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我下决心考大学|那些人 那些事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我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正在吉林省特产研究所果树场的果园里护林。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我一个人坐在山上，远望趋向平原的辽阔大地，感觉相当惬意。正在此时，从山下主楼的高音喇叭里远远地飘来了绵绵哀乐，我立刻意识到：毛主席逝世了。果然，随后播出的讣告马上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我当时既没有被这个消息所震惊，也没有哭起来。我很镇静，因为作为长期关心时事的知识青年，我从年初起即已通过自费订阅的报纸预感到：主席的日子恐怕已经不多了。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老态龙钟的照片，就是我的信息源。6月，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来访，这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按照惯例，毛泽东理应亲自会见，但他却没有出来，我立刻意识到：最后的阶段恐怕已经到来了。以后的三个月，他也一直没出来。我的心理准备，实际已经很充分了。所以，毛泽东逝世后，我丝毫也没有天要塌下来的恐慌感。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人间的日子总还得继续过下去。那时，我虽然崇敬毛泽东，但并没有把他当神看。1973年时兴“小将上讲台”，我在讲矛盾的普遍性时大讲了一番“马、恩、列、斯、毛都犯过错误”，结果全班半数同学到校革委会告我，我被扣上了一顶“有反动言论”的大帽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顶大帽子才在新的政治氛围中自然消亡。 所以，我那时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毛泽东逝世这件事的。但是，没有毛泽东的日子究竟怎样过？我却没有任何先见之明。我相信“英明领袖华主席”一定会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走下去，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以至改革开放等等新事物，而这都是信息封闭的自然结果。我所供职的研究所坐落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之间的一个叫做“左家”山沟里，那里距离北京有千里之遥。1976年以前，它曾经是吉林省五七干校的一部分，我当时也是干校数百名知青中的一员。但是，随着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大批“五七战士”返城复职，那里的政治信息也已变得非常封闭了。那时几乎一切都是按照文件、报纸、广播等等思考和行事的。粉碎“四人帮”，那就粉碎吧，既没有兴奋，也没有意见，大家在山沟里奉命游行庆祝一番后，就都回去了，一切都在“按既定方针办”，只不过是又粉碎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罢了。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反革命分子不是无孔不入的吗？有人悄悄地提出了异议，我立刻就不加思索地回答了他。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北京消息灵通，思想也比较解放。而在信息普遍闭塞的广袤国土上，人们却只是被动地接受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并且很难立刻从中看出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年青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甚至还做出了一个“扎根左家干革命”的决定。1977年初，我从知识青年转为了特产研究所的国家正式工人。这就意味着，我当时已经决定在这个山沟里干一辈子了。但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不仅缘于自己对于当时国家大势的茫然无知，而且更是缘于我在干校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真诚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敢作敢为的勇气。我的这种精神气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认为，这是我在干校期间（包括在干校中学读书期间）所获得的一种终身受益的重大收获。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实际首先就是靠了这一条。由于这种因素，所以在大多数知青已经在或明或暗地考虑回城的时候，我却做出了一个“扎根左家干革命”大胆决定。但我的理想的内容实际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眼界的开阔而逐渐变化的。粉碎“四人帮”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也开始活跃起来。1977年8月下旬，我随一位科研人员启程到辽宁、河北的果园研究梨的品种资源问题，路过长春市时，首次听到了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不禁暗暗心动。但我刚刚决定“扎根左家干革命”，而且又沒有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所以也就接着上路了。实际上，1972年周恩来提出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部分大学生的主张后，我就已经动过参加高考的念头了。但后来冒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之所以决定“扎根左家干革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还根本没有想到恢复高考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与“扎根左家干革命”相比，参加高考当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从14岁起就已成为了哲学迷，15岁时开始有了当哲学家的想法，16岁时已经读过了马、恩、列、斯、毛的全部哲学著作（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岁时又花大功夫“啃”了黑格尔的《小逻辑》，18岁时已对黑格尔、恩格斯的机械运动矛盾说提出质疑（这件事当时还惹了祸），中学毕业后当知青和工人时，也还是始终坚持白天干活、晚上看书的生活方式。记得在果树场期间，研读得最深入的就是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时，我还广泛地阅读了其他一些书，如李锐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活动》、四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艾思奇的两个版本的哲学教科书等等，也都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当了那么多年的哲学迷，究竟学到了什么程度？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后来到大四时看到了哲学系的考研题，当时就大发感慨：“太简单了！我不复习就能考！”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答案。在这种背景下，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真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外面出差一个多月，回到研究所后不久，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就传来了。在此前一个多月思想斗争（我起初还是觉得刚刚誓言“扎根闹革命”就要转向高考不大好）的基础上，我立刻就做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但这时距离高考已经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由于过去上中学时把学数学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哲学方面，所以这次准备高考也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数学方面。但我的数学高考成绩却仍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我只比一年前刚刚去逝的伟大导师的零分多了区区三分！不过，我的高考总成绩还是可以的，至少上东北师范大学这样的学校没问题。但我在报志愿时添写的是“北大哲学系、中山哲学系、吉大哲学系”，然后又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明白无误地写上了“不服从分配”几个字，于是，我的1977年高考就滑铁卢了。但对我来说，参加77年高考实际只是在匆忙之中试一下，真正的努力目标是参加1978年的高考。当时我们野生果树研究室的主任看我工作很得力，不愿意让我走，就不断地给我各种出美差的机会，试图以此诱阻我的高考之路，但我始终不为所动，一次也沒有去。……这次高考的成绩还不错，我以高于北大在吉林省的录取线20分的成绩考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当时虽因与北大擦肩而过而略有遗憾，但总体上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按照当年教育部的排名，吉大继北大、复旦之后，名列全国第三，也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而且我在数学方面有自知之明（那年我也只是考了27分），谨慎一些也是合理的。更重要是，我从此开始走上了一条最适合于自己并且总是充满希望的光明之路，我也开始有条件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了！1978年10月15日，我在吉林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那一天，也正是我22周岁的生日。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在校园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此，愚昧开始离我们而去。从此，乌云再也遮不住太阳了！                                            2008/11/29  于北京
来源 漂泊者 原文：http://www.piaobozhe.com/read.php?tid=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