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东路事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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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中东路事变的爆发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双方的部署苏军的反应
奉军的部署
双方战斗力对比
双方初期的军事冲突
苏联工人的罢工行为
决战中东路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
苏方资料描述
中东路事件的解决
日本的反应
中东铁路的结局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中东路事变的爆发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双方的部署 苏军的反应
奉军的部署
双方战斗力对比
双方初期的军事冲突
苏联工人的罢工行为
决战中东路 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
苏方资料描述
中东路事件的解决
日本的反应
中东铁路的结局
中东路事件；是对1929年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的称谓。 在1929年东北亚的国际环境下，采取武力接管中东路，导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不仅使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更恶化了中苏关系，使日本坐收渔利。
[编辑本段]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简称东铁。它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称霸远东，乃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沿路的各种器材而修筑的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而形成一条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2800余公里的“丁”字形的中东铁路。这条纵横贯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和基地，实际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局面。 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局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所不容，遂于1904年挑起了日俄战争。沙俄败北后，依据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并改称南满铁路。其余，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东线），西至满洲里（西线），南至长春（南线），仍为沙俄所控制，时称中东铁路。从此，中国东北地区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
从俄国十月革命直至1924年签订中苏协定，中东路仍为沙俄残余势力所盘踞。同时，日、美、英、德等帝国主义也乘机插足，进行争夺。原中东路俄方局长霍尔瓦特及其残余势力仍然赖在中国不走，企图利用中东路沿线地区的军队和经济实力，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从1921年开始，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派人来华，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承认了苏俄政府，并于1923年开始，中苏进行建交谈判。
中苏协定、中东路协定的签订、中苏邦交的恢复，这是中俄关系史上新篇章的开端，从沙俄侵略东北、称霸远东开始转向以平等合作的姿态对待中国。当时国内各界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热烈欢呼，盛赞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对苏俄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声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等赞不绝口。
苏俄的对华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种种行径形成极大的反差。日本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长期占领东北南部、东部和内蒙。根据“二十一条”有关条款，日本要把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租借期延为99年，并强迫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等。日本通过“满铁”长期霸占和经营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以及安东至奉天、大石桥至营口、奉天至抚顺等支线。满铁还以“附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霸占大片土地，并行使行政、司法、征税、警察权等，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日本还以保护其侨民和铁路为名，在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驻有日本的野战军和守备队，充当侵华工具。这是日本侵略者埋在中国东北的一颗定时炸弹。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各国动向看，真正威胁中国东北安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后的苏俄。
当然，中苏在合营中东铁路问题上，双方的合作远非和谐，而是龃龉丛生，屡衍争端。苏俄实际上并未认真履行签订的《奉俄协定》，对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本身之营业，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铁路管理局也由苏俄单方面控制，在2700多名职员中，中方人员占400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路局机关行文，除了理事会公文及路局会议决议系中俄文并行外，其余均为俄文，一切财政结算也以卢布为准。对历年铁路收入余款如何处理，中苏双方意见也大有分歧。对此，东北地方当局早已不满。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中东路事变的爆发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
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
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这和1962年印度对华战争理由多么想像）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君武曾写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全诗如下：
张学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最恰当不过，当时张学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又豪情冲天般决定对苏作战。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双方的部署
苏军的反应
苏联的T-18轻型坦克苏军针对中东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8坦克(MC-1被称为“俄国版雷诺FT-17”，是苏联第一种批量生产的坦克，在苏联坦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开始退役，苏联人把履带等行动装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护，被用于当作边境守备据点使用。张作霖的FT-17和苏联的MC-1都有部署在中东路前线，但交战情况不明)，并不断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师和若干内务部部队。我手里没有特别远东军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别远东军兵力最高峰不少于8万人，海军方面负责支援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俄语黑龙江），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前夕，阿穆尔河区舰队已有3个舰艇大队（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14艘）、1个扫雷舰中队、1个航空队（14架飞机）和1个陆战营，战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有63名官兵荣获红旗勋章。
布柳赫尔元帅特别远东军的司令员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是苏联首批5位元帅之一，对东北情况和奉军情况非常熟悉，是北伐的战略总设计师，曾是蒋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对他评价极高，即使在冷战高峰期（一九五七年）著成的反共名著《苏俄在中国》（据说是台湾的三个代表），加仑仍是唯一获得正面评价的苏联人，他回忆道：“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至于苏军中的军官，至少有两位二战中的苏联元帅在此役中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日后死守斯大林格勒而名扬一时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当时就在集团军参谋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任库班骑兵第5旅旅长。苏军在东线使用空军进行空袭，东线轰炸了绥芬河、穆棱两车站，西线的苏联远东红军进攻满洲里及扎贲诺尔，抢去机车，轰击车站。
奉军的部署
当时中东路东线护路军的是吉林军的旅长丁超，西线护路军是黑龙江军的旅长梁甲忠，战事忽发，他们事先毫无准备，当时首当其冲是梁忠甲和韩光第两旅。吕荣寰则向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告急，请派兵增援东线。张反对和苏联出兵，故复电谓“军队没有开拔费”，令路局电汇哈大洋10万元，张作相才下令出兵，此时奉系在一线兵力约为6万人左右，在兵力上占一定优势。 张学良此时发布了动员令，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派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进击于西线，此时奉军一线约十余万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势。
双方战斗力对比
1929年的苏军，距离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还早，国内战争期间的将领都还在世。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军获得并熟练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如飞机、重炮、坦克等。苏军当时的士气也很高，苏军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观奉军，长期以来占据东北，故战事不利时可退往东北，战事有利时可以出兵关内，故此勇敢精神不够。奉军多数将领都是土匪出身，军事素质差，军队兵员素质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这一点暴露无疑，因此奉军一度大力发展海空军，空军实力一度号称全国最强，大力任命年青将领，但总体上进取精神仍然不足。
双方初期的军事冲突
8月8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2门、机枪3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国陆军交战，互有伤亡。苏机5架在绥芬河市上空盘旋，鸣“空炮”200余响，在东山陆军防所附近及国界三道洞子各投弹1枚，后又来苏机27架在中国领空飞行数周而去。午后4时左右，苏军百余人占领满洲里红山嘴子。夜间进至三卡（即额尔德尼托罗辉卡伦）。
8月9日，苏军40余人在距萝北县30里之古站设卡两道。遮断交通，掳劫行人。同日苏军300余名及军舰2艘占据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厂。
8月11日，密山县当壁镇烧商东源茂，请来民团40名，连同所雇“护勇”共有枪80余支。当晚与苏联骑兵400余名交战，被苏军打败，赶出商号。
8月12日，北兆兴镇三间房、绥滨中兴镇、李家油坊等处被苏军2000余人分头占领。苏军40余人乘小船8只到乌云县柳河屯登陆，打死保卫团多人，返回彼岸。
8月13日，苏方用大炮攻击鸥浦县城。14日早县城失守。文书档案被焚毁，县政府迁至呼玛县属金山镇办公。
8月15日，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6万，任王树常、胡毓坤为东西两路总指挥，增防国境。苏军炮轰东宁，激战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苏军撤退，同时向扎贲诺尔东北军梁忠甲部43团驻地派出步兵百余名。
8月16日，苏军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由苏境阿巴该图向扎兰诺尔中国阵地射击，双方战斗2小时，互有伤亡。午后2时30分，苏军步、骑、炮约一师兵力，由阿巴该图越境，向扎兰诺尔站进攻，炮击东北军阵地，双方激战5小时，苏军始退。根据当时胪膑县县长齐肇豫电称：“俄军此次越境，据闻意在破坏扎站铁桥、断绝交通”。
苏军初期使用至多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对东北军进行袭扰，企图迫使东北军做出让步，东北军则针锋相对，在中东铁路中大量用起用反苏的流亡白俄，并召集白俄人入伍。早年张宗昌所率领的直奉联军就有五六千名白俄军人，这些白俄多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素质好，虽然纪律较差，但战斗力给东北军留下很深的印象，故此东北军企图以俄制俄，不料更加激怒了苏军。
苏联工人的罢工行为
中东铁路职员多为苏联人，中下层职工中亦有相当多的苏联人，中东路事件后他们发起大规模罢工，实际上使中东路全面停开。
[编辑本段]决战中东路
苏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集结了超过八万人以上的强大兵力，后勤补给也没有问题，而同时奉苏谈判完全破裂，9月18日苏联政府向各国大使宣布，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苏方始终主张和平解决，而中国态度虚伪，毫无诚意。认为今后之交涉无望，以前经过德国调停一切交涉断然中止。此后对于中俄国境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责任，苏概不承担，决定对东北军发起致命性的攻击，以促使东北当局回到谈判桌前。
