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篇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与历史

第 六 篇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与历史

作者：johnathanzhang 提交日期：2007-2-11  

这是一个本来就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上的问题。我当时作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回答，现在想写在blog里面。原因在于随着读书的增多，本来模糊、肤浅的观点现在终于有点成形了。这个问题也为后来的小弟小妹们留点参考的建议，积攒点人品。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的关系理论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中一个是必要性和充分性，而另一个则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外部性和内部性，不同于经济学的概念。之所以加上“性”，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一种模式（pattern））。毕竟在魏征死的时候，李世民说：“对镜可正衣冠，读史可知兴亡”。

我很想把这两个因素糅合在一起叙述。这点我在上课讨论的时候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当时比较朴素。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但是将来而言，可能出现一个“东亚学派”(School of Asia or School of Asia’s scholars )。现在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主导的世界，在一百年前还是这样，在两百年前则是法兰西民族。如果我们把这个国际秩序称作“条顿秩序”也未尝不可。欧洲的历史是一个害怕强权的历史，是一个为了达到均势而追求均势的历史（Woodrow Wilson语）。不论是卡斯雷尔、帕莫斯顿、迪斯雷里崇拜的在“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拿下来”，还是俾斯麦像一个手中能同时抛出七个球的马戏团演员一样精心的编制欧洲均势图谱，欧洲的经验都是防止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从而占据主导地位。首先给他们教训的是拿破仑，一个几乎把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纳入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战争不仅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力损失，而且还把整个欧洲的旧有秩序打翻。顺便说一下，我总认为，拿破仑战争给我们现在留下了两个宝贵的遗产：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后来的非洲独立，另一个则是恐怖主义。这两个“主义”无一例外都没有在现实主义者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但是制度主义者则是非常关心这些“非传统安全”。梅特涅苦心经营的“欧洲协调”也就是为了让欧洲能在“正统”的名义下恢复混乱的秩序。起码我们看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被拿破仑蹂躏过的国家的国王“把率在地上的王冠，拍拍尘土，捡起来戴上”。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一个强国的崛起是会带来灾难的。这就是沃尔茨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析思路。而中国呢？中国从有了基本的外交体系之后，一直是遵循“华夷”秩序的。我们和欧洲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他们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那么我们就是很鲜明的等级制(hierarchy)，也就是我们说的“朝贡体制”。朝鲜，暹罗，琉球，日本首先是需要给中国进贡，中国政府承认其统治具有合法性，继而是藩属承认中华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先进的文明性。从这点来说，中国的经验总是“大一统”的。从国内的经验来看，中国也是追求大一统的哲学思维。在历史上中国历代皇帝都是追求一统天下，尽管现在热闹的“三国评说”很像一个欧洲的小国互相均势平衡，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哪一家，都在追求对中国的统一。这种天下一统的思维时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是很难改变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来验证。明末清初，本来皇太极已经占据了山海关外面的大部分地区，他只想能够与明朝两相对立就完成大业了，但是一个汉族的进士叫洪成畴，拼命的建议皇太极进取中原从而完成统一。我们的经验说明，中国是一个关心“谁来执牛耳”的国家。或者说，中国首先关心的是“谁来当头”？换言之，欧洲人需要一个“兄弟契约”防止一个家庭内的成员打打杀杀，中国则关心通过一个“家法”或的合法性取得藩属的认同。这样看，欧洲需要的是一个“战争理论”，或者说是围绕着战争展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我们需要的一个“和平理论”，就是我们在这个理论下相安无事，针对主导国家的合法性取得展开研究。这样来看，我们的一切理论，根本就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就算是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论是如何西化的理论，总会带有我们自己的传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可以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逻辑虽然有问题，但是我总常常比喻说，把一个铁丝弯着之后总会留下痕迹。我向大家应该看看门洪华博士的《霸权之翼》，虽然他的翻译不敢恭维，但是这部著作还是带有鲜明的中国人的思维的。我总认为，既然现在由西方主导，那么我们就看看你的理论就可以了；等到几千年之后中国成了老大，你们再来学我们的理论，这样就基本上平衡了。

