为引发违法洪流的决口。

作者：洪巧俊

人都有习惯，有好的习惯，也有坏的习惯，好的习惯有利于身心健康，坏的习惯就可能损害身心健康。有的人坏的习惯只是对自己或对家庭有损害，但有的人坏的习惯却是损害别人甚至社会。

7月3日《东南早报》报道，枣阳业主杨燕林拍录法院执法被拘，杨要求法院解释， 被告知“我可以摄你，你不能摄我”，法院院长田玉斌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没规定说拍摄执法可以拘留，但“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

这个习惯是好还是坏呢？法院院长可以有抽烟、喝酒、抠脚丫的不良习惯，但千万不能有“我可以摄你，你不能摄我”，“你摄我，我就抓你”的坏习惯，一旦有了这样的坏习惯，老百姓就怕了。我们知道习惯总是有一种惯力，如同钟摆，触动那么一下，它就会按一定的轨迹作往返运动，不至力竭不会停止。习惯也是一种“道”，道高一尺的，会着那魔高一丈者的“道”。如果今天我摄你，你就抓我，明天就可能他监督你，你就抓他， 那法院会不会习惯到随心所欲，想抓谁就抓谁的境界？

现在需要厘清的是，用摄像机录制执行活动是不是干涉执行公务？按照田玉斌院长的解释，在法庭拍摄要受到限制，而公开场合可以看作法庭的延伸。此外，执法行为往往带有强制色彩，有一些激烈的肢体接触，这些画面被拍摄后，看到的人会产生“执法不文明”的误解。所以，以摄像机拍摄法院执行，就属于“妨碍执行公务”。《新京报》评论说这番解释，显然强词夺理。说法庭内未经许可，不得拍照、摄像，属于各国司法通例。但如果把执行场所看作法庭的延伸，把法庭纪律当成执行规矩，显然是将审判活动与执行程序混为一谈。人家是法院院长，不说是法律专业人士，懂法是一定的，不懂法还能当法院院长吗？

法官不是一般的“官”，法院院长不是一般的“长”。本该以法律为信仰、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为天职的法院院长，岂能“习惯违法”？习惯本身就不是法律，岂能用习惯代替执法？我们不是常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执法过程是需要记录的，更需要一份详尽真实的资料以资佐证。如果没有记录左证，有时就会偏离事实。当然，有了完整的记录，执法者也可以“习惯性”筛选自己有利的片段，从“林松岭案”、“躲猫猫事件”等多起与摄像相关的事件就可窥见一些执法部门的习惯性动作。于是公众也只得习惯性地从支离破碎的录像片段中拼凑真相。

其实老百姓最怕的是田玉斌院长所说的：“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如果他们习惯于违法扣留你，你不是活受罪吗？如果他们习惯于“吃了原告吃被告”，你让他们“吃” 了，还不是白“吃”？ 有人曾说，目前中国社会的幸福指数不再是吃穿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有了委屈，遭遇了不公正，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找不到撑腰的地方，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苦恼和不幸。但愿枣阳业主杨燕林被“习惯性”拘留有说理的地方，有公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