东北军对此亦有了解，故
苏联“列宁”级潜水重炮舰10月12日，爆发了著名的中苏海军三江口富锦之战，亦称同江之役。早5时，苏军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军队进攻。至午后3时，同江县城失守。此战役中国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
详细经过是十二日晨在同江的苏联海军阿穆尔河区舰队（也有资料称是苏军远东舰队，但从苏方资料来看应为阿穆尔河区舰队）由斯加斯克率领以旗舰"雪尔诺夫"号为首的舰艇共9艘（军舰5艘，其中3艘吨位在950吨以上，另有4艘武装轮船，计有152毫米大炮4门，120毫米大炮18门，并有飞机十余架支援），飞机25架；东北江防舰队则由"江亨"舰长尹祚干代理指挥"利捷"(旗舰)，"利绥"，"江平"，"江安"，"江泰"等六艘浅水炮舰应战，另有“东乙”号武装驳船。（除“江亨”为550吨，“利济”为360吨，其余均在200吨以下，全舰队只有120毫米炮5门。）
东北海军由于沈鸿烈的先见之明，事先藏了一艘拖驳船"东乙"号在芦苇浅滩中，在船上放置两尊120毫米大炮并先详加测准距离。十月十二日清晨五点半战事一开启"东乙"即发炮攻击停泊不动的苏军旗舰，苏军未料到中方有此一招，当即被击中指挥舰桥，据中方称在炮击中苏军司令，参谋长，旗舰舰长等多人当场阵亡，但未得到苏方资料证实，不久"雪尔诺夫"号即沉；苏军的另外三艘亦被"东乙"击成重伤。
但到了九点苏军的飞机加入战场，战局马上改观，江平、江安、江太、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其后苏军飞机和舰艇集中火力掩护步兵400多人在三江口地区登陆，并对东北军阵地发起冲击，驻守此地的东北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和陆军一个营协同抵抗，击退了苏军首次进攻。苏军调集援兵近3000人，迂回到下游10余里处，袭击守军侧翼，经过白刃战后，守军大部战死，阵地被苏军占领。是役东北江防舰队伤亡300余人，舰艇几乎全部损失，"江泰"舰长莫耀明亦阵亡。张××、路××两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500多人（根据东北军事后公布的数字，总伤亡人数为700余人）。而根据中方公布的数字苏方飞机被击落2架（也有资料称是1架），军舰被击沉3艘，伤数艘，人员伤亡700余名（这是最感到怀疑的数字，因为在全面主动的情况伤亡居然同中方相当，但由于没有苏军公布的资料，暂时以此为准，另有中方资料称苏联海军伤亡70余人，较为可信）。下午2时，苏军进占同江城，次日退出。19日苏军撤走。三江口之战规模不大，但是中苏之间唯一一次海军交战，兵种齐全，有舰艇、飞机、陆战队，形成陆战空立体作战。
13日下午3时，苏联骑兵200余，携炮6尊，乘船越境，向胪膑县库克多博卡伦进攻。卡官因兵力单薄不战而退。
以后苏军连续起动进攻，至
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
十一月十七日早七时，苏军以四万余人兵力(苏方资料都称苏军当面只有7632人，但在技术兵器上占有优势)，大炮三、四百门，坦克车四十余辆，飞机三十众架开始了大规模地进攻满洲里和扎贲诺尔。首先在满洲里投掷炸弹，国民党驻军司令部、电车房、三十八团楼房、宪兵所均被炸毁。无线电台也被震坏，当时满洲里防疫医院院长被炸身亡。据国民党军队称当时是”敌众势猛，弹如雨注”。同日在扎贲诺尔车站方面已于10时被苏军占领，凌晨四点查罕敖拉广信公司煤矿也被苏军占领，矿区被炸为焦土，所存煤炭付之一炬，煤矿经理孙鹤云被捕，不久又被释放。
十八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煤矿也被苏军占领，国民党受军韩光第旅长、张林雨团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过半，千余被俘，呼伦贝尔盟渔税局李局长正值在扎贲诺尔矿也中弹身亡。与此同时，满洲里车站战况越来越激烈，进攻扎贲诺尔的苏军也调到满洲里方向，苏军发起的进攻非常凶猛，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弹横飞，当时炸毁民宅多处，日本领事馆隔壁的日本旅馆也被炸毁。双方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饮食困难，加上疲劳过度，苏军以战胜之师，猛烈攻击到满洲里车站南山头，国民党军队濒于危急关头，梁忠甲旅长亲自率领全旅官兵全力抵抗，苏军进展缓慢。此时扎贲诺尔方面已经完全失守，国民党军失去外援，战事不利于国民党军队。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南山头已经几乎无兵，苏军飞机投弹甚密，双方越战越近，最后达到了刀刃相交。喊杀之声，闻于数里。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门前的战斗最为激烈，但由于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伤亡甚众，加之外无援军渐渐不支。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四日晨三时，国民党军队弹尽授绝，无力持久。不得已而向扎贲诺尔方向猛烈进攻，试问突破苏军包围。绕道达贲湖退守，以待援军。但最后不得突围，被苏军迎头堵击，将国民党军队中央突破而左右均遭苏军攻击，无可奈何只得退回满站，随后苏军炮火猛烈轰击市区。当时．市区秩序大乱，一些无业流氓乘机枪掠民财、—些商店、房屋均被炸毁、焚烧。此时，国民党军队仍拟扼守四门，进行背城一战。后经当时满站政、警、绅、商各界在一起协商；认为情况十分危迫，国民党军队已弹药尽绝，而援军又一时不能开到。苏军则越攻越猛，越逼越紧。如果再少许延长时间，势将要牺牲众多生命。另一方面考虑当时侨居满市的日本人比较多，其生命财产：又没法保护。根据这种情况，于是便一面请求国民党驻军梁忠甲族长考虑满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又推举胪膑县长齐肇豫赴满站东巴里木地方，当时市政公所翻释股长赵永禄赴八十六号小站．在苏军炮火猛攻之下，分别与苏军司令官交涉停战。当时，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要求解除国民党军队全部武装。同时，国民党军队要求苏军进入市区要严守纪律，并对解除武装的官兵保全生命，并要求优待。苏军全部答应了条件。不久即停战，这样国民党军队战斗三天无效，苏军进入市区。国民党军队被解除武浆，全旅被俘官兵约七千余人，轻伤六百余人。梁忠甲旅长，李、张两参谋长及各团长均于二十四日送往苏联境内：魏副旅长阵忘，其余官兵伤亡两千余人。
苏军进入满洲里是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十点，随即设立了总司令部和卫戍司令部，在满洲里车站设立了政治探访局，局长为戈彼乌成员。苏军首先给予工人、农民面粉和钱币以便生活。然后将战时民间被抢物资收集到一起，张贴布告，让失主前来认领，并在发放物品时拍摄了照片作为宣传材料。苏军设立的政治探访局专门搜查流窜到满洲里的白党和反对苏联政府的人。当时满洲里俄侨尼基金中学校长戈拉肖夫，房产业主会长果洛阔夫、教堂神甫伊兹沃里斯等二百五十多人以及扎贲诺尔矿华俄职工约二百人均被逮捕，先后押解苏境。同时在各机关职员中进行搜查，逮捕了警察署长和官兵九十多人，以及路警、巡警等五十多人也被逮捕押解苏联。市区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秩序管理，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街上行人只能通行到夜晚十点。苏军占领后几天，一些商店开始营业，苏联的卢布和中国的银圆同时使用。教堂也开始礼拜，个别学校复课，还开放了几个电影院，专门放映一些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电影。至此，东北军一线全面崩溃。
苏方资料描述
“11月17日清晨苏联太平洋第1师和骑兵独立第9旅的部队向离边境40公里远的密山开进。骑兵旅在航空兵支援下消灭了不少中国部队，于傍晚时分抵达了密山敌军的后方。及时赶到的步兵击溃了奉天骑兵第一师和白卫军的几个团。敌人的损失光被击毙的就近1500人。苏军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缴获了7面团旗和大量的武器。 在后贝加尔地区，中国部队的兵力将近16000人。可我军只有7632名战士。布柳赫尔决定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11月17日凌晨3时库班骑兵第5旅从阿巴盖图伊镇出发，步兵35师尾随其后，越过河的冰面，沿额尔古纳河东岸向扎贲诺尔集群后方挺进。中午在该城以东10-12公里处切断铁路，从后方进攻扎贲诺尔。切断敌人从满洲里的退路。中国部队的一个营为了避免被包围，向骑兵旅侧翼发起突击。红色骑兵以勇猛的冲锋把敌人打的溃不成军。第二天骑兵在步兵第8团的支援下再次进攻扎贲诺尔。争夺扎贲诺尔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敌人虽然完全被包围，而且他们的技术又不如我们，但是还是进行了前所未见的抵抗。他们把工事修的非常坚固，以至野战炮兵和榴弹炮兵都未能炸毁战壕和掩蔽部的盖板。经过两昼夜战斗18日苏联军队终于打跨了敌人的顽抗，冲进占领了该市。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部队包围了满洲里的中国部队。向他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敌人决心防守，步兵第1旅、骑兵第3旅和一个炮兵营从嵯岗至扎贲诺尔方向增援。布柳赫尔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编辑本段]中东路事件的解决
25日黑河市政筹备处令佛山县停止办公，办理迁移事宜。12月9日，该县商民迁至乌云。11月26日黑龙江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决定，从本日起在齐齐哈尔宣布戒严，并委任窦联芳为临时戒严司令，所有驻省军警均归该司令指挥。 由于战事不利，但加上得到南满铁路方面日军有异动情况，反对与苏作战的张作相力劝张学良和平解决，经过谈判，12月3日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停战议定书》（又称“双城子会议纪要”）。规定东北当局将中东铁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由苏方推荐中东铁路局正、副新局长；双方重申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5日，蔡回沈阳报告。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派蔡为正式会议代表。5日吕荣寰辞去中东铁路督办职务。11日，郭福绵代理中东铁路公司督办。 11月16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开始举行中苏预备会议。22日，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在伯力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苏方推荐鲁德义、简尼索夫为中东铁路正、副局长。 伯力协定实际恢复了中东铁路的原状，但对于此时已不能再败的东北军来说，总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不过此伯力协定一经发布，即被认为丧权辱国，大受攻击，蔡运升更因此去职。南京政府后改派莫德惠与苏联交涉，苏方要求莫去苏之前，将引起中东路事变的祸首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去职，在张作相的相劝之下，张学良将张国忱免职。 至月底，东线、西线交战的中、苏军队开始撤退；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恢复；在哈尔滨松北收容所被拘禁的1400余名苏方人员被释放；东省铁路新组成的理事会通过《伯力协定》中关于东省铁路的3个条件，即：（1）中东铁路为中苏两国之企业，本诸1924年协议经营之；（2）恢复该协议缔结时之原状；（3）审查1929年7月10后发布的关于铁路之命令，标志着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 1930年1月1日，1日苏联新任中东路正、副局长到哈尔滨就任，恢复机务、车务、电务、会计等处苏方处长及苏联工作人员职务。前中方副局长郭宗熙复职，代理正局长范其光仍任理事。4日中东铁路局命令，在中东路辞职的铁路员工一律复职。6日，苏方局长令总会计处补发去年7月10日以后去职的苏联职工薪金。11日，下令裁撤去年7月10日以后录用的中国职工280余人。8日哈尔滨—满洲里恢复通车，13日中东路由满洲里至海参崴间恢复通车，中东铁路实际恢复了中东路事件的状况。 1月10日被苏军俘虏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五旅旅长梁忠甲及所部官员自伯力回国，抵达满洲里。17日调回黑龙江省城整补。3月4日梁旅再次调驻满洲里，不过3月8日梁忠甲即病故，续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东北陆军第十五旅旅长兼任护路军哈满司令即是日后义勇军的名将苏炳文。 为表彰东北军为保卫国家进行的战斗，国名政府新设青天白日勋章，把第一号到六号勋章颁发给张学良、王树常 胡毓坤 于学忠、邹作华 、沈鸿烈六位将领。 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开支持苏联，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为此，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并明确认为，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1929年11月18日。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编辑本段]日本的反应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大将一方面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命令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由于中国军队的表现不佳。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狂妄的宣称，对付张学良，都用不到真剑，只要用竹刀挥舞一下，就能把他击退。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同时，日本方面对中国查封苏领馆，驱逐苏正、副局长“异常侧目”。日本驻长春第三十八联队部并第二大队日夜进行实弹演习，并准备以200万元的资金修建营房和陆军医院，同时准备再从本土调集一万人，待双方精疲力尽后趁机独霸东北。
[编辑本段]中东铁路的结局
1935年2月23日苏联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买卖中东路的协定，获日币14000万元，1945年8月14日，根据《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国长春铁路，由两面三刀国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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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落茨基评中东路事件
2008/05/29 20:46 [民国研究 ] 评中东路事件
------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与左翼反对派
列宁联盟向何处去？
兼谈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
译者前言