上面所述其实是一个对历史的比较，说白了是对国家历史的外部性（不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性）进行了阐述。然而很多人说，你说的这个太肤浅了，这些东西大家都会说。我想，我应该从国家的内部性(我想这个应该成为domestic而不是internal)来说。我刚才已经举了一个中国的内部性的例子。我想举一个古罗马的例子。最近在看塔西拓的《历史》。我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罗马皇帝的秘书必须由被释放的奴隶担任，而不能由罗马公民担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从法理上讲，罗马皇帝和罗马的公民世是平等的。这个例子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个例子不是针对罗马是法治社会而说明，更不是说明当时的罗马社会有多么的民主（当时是帝制时期），而是说明在罗马社会的内部，追求任何人权利（rights）的平等是崇高的，即使人和人的权力（power）不同。我想作出一个推论，把这个事实延伸到国家的外部性(international)上，就是在欧洲的经验里，即使国家的权力是不同的（Waltz 所说的capacityof Nation，我所强调的也是capacity，而不是function），但是追求平等的愿望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古代君主专制。这个制度把皇帝的权力完全无限扩大，甚至别人的生存权利都可以被剥夺（中世纪的欧洲“神就是皇帝，而在中国皇帝就是神”（康德语））。我认为这种内部的世界观，一定会极大的影响到对于外部世界的经验性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古罗马时代欧洲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后来的欧洲却是四分五裂的）。如果想再次论证我这个观点的证据，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国内社会等级制的社会，从鞠躬的角度就能看出来人们地位的差距（本尼迪克特）。在日本人对世界政治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到等级制。比如，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因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世界的“天皇”，因而决不能和美国开站才被投到监狱去的。我并不认为这个观点也是一个陈旧的观点，如果没有人把我的观点归结为“维斯特法利亚派”和“朝贡体系”的碰撞。

这个例子是不够的。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说三国和罗马的对外战争。我在上面也已经说明了，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原因，但是中国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么？这个问题是配合着前者而阐述的。我们不论是看电影还是书，三国里面最突出的画面，就是两军相遇，一方把使者派去以探虚实，结果一边使者高喊着“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另一边就说“斩了使者，扬我军威”！这样的场景很常见，我印象最深得实在赤壁之战。而在古罗马，如果不宣而战是很耻辱的。两军交战之前，一方把箭射到另一方的土地上，表示势不两立从而宣战。我认为，这些基本的对于“外交人员”的看法、观点，完全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或者说，我们以前有“理藩院”，但是直到被人打怕了才有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刚毅率领下的义和团不宣而战对西方列强既是侮辱又是挑衅）。

此外，我再上刻的时候还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政府更迭，尤其是通过暴力的政府更迭太频繁了，所以才没有我们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论是不是针对西方的）。比如，我们在20世纪就换了四届政府，而且全部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共产党政府。一帮热血青年靠激情和恐怖主义推翻了清王朝，国民党靠北伐和拉拢地方军阀取得了合法性，共产党政府通过解放战争获得了政权。如此频繁的政府暴力的更迭，在世界上真是很少见。这样的内政都处理不好，还如何能研究如何对外的关系呢？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具有最基本的特性分为外向性和内向性两种，我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具有连续性的奉行外向性的外交政策，才可能产生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需要的两个条件：连续性；外向型，中国式都不具备的。这个观点就不想在赘述了。另外的一点，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者和政府的关系。我认为，一个国家中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流通（位移）越顺畅，一个国家越是可能产生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常说，一个国家看到“水晶球效应”，就会对自己的行为的外部性（外部性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性，表示一个国家并不一定承担自己行为带来的全部成本或者收益）进行关注。一般什么情况下水晶球效应能引起对外政策的制定者的关心呢？就是学者=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这个观点希望有兴趣的小学弟们能够好好思考，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累了。如果有意见还是要告诉我，以弥补我学术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