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中国青年报 200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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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2006年03月22日
本报记者 徐百柯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