19世纪末，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等两个不平等条约，着手修建横贯东北的大型铁路，后称中东路。这条铁路成为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重要工具，也是列强控制、掠夺东北的一大手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一切在华原帝国主义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中东路归属问题进行谈判。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同年9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北当局签定了内容相仿的《奉俄协定》。
1927年，中外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建立了南京中央政府；
1929年4月，东北当局向中东路要求将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的正处长职务让与中国人担任，苏方表示同意。东北当局并不满足，
事件前后，由于担心英美帝国主义借机染指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政府的「收复国权」运动不予支持，反对东北军对苏采取强硬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正经历着一场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苏维埃国家的蜕变、工人民主逐步被窒息、布哈林-斯大林当权派集团在国内外推行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政策，引发了苏共和其它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反对派聚集了许多对苏联当权集团不满的原共产党员，他们对苏联蜕变的程度和广度普遍缺少政治和心理准备，处于极大的思想困惑与混乱之中。当苏共反对派于1927年底遭到失败后，国外反对派内部的旧社民派思想、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开始抬头，并以极左的口号为掩护。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国外左翼反对派运动内部就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中东路事件为这场辩论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辩论中，一部分人认为苏联的反革命政变已完成，苏联已成为或即将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对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布尔什维克党的作为和主张提出种种怀疑、否定；后来，这部分人陆续转向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辩论的另一方--托洛茨基及其战友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准则，他们再次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澄清了工人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内涵、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和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的一份主要辩论文章就是下面刊出的《评中东路事件》（原刊于《左翼反对派日志》1929年第5期）。
为什么我们从故纸堆里重新翻出和刊登这份文件呢？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部分对官僚篡权深恶痛绝的左翼人士和同情者重新把目光转向了托洛茨基；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中不少人事实上把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当作共运内的「自由异类」或「道德高尚的好人」来看待，实际上并未理解和接受托洛茨基同志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样的误读显然无益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开展与复兴，故而急需纠正。对（我们熟知的）中东路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有助于中国左派认识当年的左翼反对运动，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和传播老革命们当年保卫的社会主义原则。
文内提到的列宁同盟，是20年代后期以原德共汉堡党组织为基础成立的组织，一度追随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原德共汉堡市委书记）是该组织的领袖。文内提到的卢松、帕斯等人是法国左翼人士，一度追随共产国际和左翼反对派。
左翼反对派内部的流派
目前，国际共运存在三大基本流派：右翼投降派、中派官僚集团和左翼（马克思主义派）。但这样的类分法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它漏掉了极左派。极左派不仅存在而且一直有活动。也许，恰好是极左派最终将丑化左翼保卫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当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的时候，各国极左派还属于天真烂漫的革命进攻型；这样单纯狂放的「立即革命者」今天已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了。现存极左派以（1924-1925年间）灰色的马斯洛夫路线为典型；确实，连年失败的痛苦教训打击了每个人。可是，远非所有极左分子正确吸取了往昔的教训：某些人抛弃了政治偏见，保持着革命斗志；另一些人丧失了革命信念，但忠实于原有的偏见。不少极左派变成了怀疑主义者，乐于表现自己的「左倾激进」，只要这号激进表演与阶级现实和革命实践无关就成；每当需要处理具体事件时，极左派常倾向于机会主义。
如果说，改良主义是我们不可妥协的外部敌人，极左路线则是我们的内部病灶，妨碍着左翼反对派有效地与敌人斗争。所以，必须想尽办法摆脱它。
几个月来，我试图用内部通信的方式澄清「列宁同盟」领导层的政治立场，想了解他们到底如何理解共产主义路线的基本方面。但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巨大分歧已暴露无遗；看来，除了公开讨论并解决这些分歧，别无它法。再说，随着中东路事件的爆发，「列宁同盟」机关报编辑部已开始了这场辩论。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为此（中东路事件--译者注）也吵得不可开交；辩论的过程已暴露诸多严重分歧，有时带有水火不容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式思想流派，等等。
当然，局部变化还会持续发生。部分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将改正错误；另一些人相反，会越走越远，直到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其实，所有意义重大的分歧和辩论只有一条路可走--模糊的、尚未被表达清楚和通盘思考的立场被重大事件提到桌面上来经受全面考验，并最终作出明确结论。
凡事有弊也有利。散落各国的众多左翼反对派小组急需一场思想的撞击，因为停滞和抱残守缺精神在我们内部已随处可见；对重大政治分歧淋漓尽致的分析、争辩和得出清晰结论，可促使部分同志找到正确的位置，围绕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理论轴心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深刻理解。
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中东路事件使我们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观点，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与分化；刨根究底的话，可说这些观点与国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形式主义极左派的最彻底代表是卢松；考虑到卢松一贯的形式主义思考方式，（在本次事件中他占据）这样的立场再自然不过了。一句话，卢松同志是形式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地理、社会统计学和机器设备等领域，卢松比对阶级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要在行得多；他的文章通常包含丰富信息，但政治上却惊人地一窍不通。卢松喜欢畅想所谓「民族正义」，但对被压迫人民的具体解放斗争态度冷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沙皇政权修建中东路是为了进一步掠夺和侵占远东；他在地图上标出铁路线横贯满州大部的方位；他援引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由于大量中国农民移居满州，汉人已构成后者的人口主体。卢松的总结如下：满州有一条俄国铁路，与此同时，当地还有数条帝国主义拥有和管理的铁路；所有这些洋人把持的铁路在政治属性上有区别吗？没有或说几乎没有。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之间）关于中东路的条约是帝国主义条约；列宁（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会把铁路归还中国人，卢松进一步推论道。
照上述「卢氏定理」，衡量某地区是否受到帝国主义侵害的标准，全在当地人具有何种民族属性。「如果满州北部住的是俄罗斯人，那么沙俄与苏联的（满州）政策就合理合法，如果住的是中国人，上述政策除了抢掠和压迫，不可能有其它的特征」(Revolution Praletarienne, 1929 年8月1日)，卢松如正义法官般宣判道。
读着上述几行引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沙俄与工人国家的政策仅从民族属性的视角出发去衡量，并宣布它们之间毫无区别！「社会主义者」卢松认为沙俄在俄罗斯人居住地的政策合理合法(legitime)，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沙俄的西伯利亚政策与满州政策同样罪恶、同样具有掠夺和压迫特征；同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好也罢糟也罢，它在满州、西伯利亚或莫斯科并无两样。民族之外还有阶级，卢松同志！孤悬于阶级关系之外的「民族问题」只是幻象、谎言和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精神绞索而已。
卢松观察事物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光秃秃的公式化主义。要指出的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社民党报刊都在发挥「卢派」公式化逻辑，并得出雷同的结论。在奥托·鲍威尔的英明领导下，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完全重复了卢松的立场。这不奇怪，形式逻辑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一大救命工具：它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双胞胎，宣称任何冒犯或否定抽象「民主」的政治力量都是一条火线上的「战友」；抽象「民主」这个超阶级法宝则被改良主义派（实际上毫无改良行动）奉为衡量万物的最高标准。与此相仿，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卢松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而最滑稽之处在于，工团主义者卢松倒确实倾向于对「民主」原则的形式主义否定。真是一团思想乱麻！这种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在于形式主义者常常于否定某件事的整体之后，却对后者的个别部分赞不绝口。
无疑，民族自决是民族解放原则的一大因素，争取自决权（以及代议民主）的斗争，在各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里扮演着重大角色；哪个革命者不善于利用代议民主（包括议会制度）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不算好革命者。但从无产阶级立场来看，代议民主也好，民族自决权也好，都不带有超阶级性，都谈不上革命政治的最高衡量标准。对我们而言，「法西斯和共产党没区别」的社民派议论和江湖骗子的咒语没区别。同样，我们认为把1924年中苏铁路条约混同于帝国主义（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也大错特错。
请问卢松，1924年布尔什维克能把中东路交给谁呢？北洋政府？它鞭长莫及，中央身份名不副实；张作霖？红胡子出身的满州统治者、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国民革命运动的死敌。条约签定的第二年（1925年），中国革命运动便大大发展起来，并在1926年演变为讨伐北方军阀（包括张作霖）的战争。把铁路交给「张大帅」，等于和他联手镇压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等于给反动军队提供炮火来攻打革命阵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转交铁路给张作霖--译者），那便是对中国革命最无耻的叛卖。我们谈论和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由各阶级卷入和完成的现实革命，而非卢松（及其形式主义难兄难弟们）脑袋里的抽象「革命理念」。
在自己的「战斗檄文」中，卢松漏洞百出，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他认定
1924年苏张条约一面清除了所有原帝国主义特权条款，同时也并未损害张的集团利益[1]，因为张在满州有军队，而我们没有；但我们毕竟在家里有军队，所以张也不得不顾及苏维埃在满州的利益。在与苏俄的共存关系中，他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向我们「示好」；他曾提出让中东路无条件运送他的反动军队，我们则利用已有的条约百般抵制；他逮捕过我方的铁路局长，而后又让了几步。张作霖并不指望单靠自己的力量把铁路夺走，而出于各种原因，日本并未积极支持张的对苏行动，而采取了观望态度。所有这些都对（正从南向北发展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助力。
革命援助还是帝国主义干涉？
为了更明显地揭示卢松形式主义立场的苍白，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众所周知，为了巩固自己在某个落后国家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喜欢把当地某部落、某省份（的居民）甚至某阶级武装起来，去打击其它人；在向南美渗透时，美国常这么干。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国民革命军就受到苏联广泛援助，北伐阶段更是如此。对此，全世界的社民派都跟着资产阶级骂声不绝，说苏联武装干涉中国，说苏联政策等于沙俄帝国主义的延续，说我们的革命援助只是件好看外衣，诸如此类。请问卢松（还有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所有支持者）对类似评语怎样看呢？
