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宋庆龄在上海的最后日子及其葬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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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们把拟定的方案报送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他立即作了批示。第二天早上6点，高登榜打电话给我，说:“家炽，中央办公厅已经给你买了飞机票，8点半你回上海，中央办公厅派车送你去飞机场，照方案执行。”
我带了这个方案的复印件马上赶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会进行了汇报。陈国栋主持会议，指出这项工作是政治性工作，按照中央的决定只能做好，不能出一点纰漏。宋庆龄安葬在上海是她本人的意愿，也是上海人民的光荣。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抓紧做好准备工作。
在向上海市委的领导汇报完后，我又于当天下午立即飞回北京。回京以后，我向廖承志、高登榜及治丧小组汇报了宋庆龄安葬的执行方案，廖承志表示可以。
随后，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海外来的宋庆龄亲属，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高登榜、廖办杨主任、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我一起陪同参加会见。
其间，中央还两次派人来上海检查宋庆龄的后事准备工作，一次是杨拯民（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代表中央治丧小组来上海，还有一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我都从北京回到上海陪同检查。
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后，她的葬礼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方案执行的。
6月4日上午9时55分，宋庆龄的国葬在上海隆重举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中央领导出席。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葬礼原定是在上午10时举行，但是6月初的上海已经是骄阳似火，当时来参加葬礼的各界代表已经整齐地列队等候在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其中还有不少少年儿童代表，人多天气热，当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虹桥机场，又由虹桥机场来到万国公墓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多了。邓颖超马上跟我说:“家炽，我不休息了，马上陪我到现场看看。”我就陪着她由贵宾室走到葬礼的现场。一看当时的场面，邓颖超跟我说:“你马上跟国栋同志说，现场太热了，学生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不要到十点钟，立即就开始吧，早一分钟开始也好。”我快步跑到陈国栋同志处，向他汇报邓大姐的意见，陈国栋同志说:“好，立即开始。”就是因为非常担心大家的身体，所以邓颖超临时决定提前举行。这样，宋庆龄的葬礼实际上是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举行。后来全国报道宋庆龄葬礼的消息也只是写了上午举行，没有写具体的时间。
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很深，那天出席葬礼的人员中不仅有老人，还有许多的青少年，邓大姐充分考虑参加葬礼人员的身体情况，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至今令我难忘。
在宋庆龄的亲属抵达墓地后，负责安排现场各方人员参加列队仪式的同志向我提出宋庆龄亲属站立顺序的安排问题。我说，只要把他们领到他们站的位置上，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站位顺序的，不用我们操心。
葬礼结束后，上海市人大于当晚6点钟在锦江饭店举行了宴请，主要是招待宋庆龄的海外亲属。
6月8日上午，我陪宋庆龄的海外亲属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寓所，他们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下午，我又陪廖承志到宋庆龄寓所参观，因宋庆龄卧室的钥匙原在北京，刚刚才交给我管理，她的卧室还来不及清理消毒，所以还封着。因此，廖承志没有到宋庆龄的卧室去看。他说，以后还可以再来宋庆龄寓所看。今后宋庆龄寓所要作为对海外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窗口，寓所要照原样布置，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花园、房子、文物一定要维护、整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