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光卫视记者的谈话

任彦芳：历史的责任
与阳光卫视记者的谈话
2009年1月2日下午两点，阳光卫视记者四人来我家采访。他们是读到我最近在《领导者》上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后，有不少问题，想让我详细地谈谈。过去，他们也读到了我在《百年潮》上发表的《张钦礼的悲剧》。阳光卫视的《亲历》栏目，都是通过当事人讲述真实的经历，这栏目，很爱欢迎，因为都是读者关注的热点和敏感的事实。
我说给记者，如果你们晚来几天，可以看到我刚出版的一部书《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这部书里，我写出四十多年来，我与兰考发生的悲剧和喜剧；全面地写出了张钦礼的历史变化，我想对这四十多年来，对兰考，对与兰考有关的几个县委书记的命运，做一客观的公正的评论。记者所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读了这部书都可以得到解答。
记者们支好灯光，让我坐在我家的客厅前面的一个椅子上，背后是金牛的玻璃图案。今年是牛年，这正好是一个美好的对观众的祝福。我面对着镜头，背靠金牛，接受记者的提问。
记者让我全面地历史地谈谈我认识的张钦礼。
我讲了我知道的张，这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原因是时代和制度造成的，当然与他个人的性格相联，不可分开。解剖这个人物，是对我们很有启示的。他年轻时，即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因为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在二十多岁便提成考城县的县长，1954年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他便是兰考的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7年，因为他为民请命，差点成为右派；1959年，因他敢说真话，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查办，下放兰考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说真话，为民请命而受到的打击。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他得出的结论便是说真理者寸步难行，说假话者走遍天下。这有他在下放农村写出的诗为证。
他说了些什么真话呢？张钦礼亲自对我说到兰考的三害的根源。我们在宣传兰考时，都把兰考的三害灾难，说到老天爷头上，归罪于黄河造成的沙荒、内涝、盐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为造成的，这就是1958年以来的胡折腾，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规律。1957年，是兰考的黄金时期，那年林茂粮丰，可到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把本来泡桐全砍光了。剩下一些，也被社员“偷”了。林木没有了，风沙再起；因为违背大自然，不去疏导，造成了内涝，由于地下水位上升，造成了盐碱地；这是张钦礼所说的三害之源。这是真实的反映情况。他对当时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关系”有大胆的挑战。认为不是九个指头的成绩，而是相反。
1961年，张钦礼得到平反甄别，回到兰考县领导岗位上，当县委副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不能在兰考工作了，张钦礼这时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当正书记，张也是这么想的；可这时却调来了焦裕禄当书记；张钦礼心里不顺，开始与焦裕禄不合作，致使焦向地委提出是不是将张钦礼调出兰考。地委书记张申对焦说，张对兰考情况熟悉，要团结他一道工作，有利于兰考。焦接受了上级的意见，他为团结张，作了大量工作，发挥张钦礼的长处，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主抓兰考的除三害。为兰考做出了大量有益工作。就这一点说，张可以说是焦的战友，但说不上是亲密战友。
焦裕禄逝世，县委书记位子上空出来了。我是1965年春天来到兰考，由地委领导组织三结合的《焦裕禄》电影剧本创作组。这时，我听讲焦最多的是张钦礼，我与张熟悉起来，曾跟着他一起搞“台田会战”。听他讲了许多自己的经历故事，他向我说了对现实的看法，我们因为都因有在反右倾中相似的遭遇，心有共鸣，话很投机。我对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众同甘共苦，他能身体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禄精神。我曾想将他的一些事与焦合为一体，写出一个典型的县委书记形象，我给电影主人公起过有钦字的名字，不写真人真事。而写一种为民的精神。
张钦礼主持工作一年多，他是有成绩的，他本来想，他可以当兰考正书记了吧。没有想到，上级党委没有选中他，而是派来了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这时，张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在周化民刚到不久的报产量的会上，在省领导面前，张为了求得省领导的表扬而开始说假话，虚报了小麦产量，结果使征购透底，给百姓造成了困难，这时张钦礼一反过去的实事求是；到1965年年底，新华通讯社记者穆青、周原同志来到兰考，张钦礼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实际上是宣泄了自己的心情，他讲了自己的一些事迹。但他不能直说，便通过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来表达。这样他便说了一些谎话，如焦临终的话是对上级党领导说的话，他说是对他说的，并且无中生有地说焦当时给他一张照片，出示给记者。他在大通讯上因说假话成了焦的“亲密战友”，这一谎言，便为自己造成了悲剧。这是我原书叫《谎言的悲剧》的原因。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也就过去了。大通讯有些不实之处，也没有去说。如宣传雷锋中不也有不实之处吗？但一场全国说谎的年代到了，这些谎言便更加发展。张为了保护自己，在全国把毛泽东造成大神之后，张钦礼也跟着造神，焦裕禄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自然也成了神。张想用神保护自己，利用神夺权，果然他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他完成了多年的宿愿，当上了兰考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又当上了地委书记，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这当然为他后来命运悲剧制造了条件。
张钦礼在粉碎四人帮后，被开除党籍，判十三年徒刑。这是中央研究后的决定：张钦礼是错还是罪？根据他在执政时，煽动打砸抡，迫害老干部等罪而判罪。正如毛泽东的罪要有四人帮来当替罪羊一样，他在兰考有那么多人因他的煽动而死，而伤，不由他承担罪责吗？
记者问我，有人要给张提出申诉，是不是会翻案？我认为为是一种思潮，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要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张钦礼的案就不能翻。但是现在有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一股潮流，这是想让社会倒退的潮流，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潮流，是由对现实的不满引发的。但中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肯定的。
记者问到张钦礼死后的葬礼，为何会出现万人空巷？我说当时我便写了文章，对此做出分析。一是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是当年和张一起造反的人们为他组织的隆重的葬礼。他的儿子成才了，有了影响，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业家，拿出了钱购花炮就花上万元之多；二是因为，老百姓对现实腐败不满，借此做了一次宣泄；群众在县委门前，竟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就说明一是对现实不满，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三是张确实有群众基础，他一直在兰考工作，为群众做过好事，群众怀念他；群众说，焦来兰考才一年多，而张在兰考几十年，而结局如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这些因素促成了张有了不寻常的葬礼。
这个事件说明，不可放松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这就是民心。只有向前走，进行民主和法治的改革，才可能走向公平公正，也才有社会的和谐。这样便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中国不能再乱，这是民心所向，不是少数人可以改变的。
张钦礼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和制度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说，如果没有这场文革动乱，他不会犯罪；这是时代给他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党内实行民主，由全县的党员代表选举县委书记，而不是总由上级指定，也许张钦礼早就成为县委书记了，不会采取说谎假报成绩，或想通过记者将自己打扮成焦的亲密战友来达到自己想当一把手的愿望。如果党员代表没有选他成为书记，他也会心服口服，他不会总觉怀才不遇吧。这实在是没有民主造成的悲剧。这当然与他本人的性格相联，如果他不是想当兰考县委书记，他真正老实地为民众，也不会有此说谎，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对这个人物的分析是有社会意义的。我只是想通过解剖这个人物，对全社会有点思考。现在的官员跑官，买官之风，吏治的腐败，都是因为没有民主。不从进行民主这根本上改变体制，腐败不能除，文革的基础便不会消失。中国是到了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时候了！
我应许多老同志的要求，写出了这部《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是想把真相写给后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采访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我所谈的主要内容如上，请关注兰考，关注社会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2009．1．3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