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以理论、人力、金钱、武器来援助中国革命，是苏联最起码的义务。至于布哈林-斯大林集团对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援助带去的物质好处，这个单独话题以后会说到。孟什维克流亡分子没指责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际上奉行了孟什维克路线，而惊呼它干涉中国事务和援助中国革命本身就有罪，就「帝国主义」了！再请问卢松同志，苏联政府的对华干涉到底算罪行还是大功一件？说到「大功」我倒不太认同，无论从俄国抑或中国革命的利益来看，彼此援助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基本的义务。我想问：苏联政府是否该左手帮助南方革命军，右手把中东路交给（正与革命军作战的）北方军阀？
不管卢松怎样看，我们的立场如下：
既然苏联政府没法让铁路从满州「飞」到广东去，直接为北伐服务，它（苏联政府）就必须把铁路紧抓在手里，防止后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对抗革命的工具。这便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责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争取（真实生活中的）民族自决权的具体斗争的态度。
与此同时，苏维埃的中东路政策必须使中国人民（至少是较先进的部分）清楚了解到我们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支持立场。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已援引过1926年4月联共中央通过的部分决议（作者是我），这些决议明白宣布中东路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更具体地讲，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工具。当然，国际帝国主义有可能--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我们手里夺走它。换句话说，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后果，苏维埃可能被迫把铁路让给帝国主义，就像1918年我们被迫签定布雷斯特和约一样。但只要还有力量和可能性，我们将继续把中东路保留在自己手中，并准备把它交给革命胜利后的中国。
要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已在当地开办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和政治教育，即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移交而进行准备，因而也引起中国反动势力的疯狂攻击。据美联社报道，现任中国外交部长声称「中国唯一的道路，在于联合起来对抗赤色帝国主义，否则我们会在共产主义重压下亡国灭种」。就这样，中国当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帝斗争」，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主义」）。难道这些自供状还不够清楚、不够坦白、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吗？！
卢松试图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同情苏俄的对华扩张政策；实际上，他只证明了前者对后者的态度在某些场合带有内在的矛盾性。由于帝国主义的一块主要基石是「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因此它们不得不口头承认苏维埃的产业同样不可侵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双边贸易也建筑在这一原则上。假设明天爆发新的反苏战争，所谓产权问题会变得无足轻重，资产阶级将从--并只从--如何击退「红色帝国主义威胁」（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着手投入斗争。
还要提醒大家一句：旅华白俄分子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据8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的政治圈子担心，在华白俄可能故意挑起某些本不会发生的事件（比如边境冲突）」。在卢松眼里，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反映，蒋介石努力推动民主进步，莫斯科当局实施着帝国主义暴力；可为什么白俄要站在中国人一边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呢？难道这一事实还不够清楚地说明卢松同志所处的理论困境么？真的，与捧着地理学和人种学不放的卢松同志相比，那些在中苏边境杀害红军战士的流亡白匪更懂政治。白军悍匪知道看事情要看本质（而非次要特征），即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殊死斗争。
布尔什维主义与和平主义
在以抽象「民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后，极左派不得不从革命立场转向纯粹的和平主义。卢松反复强调「当红军攻占西伯利亚铁路线之后，他们遵照列宁的教导，在中苏边境上细心和考虑周到(soigneusement)地停留下来，没有采取任何重新攻占中东路的举动」(Revolution Praletarienne，228页)。
这就是卢松眼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责任--无条件承认民族国家的边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卢松眼里的列宁主义反帝政策！简直不好意思去阅读类似的「一国革命论」。红军停留在中苏边境上，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跨过边境只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农的利益，如果当时红军有能力保持攻势，它理应这样做；拒绝攻击帝国主义不是什么「遵循列宁的教导」，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可耻背叛。卢松及其同道的不幸在于，他们把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偷换成了以尊重民族国家为绝对前提的和平主义立场，这与列宁路线毫无关系。
红军曾开进孟什维克掌权的独立国家格鲁吉亚，帮助当地工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此第二国际至今不肯宽恕我们。格鲁吉亚的主要人口为格鲁吉亚人，红军则多半由俄罗斯士兵组成，在这场冲突中，请问卢松站在哪一边？
再看1920年夏天红军发动的华沙远征。卢松可能听说过，我当时反对远征，因为担心波兰工农来不及发动起来（战争的进度通常快于革命的速度），而使得我方过于孤军深入；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远征华沙是个错误，但它仅限于技术性错误，实践中难免的错误，而绝非原则错误。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我们当时的最大责任就是武装支持波兰革命（如同其它任何革命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西欧资产阶级政府首先使用了红色帝国主义一词，后来它的使用者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再后来，类似指控悄悄地成了极左派的专利。
为了否定革命「干涉」的正确性，卢松搬出古老而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工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工人自己的事」。我想问他，这条原则是否只适用于一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斗争？一国工人阶级是否该支持他国工人的罢工？是否有权利向起义者援助武器？如果他们希望向起义者派遣援军（假设这些工人有军队）呢？如果他们想派遣军队去引发一场起义呢？在罢工实践中，罢工者常以纠察队阻止其它工人上班来维持罢工，这与武装干涉有多大原则区别？
为何卢松不肯推论到底？
卢松一面占据了抽象的民族-民主立场，一面却又不肯推论到底。假设他的论断正确（即中国政府正为本国的民族解放而与苏维埃帝国主义斗争），那么革命者的责任不在于对斯大林进行道德说教，而是积极地援助蒋介石。很清楚，从卢松的立场只能得出如下推论：帮助中国政府（包括以武力支持它）从沙俄衣钵的继承者手中夺回民族自主权。卢松举出（这次他没说错）苏联政府援助基马尔政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例子，并提出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政权：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即使对蒋政权那样的工农刽子手也要予以帮助；就事论事地讲，这个原则没有错。不知为什么，卢松忽然犹豫起来，不肯再讲下去。他似乎感到上述立场最后会推导出一个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行动起来，帮助中国政府打跑苏维埃干涉者！
为何卢松犹豫不决？因为最后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结论使我们的极左形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狗腿子打成一片了，使他们变成了白俄（正在武力支持中国政府的「解放斗争」）的政治辩护人。极左派的犹豫说明他们还有点政治嗅觉，但却颠覆了自身立场的全部逻辑[2]！
是否可以存在社会主义「租界」？
当辩论到达这一步后，乌尔邦斯和他在「列宁同盟」里的几个亲密战友也开始发言了。与多数情况下一样，在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又想占据「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在同盟机关报上，他们先后刊登了极左派（科尔什、卢松、帕斯）、马克思主义派（兰道和我）的发言，还有一篇比利时同志的（立场错误的）文章；然后刊登了编辑部的调和文章，66,2/3% 赞成科尔什和卢松，33,1/3%赞成俄国左翼反对派，美其名曰「我们也非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 在主要附和卢松的同时，乌尔邦斯同志[3]试图往后者的地理学和人种学里掺入一点阶级观念，但卢松和马克思的互补所得结果却极其可悲。
「Die Fahne des Kommunismus」（列宁同盟的理论刊物）认为「今日的中东路仍属外国在华租界，如果从中方（？）角度看，中东路与其它帝国主义租界只有程度(graduell) (?!)的差异」（「关于俄中冲突」N 31, 245页），这是纯粹的卢松式论点。乌尔邦斯教导德国革命者从「中方的角度」，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认为工人国家根本不该在它国拥有企业的观点，纯属扯淡。乌尔邦斯和卢松一样，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工人国家在落后国家开办企业的做法，不仅和经济有关，也同革命战略有关。如果这方面苏俄几乎没啥进展，那是技术落后的缘故，而非政治原则不许可。高度工业化的工人国家（比如英、法、德），将在落后国家（比如本国的原殖民地）大张旗鼓地修建铁路、工厂和农场；从各个角度说，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与工人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当然，他们不能用强迫或「送大礼」的方式来从事海外经济渗透，而应与原殖民地进行适当的产品交换。这类社会主义（海外）企业的工作特点、领导方式和劳动条件的配置，应从提高所在落后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总前提出发；以较先进和富有的工人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来进行互惠交换。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剥削、不是压迫；相反，是对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摒弃上述做法的其它改造道路是不存在的。
当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它无权把殖民地（比如印度）的产业赠送给当地资产阶级。这种政策愚蠢透顶，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勾结的封建主的实力，扩大统治阶级对印度工农的力量优势，推迟当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正确的政策应该是这样的：（未来的）英国工人国家宣布给原殖民地充分自由，废除原有的全部殖民主义特权；与此同时牢牢控制在印产业，使后者不仅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成为印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也会巩固英国的工人政权，而政策的具体实施一定要在与印度工人阶级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并向农民提供看得见的好处。
现在我们试试像乌尔邦斯那样，从「印方角度」看问题。我们看到，对印度资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租界」远比资本主义租界糟糕得多，因为前者大大折损了印度资本家的红利收成；对印度工农来说，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租界」构成了一个个强大的革命政治和经济基地，换言之是某种社会主义飞地，在基地内部工农可以聚集队伍为革命做准备。当然，印度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它会立即得到所有「红租界」。印度工人政权和英国工人政权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建筑在对原资产阶级产业的惦念和讨价还价上，而是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和工人阶级互助精神上面。
说一千道一万，不存在抽象的「中方」或「印方」。存在蒋介石，存在中国工农及其先锋队，存在无数的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当乌尔邦斯试图「从中方角度」观察事物时，他其实戴上了中国小资产者的政治眼镜，后者的阶级特征是每遇大事便慌神，不知采纳谁家观点，和向哪儿靠拢。
对中国和俄国革命的政治评价存在哪些原则性错误
乌尔邦斯不满足于简单重复卢松的观点，而是深入发展了「卢松主义」。如果把「Fahne des Kommunismus」的编辑部文章中所有摸棱两可、欲言又止和预先留下的理论「后门」都去掉，它的根本立场呈现出下面这副摸样：既然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胜利，而俄国的热月反革命也已（或即将或不可避免）胜利，那么……（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和沉默）。那么怎样？到底怎样？！编辑部避而不答。这倒不奇怪，折中主义哲学的存在，正为了回避重大问题的直接答案。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文以后的陈述，我先在这里做四点解释：
1. 乌尔邦斯同志错误理解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前它所处的阶段，因此，他对「热月」的政治理解也是错误的。
2. 乌尔邦斯同志错误理解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以及它目前的状态。
3. 从自己虚假的苏俄社会性质判断中，乌尔邦斯正在做出错误和极其危险的政治结论。
4. 乌尔邦斯（以及卢松和其它极左派）不肯把政治结论推演到底，只证明了自己缺少政治一贯性，但绝未减低这些结论的危险性。
接下来，我将引用一大段「Fahne des Kommunismus」的引文，来证明上述论断。在前文所指的编辑部文章中，列宁同盟领导层试图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出现了「带有革命特征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帝国主义公开交锋；这一运动也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场革命在资产阶级阶段停顿（！）下来，使得蒋介石军政府上台，镇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触犯了私有产权制度的农民起义；总的说来，这场革命使中国资产阶级接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目标，比如国家统一…… 对正处于统一进程的中国来说，帝国主义租界好似人体上的毒刺…… 中国人正努力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谈判方式清除租界；由于中国人认为苏俄是比较软弱的对手，便采纳军事进攻的方式（解决租界问题）。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军政府来说，以下事实具有决定意义：俄国租界在阶级角度上比那些‘反目的资本主义兄弟’的租界更危险。每个人都能猜到这场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早晚会来，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中国，中俄利益的和平共存是不现实的。只有在中国革命（即使它仅以工农革命为发展顶峰）胜利后，类似的合作才有可能」(N 31, 245页) 。
说真的，我不记得何时见过短短一二十行字能浓缩如此「壮观」的政治思维混乱，起码不经常遇到。要理清每行字里的乱麻至少得写一页，所以我尽量长话短说，把次要问题搁置起来。
引文的上半部分认为帝国主义租界（包括中东路），是中国民族独立需要清除的毒刺，此处把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混同起来了。接着引文又承认「与此同时」俄国租界在阶级角度上（对蒋政权）更（？）具危险性，这一事实带有「决定性」（！）意义。最后，我们看到上述观点（明显互相排斥）的笨拙综合。「中俄利益完全无法妥协共存」？这句话里作者想说什么？只看引文上半部，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与中国的统一追求无法妥协」；只看引文下半部，可理解为「俄罗斯工人政权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妥协」。乌尔邦斯选择上述两种相反解释的哪个呢？他根本不选，而是把两个答案「综合」起来。怎么综合呢？说一声“与此同时” (dabei)就行；5个字母，便完事大吉。
乌尔邦斯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中国的不妥协对立无可避免。很好。如此说来，冲突的根本并不在于中东路和1924年中苏条约？说得再清楚一点：今日中苏之间暴露的不妥协矛盾，恰好反映出中国内部阶级矛盾的不妥协性。假设乌尔邦斯能进一步指出依靠武力生存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痛恨苏维埃共和国，无非因为苏俄的存在是中国民众革命骚动的一个主要（力量）源泉，他就把事情基本说清了；而我仅能补充一点：中国资本家对「苏维埃帝国主义」的恐惧实际上是对工农斗争的恐惧。可惜，乌尔邦斯暂时看不透这一点。
与社会民主党一样，乌尔邦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真实情况恰好相反，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并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这是两码事！乌尔邦斯断言镇压工农只构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细节」，无碍大局；他甚至宣布民族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国民党--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工人的阶级利益。这既是斯大林的观点，也是社民派立场。
作为独立阶段，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在1911年尽最大可能地表现过自己了；而它的表现告诉世人：多少彻底些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完全没戏；国家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民主改良（土改问题！）统统无法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真正实现。第二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1925-1927年间）用自己的全部过程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早就一清二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全面解决，这一专政将依靠工农联盟来对付国内资产阶级与外部帝国主义的联盟。也就是说，革命不可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会演变成「不间断的革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并与后者共存亡。这就是为何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在布哈林-斯大林集团的协助下）摧毁了中国群众运动之后，并未实现民主改良，而是拼凑了一个军事法西斯政权。
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再回到那段列宁同盟机关报的引文上来。它的上半部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胜利，下半部则说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才可能落实中俄合作。怎么回事？革命不是胜利了吗？它不正忙于从自己身上拔除帝国主义毒刺吗？乌尔邦斯说的是哪门子革命呢？无产阶级革命？看来不是。「即使它仅以工农革命为发展顶峰」这句话漏了底：它的性质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哪种革命呢？难道乌尔邦斯（如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一样）预见到中国存在某种特别的「非资非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要知道，正是 「非资非无」的斗争哲学使布哈林和斯大林跑去拥抱国民党的。正是这一立场使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摔了跟头。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随后是拉狄克和斯密尔卡）认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对垒的缝隙里，中国有实现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可能性。而乌尔邦斯呢，在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两大历史经验范本问世后，仍在这个将决定东方命运的问题上执迷不悟地附和着拉狄克。难怪他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忙于刊登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肤浅庸俗到极点的文章[4]！
现在我们遇到的，不是对1905年列宁关于不断革命的某些文章段落进行歪曲的小把戏，那些把戏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已玩得够多；我们在讨论对东方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它的解决将影响整整一代人。必须清楚地回答：到底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非资非无」的工农民主专政，如果存在，它与国民党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大类型政权有何区别？与此相关联的下一个问题是：农民阶层是否有能力在革命期间推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既独立于资产阶级，也独立于无产阶级？对上述问题，已从俄国和中国两场最新革命汲取丰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农民阶层要么在自己的上层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领导下追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这是俄国社会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模式）；要么在贫农和农村无产或半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追随工业无产阶级（布尔什维主义模式），10月革命（即不断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斯大林拧断了中国革命和中共的脖子；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普列奥布拉任茨基在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转晕了头，最终可耻地（向当权派）投了降。对东方国家来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衡量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分水岭。
1917年，斯大林、加米涅夫、李科夫等人用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决议的某些语录批评列宁；现在轮到马丁诺夫[5]一伙这么做了。但类似的假面舞会只能骗骗外行和呆子。共产国际一面在中国落实马丁诺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路线，一面疯狂地批判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东方（革命）的主要问题，也是西方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乌尔邦斯同志对此有何看法呢？他没有看法。他要么用只言片语来应付，要么更糟，借用拉狄克的看法来救急。
热月还是热月的「党内预演」？
乌尔邦斯同志对中国革命理解不深，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呢？看来更糟。我指的首先是热月反革命政变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热月的政治公式，当然是个有保留的公式，一切历史类比都是有保留的类比。
当我第一次使用热月这个词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斯大林集团的时候，就强调过它的有保留性。不管怎样，这个说法相当合理，虽然阶级和时代背景已大有不同。热月指的是反革命蜕变和政变的第一阶段，即政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与此同时，尽管权力的转移--如有必要--伴随着内战，但表面上却伪装成革命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法国革命时期，热月政变前夕已出现政治反动的浪潮，尽管政权尚保持在城市贫民手中；热月完成了这一反动进程，最终使城市贫民丧失了权力。即是说，热月并非等同于整个反动时期--革命阵地的逐渐散失、削弱和堕落，而是较为精确的质变界定：它告诉我们政权已落入另一阶级手中，从这一时刻起，革命阶级想夺回失去的权力就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为此需要新的革命形势，而它的到来取决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6]。
早在1923年，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就提出了革命正进入新阶段的看法，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革命理论和政治的倒退、蜕化与堕落，最终可能发展为新的热月。假设1923年底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话（当时完全可能），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在不引发内部震荡的前提下得以净化和巩固。但1923年德国革命形势以工人运动史上最可怕的政治大投降告终了；它的失败，反过来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的反动趋势--开始讨伐「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主义」，「一国社会主义论」也出笼了。当时德共内的极左派对这一重大转折毫无感知，他们一面支持俄共内部的反动势力，一面不顾德国革命已遭受阶段性失败的基本事实，继续坚持形式主义的革命进攻政策。
和俄共的中派分子（指斯大林集团--译者注）一样，德共内的极左派（马斯洛夫、菲舍尔、乌尔邦斯）拿「反托派斗争」来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打掩护；在他们眼中，我们（左翼反对派）关于在德国继续推行进攻性政策等于自我削弱的「托派观点」成了「取消主义」，因为对极左派来说德国革命高潮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尚未到来。换言之，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善于分辨不同阶段和准确判断具体形势的能力大加批判和嘲笑。顺便说一下：乌尔邦斯如能对那段反托派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总结，会很有益；正是那场斗争混乱了德国工人的头脑，为今天那帮毫无理想可言的官僚、冒险家和投机分子在德共内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4 -- 1925 年间的极左路线更加严重地削弱了欧洲无产阶级，加快了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反动堕落。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流放、逮捕，这些事件构成了反动时期的重要路标，意味着党正不断被削弱，也说明苏联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正被不断削弱。但这还不等于说政权已从无产阶级的手中被夺走，已属于另一个阶级。
苏联工人阶级未能阻止当权集团对左翼反对派的迫害，这个事实很让人担心和警惕。不过，斯大林也不得不从我们纲领的所有领域剽窃部分内容，向右翼开火，使党内权力之争变成一场持续性的剧烈左倾运动。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还在，而官僚层不管如何嚣张，总还在社会意义上依赖于无产阶级。俄国左翼反对派必须重视这一基本事实，依据它来制定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即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
左翼反对派遭正式取缔前夕，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和写过：左翼失败后党内右翼将和官僚中派算总账。那些支持斯大林打击我们的右翼分子，将从左翼的失败中获取双倍好处。用我们的话说（说了不止一次）：「热月尾巴会敲到中派的头上」。这一打击已发生过并将继续发生；我指的不限于布哈林他们，而是俄国社会强大的潜在反革命力量，党内右翼只是这股力量苍白的影子罢了。
尽管左翼被取缔、无产阶级受到削弱，但反对派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压力仍强大到足以迫使中派官僚层（在经济政策上）持续左转。正是这个「左转」为反对派近来的投降风气创造了前提。投降分子里什么人都有，但主要角色的面目比较单一：他们大都一直以为革命的蜕化过程将呈直线式发展，并倾向于把每个蜕化阶段都宣布为热月的完成阶段。我们被开除出党的前夕，萨法洛夫（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先在柏林后在莫斯科惊叫「离反革命政变就剩5分钟了！就剩5分钟了！」。5分钟过后，萨法洛夫便向当权派投降；拉狄克比萨法洛夫还性急，当权派把我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后，拉狄克便想宣布热月政变已发生，而我告诉他，这只算热月的「党内预演」（甚至连总预演都未必够格）罢了，而非热月（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革命夺权行动）本身。1926年，斯密尔卡认为随着布哈林-斯大林路线（鼓励富农的农村政策，英俄委员会、援助国民党）的进一步推进，党只会越来越右倾，十月革命的国内力量已消失殆尽，力挽狂澜的救星只能来自国外，而最近几年内他又看不出谁能扮演救星的角色。就此斯密尔卡曾写过一份提纲，从提纲可以看出，中派和右派分裂的可能性，中派在国内压力下被迫左转的可能性从未被他考虑过。在热月和「建立第二党」问题上，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曾是反对派的极左翼；结果呢，事件的最新发展让他们不知所措，结果轻率地投降了。
事态的随后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的判断一直是对的，而且不仅在对待那些反复无常的政治小人（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皮达科夫）方面如此，而且在对待那些极左「朋友们」的立场也是对的。这伙极左糊涂虫倾向于把前奏当成正剧，以为党和国家内部仍在不断发生和变化的政治进程已经结束，而热月则是既成事实。
乌尔邦斯同志在热月问题上的错误
要指明的是，乌尔邦斯一系列错误结论的根源，在于他认为热月已是既成事实，却不肯由此作出所有不可缺少的结论。但即便那少得可怜的几条结论，如果最终在组织内深入人心的话，足以毁掉列宁同盟。
我被驱逐出苏联后，「Fahne des Kommunismus」刊登的相关评论文章认为「从此不能认为斯大林的统治（集团）还代表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开展反对它（斯大林集团）的斗争」（1929年2月1日）；此外，文章把驱逐托洛茨基与罗伯斯庇尔等人死于断头台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文章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热月政变已结束。如果这是一时的愤激之言，本不值得为它耗费精力；政治斗争从来不乏夸张和现场估量难以避免的错误和偏差等等。（考察一个组织）要看它的总路线，而非一时一地的个别错误；不幸地是，列宁同盟的领导者试图把一时的错误演化为总路线。围绕我被驱逐后的俄国形势问题，2月11日列宁同盟公布了相关决议，决议直截了当地宣布「这是热月」(Das ist der Termidor)；接下来，决议说「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有必要为争取全部自由权利而与斯大林集团进行斗争，以便在与即将到来的公开反革命颠覆进行搏斗时处于有利地位」。2月13日列宁同盟机关报的社论文章宣布「驱逐托洛茨基的事件，为1917年革命（开创的时代）划了句号」。毫不奇怪，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乌尔邦斯越往后越经常被迫承认他「远非百分之百地」赞同俄国左翼反对派，因为后者「走得不够远」。乌尔邦斯确乎越走越远……可惜方向彻底弄反了。
我们把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堕落现象与热月相比较，首先是强调他们之间相仿的阶级内涵，而乌尔邦斯和拉狄克却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简单地形式化甚至个人化了。拉狄克说「把反对派代表赶出中央委员会，等于把罗伯斯庇尔们赶出革命政府」，而上断头台还是流放阿拉木图，纯属技术问题。乌尔邦斯说：左翼反对派的取缔和驱逐托洛茨基与罗伯斯庇尔一派被送上断头台的意义一样。在上述对比中，宏大的历史近似被轻率和廉价的对一人一事的评价冒名顶替了。
与18世纪的法国革命相比，20世纪的俄国革命无可比拟地深刻和广泛得多；我们所依靠的革命阶级，比（18世纪的）法国城市贫民数量更多、性质更单一、更紧密、更坚决果敢；在所有方面，10月革命的政治领导都远比法国革命领导群体更有经验和远见；最后，布尔什维主义专政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远比雅科宾党人带来的社会变化要深刻。
法国革命后期，城市贫民最终失去了权力；然而，尽管热月前夕贫民的力量已被削弱（雅科宾党人的官僚化和革命阵营内部阶级矛盾的增长），剥夺权力的过程仍伴随了一场流血内战（热月就是内战）。20世纪的今天，谁会相信资产阶级有能力用和平、不为察觉的官僚上层手法从俄国无产阶级手中夺走政权？
原沙俄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至今掌握在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土地收归国有；原剥削阶级成员仍不准参加苏维埃和红军；对外贸易垄断使苏联能免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干涉，所有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除此之外，反对派的压力迫使中派向热月阶级异己势力及其在党内的政治倾向施加了一系列打击（但既不致命也非决定性的），对所有这一切不能视而不见。盲人骑瞎马的政策一定是糟糕的政策。
斯大林集团的左倾不等于热月反革命危险即将过去，正如反对派的流放也难以判断为十月革命时代即将死亡一样。斗争在继续，各个阶级还未把力量投入到总决战中去。中派就是中派，而布尔什维克应坚守自己的原则；投降分子应受到鄙视，而极左糊涂虫们有责任理顺思路[7]。
上述理论立场可说无懈可击。假如乌尔邦斯同志转载上述真知灼见而非科尔什派或半科尔什派极左文章，才算明智的做法。
不是抽象的中派立场，而是现阶段的具体中派立场
我们看到，列宁同盟试图从另一端掏空我方理论立场的基础：「尽管中派主义属于工人阶级内部流派，但它和另一流派--改良主义--一样（虽有程度差异）为阶级敌人服务，尽管服务方式不同」 (N 31, 246页)。
从表面上看，上述批评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它把马克思主义真理演化为抽象因而是虚假的公式。仅承认中派主义或改良主义「总的来说」属于工人阶级的内部流派，还远远不够；需要对具体时代的具体中派主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工人阶级中正执行哪些功能进行分析。真理总是具体的。
乌尔邦斯同志告诉我们，俄国执政当局走中派主义路线，英国执政当局走改良主义路线，它们都属于工人阶级内部流派，只有程度 (graduel)的不同；双方用不同的方式服务于资产阶级。很好，这些话我们记下了。那么，假设英俄战争爆发，我们该采取何种对策呢？俄国共产主义者是否该和英国同志一样，采取失败主义立场？或者相反，两地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充当程度不同的护国主义者？要知道，失败主义或护国主义立场牵扯到大是大非的阶级路线问题，它不可能受二三流因素（比如英俄当局阶级性质的程度区别）的左右。话说到这儿，乌尔邦斯同志可能也醒过味儿来了：英国的工厂、铁路和土地属于剥削阶级，英国拥有众多海外殖民地及其奴隶制度！也就是说，英国改良主义在保卫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保卫的不太成功，有些笨手笨脚和晕头转向，资产阶级不很信任他们，带点鄙视，始终在监视和不断冲着改良主义当局大声吆喝，随时可能把后者一脚踹开--但无论如何，英国改良主义当局正在保护资本的国内和国际利益。类似结论也适用于德国社民党。
苏联中派主义当局在保卫什么？它在保护那个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剥夺中产生的社会制度，保护效果很差，极不在行，并诱发了工人阶级的失望和怀疑情绪（可惜苏俄工人还不具备英国资产阶级那样的统治经验）；中派主义当局的内外政策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客观上在帮反革命势力的忙；但由于客观原因，斯大林制度主要带有无产阶级特征而非帝国主义特征。存在着两种阶级体制的根本差异（而非乌尔邦斯同志所说的「程度差异」），这两种体制各自代表着历史进程的两个相反方向。任何共产主义者如果没弄懂这个基本差异，他就不再对革命有益。
「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制度」
乌尔邦斯同志继续向我们发问：「你曾把斯大林制度称为‘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体制’，又作何解释？」。1917年的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后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所能找到的唯一现实的统治方式。它动摇、脆弱、不可靠，但毕竟属于资产阶级。为了使政权最终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即十月革命）。
所谓「斯大林制度是‘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体制’」，指它体现着反革命政变前的最后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方式；这一现实专政已被工人的消极、内外矛盾和领导层的错误所削弱，但毕竟仍属于无产阶级。斯大林制度后上台的要么是布尔什维克，要么是反革命政变集团。还说得不够明了么？
当初，斯大林集团对我这句话如获至宝，硬说托洛茨基想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苏维埃，就像当年我们发动了推翻克伦斯基的起义一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正因为斯大林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统治形式，有必要发动起义的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
一句话，无产阶级仍有可能--由于反革命夺权政变尚未发生--以深刻的内部改良方式实现自己在党、苏维埃和工会内部复兴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
需要承认，在热月问题上「Fahne des Kommunismus」没有把话说死，但这并未使它的立场变得更正确些。苏俄是资产阶级国家吗？「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道：不是；苏俄还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吗？「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道：不存在。那么苏俄政府到底体现着谁的专政呢？莫非它是「无阶级国家」的「超阶级政府」？ 「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说：苏俄政府「乍一看像几个阶级之间的政治中间商，其实代表着经济实力最强阶级的利益」(N 32, 246页)。尽管作者没有直说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是谁，但整篇文章再明白不过地暗示我们：它是资产阶级。照此说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明明就是资产阶级政府，作者却不肯直说，而以貌似中立的叙述方式取代结论。其实，假中立非但不会为文章加分，反倒说明作者缺少理论直率的态度。当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政府。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所谓热月政变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如果政变已完成，那么今日的苏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那么，资产阶级是否真成了苏维埃国家里「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呢？当然没有，类似说法只能叫胡编乱造。「Fahne des Kommunismus」大概自己也没料到，它的判断其实击中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十月革命。如果苏俄的资产阶级力量今天已比无产阶级强大，如果两方力量对比正以「一日千里」(mit Riesenschritten)的速度向资产阶级倾斜，那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它得以苟延残喘到今日）还有何意义？幸运的是，所有关于苏联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霸主的「意念」只是虚幻的想象而已。
乌尔邦斯同志回答我们说，他指的不仅是苏联国内的残存资产阶级，还包括国际资产阶级。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无可争辩，国际资产阶级目前比苏联强大得多。正因如此，一国社会主义论才暴露了自己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乌托邦本质。我们与极左派的区别在于我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生产角色和政治角色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最重大因素，两大阶级的斗争带有世界范围，它的结局也决定着十月革命的历史命运。极左派莫非认定世界革命已毫无希望？请痛快说出自己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取决于我们；就拿极左派来说，只要它或直接或隐晦地宣称今日苏俄已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完全或几乎完全拒绝支持后者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就等于帮资产阶级的忙。
对苏俄政府阶级性质的列宁主义分析告诉我们，它既非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超阶级政府，而处于双重政权的状态。对这一状态，俄国左翼反对派早就进行了深入分析。
斯大林中派集团帮了国内资产阶级很大忙，使后者得以建立非正式的权力中心和施加政治影响的隐秘渠道；但任何重大阶级斗争都围绕生产资料进行，谁敢说资产阶级在这场争夺中已占上风，要么心智失常，要么从未有过正常人的智力。我觉得，极左派在把革命的社会-经济内涵「抽象化」，只注意研究外壳，却对主要的果实见如未见。当然，在「苏维埃果」的生长过程中，如果外壳有损（事实如此），那么内核也有烂掉的危险。左翼反对派的所有活动都围绕这一思想进行。但承认「烂掉」的危险与根本无视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内核的存在，这两种立场有着天壤之别。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的主要生产工具，至今仍在工人国家的手中，请勿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老毛病，极左派！
假设反革命政变已经结束，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反革命政变已结束，如果国内资产阶级已是「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那就说明俄国经济发展完全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转轨到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去了，而我们也要勇敢地作出相应的战术结论。如果国民经济在整体上已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各种对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法律限制便成了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幻想的产物，毫无意义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讲实话并只讲实话，我们不会否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上述反动的人为限制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彻底消失，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充分发展扫清道路。
外贸垄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何意义？只有消极作用，因为它妨碍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入，它会妨碍资本主义俄国与世界经济的整合过程。马克思主义有责任承认取消外贸垄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计划经济就整体说来也是如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轨道上它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
在实际斗争中，俄国左翼反对派一直要求更加系统化地限制资本主义个人致富；要求保存和巩固外贸垄断和全方位发展计划经济。然而，只有在与它同时反对党和其它工人组织蜕化变质的斗争联系起来，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才有意义。需要承认，一旦反革命政变最终完成，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即丧失了政治意义。乌尔邦斯同志对所有这些避口不谈，看来根本没弄清上述立场和要求的相互关联性与不可分割性，所以一味重复「我们远非百分之百地赞同俄国反对派」来给自己和别人定神。可惜，这定神药也吃不了多久了！
工人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
话说回来，乌尔邦斯及其战友们毕竟吞吞吐吐地作出了某些结论，比如--正如我们上面引述过的--他们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夺回「全部自由权利」。要命的是，他们犯了老毛病，硬咽回去半截话，拒不澄清到底哪些自由而且仅仅含糊地提一句便匆匆略过，为什么呢？
在与斯大林路线（既承受着阶级异己力量的压力，又是前者不自觉的助手[8]）斗争的过程中，俄国左翼反对派要求恢复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无产阶级民主。它无情地揭露了当权派对民主概念所做的丑恶歪曲，抨击后者以所谓「自我批评」偷换工人民主的概念，腐蚀与瓦解着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觉悟的思想基础。但对我们来说，只有首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存在，争取党内民主才有意义。如果执政党捍卫的是敌对阶级的利益（原文：落实的是敌对阶级的权力），还去要求什么党内民主，不太傻了么？如果形势真恶化到那个地步，我们就不会再要求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阶级民主，而会为国内的「一般」民主（即资产阶级代议民主）而斗争，来对抗执政党的独裁统治。海外流亡孟什维克多次批评我们左翼反对派「走得不够远」，至今不肯为「国内民主化进程」而斗争；必须指出，我们与孟什维克的相互关系是阶级敌人的关系（原文：处于街垒的不同方向），现在--由于反革命政变的现实危险性--更加如此。我们之所以为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正为了使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免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侵蚀。
乌尔邦斯及其战友们提醒我们「俄国反对派不正嚷嚷要引进代议民主中的秘密投票原则么？」，我们的回答如下：就目前来讲，秘密投票的原则有可能帮助较先进的苏联工人加强在党内和工会内的活动可能性，并利用这两大资源巩固自己在苏维埃里的阶级阵地。反对派上述要求与我们完全留在无产阶级专政阵营内部的立场互为表里。混淆阶级民主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会犯致命错误，乌尔邦斯同志！
乌尔邦斯一面含混地谈论「自由」的整体概念，一面具体地要求「结社自由」[9]。极左派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结社自由」。无疑，在目前的左转政策下，斯大林集团比以往更加严密地控制和压制着工会；无疑，工会有权利保护工人利益去反对日益蜕化的专政体制，对此反对派已用言论和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但需要明明白白地讲清楚；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不等于要求一般的政治自由来对抗阶级异己的国家机器，而是使苏联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内--能够有实际的机会去纠正自己国家的错误。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结社自由」首先意味着大工业家和农业地产商们有可能以强大政治联盟向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施加压力，他们也的确一直如此行事。对无产阶级来说，结社自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我们最清楚这种自由是怎么回事！），这一社会的经济表现为资本主义无序，而政治生活表现为「全民民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没有社会关系的条理化，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能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工资的调节以及工人与生产的关系，在这类问题上工会应扮演的角色，上面已说过了。这一角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会完全不同，后者（和确保后者存在的结社自由原则）的存在和活动不仅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无序性，而且本身就是那个无序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想1926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造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自那以后资方与改良派工会徒劳的和解努力，就很清楚了。
乌尔邦斯提出的「结社自由」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赋予它的概念，这一点很清楚。乌尔邦斯认为苏联、中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落实这一自由，假如反革命政变在苏联已大功告成，这一要求自然完全正确；但该假设成立的话，乌尔邦斯的提议又显得不足：与会议、出版和其它政治自由割裂开来的结社自由没有现实意义，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不会这么无知。列宁同盟的2月会议已提到过（在苏联争取）上述一揽子自由权利的必要性，而这些「一般政治自由」又仰赖于资产阶级民主--说到底，需要复活资本主义制度。看来，列宁同盟着实需要把逻辑推演到底，并在辩论中首尾相顾。
在马克思主义批评面前，乌尔邦斯一边溃退一边顽抗
当我提出「与斯大林集团的斗争不妨碍我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意见后，在关于中东路的上半部文章中，「Fahne des Kommunismus」告诫道「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集团的内外政策是不行的」，并要求我「彻底思考清楚」(N 31, 246页)。当然，我怀着浓厚兴趣等待列宁同盟如何从（我们已看到的）密密麻麻的理论矛盾里得出清晰的战术结论来。
这个当口上，乌尔邦斯及其战友大概拿到了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或许，这对他们起到了清醒剂的作用。鲍威尔起草的决议与卢松和帕斯的文章简直如出一辙。不久前刊出的中东路评论下半部里，「Fahne des Kommunismus」终于承认有必要在冲突中支持苏方！掌声鼓励！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得出这一结论以后，「Fahne des Kommunismus」没有批评卢松、帕斯和科尔什派，没有要求极左派反省，却把矛头再次指向俄国反对派！
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告诉我们，面对保卫苏维埃共和国那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二三流的分歧应被暂时搁置，乌尔邦斯和他的朋友们却另有高见。中东路事件最危机的日子里，他们连篇累牍地刊登极左派文章，后者事实上号召援助蒋政权与苏联抗衡。在马克思主义者施加压力的前提下，在冲突持续了一个半月后，编辑部声明支持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立场。同时却又不向那些否认革命者最基本义务的极左派开火，而再次反对……托洛茨基。看到这里，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分子可能都猜到了：对乌尔邦斯来说，如何看待苏维埃共和国的阶级属性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强调和守护自己的「独立性」。他大概没想到，那些费尽心机、乃至凭借人为和不光彩手段来维持自身独立性的做法，恰好暴露了自己对外部理论影响的极度依赖性。
「Fahne des Kommunismus」文章的第二部分声称：「一方面，斯大林的对华路线摧毁了中国人民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好感，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在类似中东路事件中的立场必然受到下列现象的影响：苏俄愿意以武力保护中东路，当蒋政权的军队把工人和贫农浸在血泊中时，苏维埃共和国却毫无作为」 (N 32, 250页)。这段论述把人所共知和正确的事实因素与谬误的新发明混为一体。苏共当权派在中国革命中犯下了确凿无疑的罪行；斯大林和布哈林绞杀了中国革命，这已成历史事实，越往后这一事实越会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深刻反思。但指责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在上海事变和武汉事变之后以武力支持中国革命，意味着以悲情笔调取代革命政策。卢松断言，任何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更别说武装干涉）乃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这固然属于和平主义胡说；但要求布尔什维克用刺刀去挽救已被孟什维克路线扼杀了的革命，不顾具体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实力量，也是一种有害的胡说。打击的炮火应对准真实而非虚幻的战线，否则反对派如何能争取到工人群众的政治信任？
那么--有人又要发问了--为何在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有决心投入战争呢？
我已说明，如果真的（因为中东路）爆发全面的中苏战争，那么战争的主要目标远不止铁路那么简单。当然，就中东路本身来说，它也比1914年死于非命的奥地利皇储重要得多……不管怎样，仗不会仅为铁路而打。不论初始的借口是怎样的，仗一打起来就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对「苏维埃帝国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字军讨伐，这场反苏战争会比因为皇储之死而爆发的「讨伐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还要猛烈。
目前苏联和南京政府正在谈判，也许后者会以赎买的方式（借助外国银行的力量）讨回中东路，亦即把铁路从工人国家手里转给国际金融资本。我说过，此事上苏方可能做具体让步，但这毫不等于什么中国民族自决运动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衰弱而导致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赢得一个回合的胜利。不幸之处在于，看到让步不可避免之后，斯大林集团极可能作出一副帮助中国人民得到历史正义的嘴脸，而苏联外交部将重复卢松等人在列宁同盟机关报上发表的评论和要求。
战争爆发后的具体任务
假设苏中之间因为中东路爆发战争，反对派该如何自处呢？「Fahne des Kommunismus」文章的回答既不清楚又躲躲闪闪。「假设苏中因为铁路爆发战争，列宁主义者应反对蒋介石和他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N 32, 第250页)。极左派的糊涂理论至此算丢人丢到家了！「马列主义者」们无奈地声明「看好喽，我们可是反对蒋介石的！」。好的，反对蒋介石，那拥护谁呢？「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在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进行总罢工，以阻止为战争目的进行任何军火生产和运输」(N 32, 第250页)。这是和平主义不干涉立场。对乌尔邦斯来说，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帮助苏维埃共和国对抗帝国主义，而在于阻止军火生产和运输--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苏俄。你们的意思确实如此吗？乌尔邦斯同志？ 还是说错了话？抑或没彻底想明白？如果是后者，就请快些想清楚和改正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重大错误吧！共产主义者的正确立场简单而明确：以任何手段阻止和破坏中国反革命政府的战争准备，尽一切可能协助苏俄加强战备。
保卫苏联是否意味着与斯大林集团和解？
为证明己方立场与俄国反对派立场的区别，乌尔邦斯列出下面两条理由：
1．如果苏中战争期间有某帝国主义国家站在俄方参战，该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应与本国资产阶级达成阶级和解（如布哈林要求的那样），而应继续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为己任；
2．一面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反革命政府的战争，同时与斯大林集团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两条意见浑浊不清至极，而且恐怕是作者有意为之。乌尔邦斯把具体问题与总原则混为一谈，所提意见纯属不着边际的闲谈--不针对具体的中东路事件（及可能的战争），而泛指苏联与外部战争的任何可能性。至今为止，卢松也好，帕斯也好，都没否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苏联对抗可能的--比如英美--帝国主义军事干涉，如果后者借口沙俄外债问题、外贸垄断和银行、工厂国有化问题向苏宣战。当下火爆辩论的产生来自苏中铁路之争的特殊性，极左派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缺乏以阶级立场分析具体和复杂事物的能力，而列宁同盟为极左派观点大开方便之门。当极左派喊出「停止干涉中国事务！」的口号后，列宁同盟在一个半月里不表态，当沉默已完全不可能的时候，便以含糊和摸棱两可的说辞蒙混过关。
「布哈林理论」！？它从哪儿蹦出来的？「不能停止与斯大林中派集团的斗争？」难道有谁要求停止吗？到底是谁？没头没脑冒出一段来，目的何在？
照我看，目的在于暗示俄国左翼反对派（不是投降分子，而是那部分还在坚持斗争的反对派）正借口反苏战争的迫近而倾向于和当权派妥协。由于本文读者大都不很了解俄国反对派纲领，有必要简单重述（假设）对苏战争爆发我们对当权派会采取什么立场。
当1926年英俄委员会垮台、英俄断交后，反对派在自己的正式宣言中公开表态，指出对苏战争一旦爆发，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已有矛盾将比和平时期更加尖锐，因而也更加需要加强与当权派的斗争；同时我们嘲笑了所谓「失败主义」和「有条件护国主义」的看法。这份文件诞生的时刻很重要--革命专政内部和外交局势都处于极度恶化状态，我想，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我们对当权派的原则立场。
关于对苏战争与反对派的问题，1927年算个高潮，吵得热火朝天、斗得不可开交。乌尔邦斯同志听说过「克雷孟梭大纲」么？数月时间里，当权派秀才们写出上百文章、发表过上千讲演批驳它。在大纲中，我提出「爱国反对派」的概念并指出克雷孟梭集团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爱国反对派。从1914年到1917年，克派集团不顾本阶级宣布的「内部停战令」，积极地向本阶级政治代表阶层的所有其它部分开火、上台执政并最终确保了法帝国主义（在大战中）的胜利。我问道：难道法国统治阶级内部会有哪怕一个傻瓜以为克雷孟梭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者？
不久前巴黎出版了我的《被歪曲的革命》一书[10]，其中包括我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下面附上发言摘录：「人类史最重大事件当属战争与革命。当权派路线到底有何神奇效果，我们已在中国革命身上试验过了……除了革命，最大的历史考验要算战争。我们预先申明：斯大林-布哈林官僚集团的摇摆政策和绕弯子说囫囵话式的机关弄权手段，打起仗来毫无用处。这话也是说给共产国际现领导层听的。对目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他们只需通过一道考试就够了：是否准备不分日夜地投票反对托洛茨基？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考验会严酷得多……斯大林式的骑墙政策不会有容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一小撮反对派’、关于‘光杆司令’之类的讥讽只能暴露讥讽者自己的无知。所有这些布尔什维克已不止一次听过了：1914年和1917年都听过了。我们对明天看得很清楚，并准备迎接它…… 就国内政策而言，战争期间当权派这种缓慢的蜕化演变也没有任何出路」「……国内阶级矛盾在激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现实需要我们拿出清楚和准确的答案……。一旦爆发对苏干涉战争，中派路线必然要作出选择；要么复辟资本主义[11]，要么向我们靠拢（喧闹声)」。最后我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发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斯大林路线！」。
整整两年后，乌尔邦斯及其同道煞有介事地要求我「通盘思考」并提醒我「即使打仗也不能无条件支持斯大林路线」？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狠狠地耸几下肩膀而已！
辩论是怎样进行的？
凡事有弊必有利，中东路事件证明左翼反对派内部需要不妥协地与右倾和极左思想划清界限。自然，政治市侩们会捂嘴窃笑，对「一小撮」反对派内部进行不停地划清界限当笑话来听。正因为我们还太少，所以更需要强调政治立场的清晰性，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主要力量所在。对某些（距离我们）较左或较右的朋友们，有时必须特别无情地挑明他们思想中所有糊涂和矛盾之处。几个月里，我以私人通信的方式要求列宁同盟领导层澄清政治立场，但毫无结果，而形势的演变越发急迫了，分歧越发外露了，公开辩论开始了。
这样做好不好呢？列宁同盟认为有辩论总是好现象，因为今日共产国际正是禁止公开辩论的沉闷泥潭；类似观点过去乌尔邦斯或别的什么人跟我提过。但辩论分好多种。如果列宁同盟没被中东路事件打得措手不及，会比现在忙于辩论好得多。热月问题、保卫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正确性问题都不是新东西，德国同志曾有足够时间进行思考并得出答案。幸好苏中这次没真地大打出手，真打起来列宁同盟怎么办？会采取何种立场？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反对公开辩论，而是反对（列宁同盟）领导层那种对重大事件默不做声、直到实在无法回避为止的态度。事实就是事实：列宁同盟--至少是领导层--对如何回答生活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毫无准备。除了用公开辩论迫使他们去思考，我没有其它办法。但我至今看不到列宁同盟机关报对内部辩论的报道，……编辑部片面地把国外反对派刊物上的极左文章收集起来发表，权充辩论的政治基础。编辑部则继续「严守中立」，似乎在缩脖等待整件事的结果。尽管问题尖锐得不能再尖锐，乌同志仍满足于转载几篇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文章了事，白白浪费着时间。中东路事件爆发42天之后，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评论之后，编辑部才发觉「是时候说话了」，但姗姗来迟的政治声明仍以慢节奏进行：小文章还分成两节，政治结论拖到下周才发表，为什么？！难道就为了给拉狄克的混帐谣言腾出版面？！四十多天里列宁同盟的政治路线何在？无人知晓。
这个状态不行。类似的工作和思考方法削弱着列宁同盟，不仅给台尔曼之流、也给布兰德尔之流帮了大忙。熟知俄国左翼反对派历史的人会明白，乌尔邦斯实际上部分地赞成斯大林集团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某些「托派观点」。当权派一面在党的舆论阵地上隐瞒我们的真实立场，一面声嘶力竭地宣称「托派叫喊十月革命已死」「托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无疑，斯大林集团在组织斗争中的部分成功依赖于上述谎言的传播。但让我们困惑和愤怒的是，列宁同盟半公开地号召我们接受上述当权集团硬安在我们头上的无耻谎言，据说这才叫「正宗列宁主义政策」呐！
事情之所以变得越发急迫，还有一个原因：国际反对派内部某些大人先生们互相做神秘状耳语道：「其实老托他们也知道资产阶级反革命胜利了，现在装傻只为了方便办事而已」。这些「深通世情」的革命者离革命立场已太遥远，遥远得除了「手腕」、「手段」、「混政治哪能不整人呢」之类的格言，对任何革命立场都毫无感知！极左派受了太多犬儒哲学的浸淫，越早把这类分子清洗出去，对我们的事业越有利。
「Fahne des Kommunismus」关于中东路的纲领性文章还作出暗示，转弯抹角地告诉读者在系列重大问题上乌尔邦斯总是对的，而其它人全错了，比如1926年10月16日俄国左翼反对派宣言；列宁同盟视自己为德国第二共产党（而非德共内部派别）、并单独参加议会选举的立场，1929年五一和八月一日事件的立场；等等)。我想，文章作者不该这么主动自揭伤疤，因为恰好在上述每个事件中乌尔邦斯都摔了跟斗，现在还糊涂着呢。至于1923-1926年间，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如何一起既支持德共极左路线，又维护苏共官僚右倾政策的不光彩历史，我先按下不提。如有必要，我准备进一步分析乌尔邦斯现象的深层原因，指出他所犯错误彼此有着必然联系，这些错误产生于一定的思维方式，不管是何种方式，它肯定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无关。「乌式」政治实践好似荡秋千，不停地在科尔什和布兰德尔之间晃来晃去，或把两者简单粘为一体，以示高明。
宗派主义和一国革命论[12]倾向的危险
本文涉及的分歧均属战略问题，与它们相比，德国左翼的内部分歧算战术问题的范畴了。尽管后者也贯穿着两条路线之争，但对它们的讨论应另花时间进行。
毫无疑问，乌同志在国内问题上的诸多错误与他对德共的错误态度有关。他把德共（不是指上层专职干部，而是革命工人核心和跟着它走的左派无产阶级群众）当成死狗、当成彻底完蛋了的组织，这样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同盟本可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它用所谓第二党的称号阻断了向前走的路。既没有清晰严谨的理论根基，又急于成为「第二党」，这便使得列宁同盟内已混入一些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的异己分子；为了讨好那些党内异己分子，列宁同盟的领导层有意回避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明确表态，而这又进一步恶化着组织内部的形势，使病灶扩散得更深。
存在不少这样的「左翼」组织和小组：他们原地踏步，极喜「自成一派」的现状，并批评其它组织「走得不够远」；他们强调自己「远非百分之百地同意」其它组织的立场，以为炫耀的资本；时不时出版一两期报纸，并对虚假的存在幻象颇为满意；他们无坚实的理论和组织基础，无清楚的路线，无前途。同时他们（准确说是他们的头头们）也感觉到自己的虚弱，所以对任何「外来影响」都怕得要死，不敢对任何人或事表示赞同，因为如此一来那可炫耀的「自成一派」（本就局限于憋闷的机关报编辑室里）便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这还不是全部危险性。
苏共对共产国际的理论领导，早已被行政控制和财政供养等「实在」手段所取代。在与官僚专断的斗争中，苏共党内的左翼和右翼反对派都很积极，但出发点却相反。就社会本质来说，机会主义总是「民族」的，因为它主要从无产阶级在一时一地的个别具体需求里做文章，而轻视与抽象化阶级的历史任务。对国际运动对自己的控制，机会主义流派总是难以忍受，因而总是竭力把自己与国际运动的关系化为无害的形式联系，就像第二国际现在做的那样。德国的布兰德尔集团会给捷克或美国的右翼反对派同道发贺电，互相说些客气话，同时确保彼此决不干涉各自的「有民族特色的」机会主义路线。所有这些都蒙上了「反对官僚蜕化」和「反对莫斯科粗暴干涉」的幌子。
左翼反对派和这套行为作风不该有任何共同之处。对我们来说，国际团结不是摆设，而是理论立场和现实政策的轴心。不少极左派--不仅在德国--打着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蜕化变质的名义，半自觉地推行着分裂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路线，试图使一个个单独的组织「独立自主」并「民族化」，脱离国际力量的影响。和各国反对派一样，俄国左翼反对派同样需要外部的影响和联系，但我很担心乌尔邦斯并不打算干涉俄国同志的内部事务（值得欢迎的大好事），而力图使德国左翼反对派尽可能远离俄国的影响。
需要时刻留神，务必使左翼反对派反对苏维埃官僚蜕化的斗争保持于正确轨道，而不滑向空洞的「政治自力更生」上去。因为这号自力更生只不过把革命组织的官僚蜕化蒙上了一层民族的遮羞布而已。
左翼反对派目前面临的突出危险--官僚化和抱残守缺--来自何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与国际联系和合作的努力无关。共产国际那种梵帝冈教廷式的「国际主义」领导之所以能存在，既仰仗苏共的老资格和革命威信，更靠苏维埃国家的权力和钞票。左翼反对派没有权力和票子，也不能对各国同志们予取予求，这一危险基本不存在；但却存在另一类型的危险--共产国际现领导层以「国际主义」名义实施的罪恶政策，已导致各国左翼反对派产生了极强烈的、无法遏制的「大道朝天各走一边」的欲望；但革命组织无法人为地退回到民族国家的活动范围内，它与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利益都背道而驰。各国左翼反对派龟缩一隅的后果，只能是机会主义加宗派主义。
结论
1. 需要对热月问题和现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采取清晰立场。需要无情抨击科尔什派的错误论断。
2. 需要最坚决和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免受外部帝国主义干涉，这并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在与干涉势力进行的战争期间与斯大林集团进行比和平时期更加不妥协的斗争。
3. 需要拒绝和谴责要求在苏联实现「结社自由」和其它「一般政治自由」的纲领，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的标语和方法论来自无产阶级民主纲领，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和中派官僚集团进行斗争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
4. 对中国革命占据清楚的立场，以免中国事态发展的新阶段又让我们乱做一团。需要在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和不断革命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5. 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同盟是德共党内派系，而非独立政党。由此制定出我们对德共的具体政策（比如在选举期间）。
6. 需要谴责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的民族自我限制和「各干各的比较好」的倾向。积极拥护理论团结基础上的国际联合趋势。
7. 需要承认「Fahne des Kommunismus」不符合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理论刊物的要求。所有德国左翼反对派人士和国际力量有必要筹备一份联合性质的理论杂志，以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倾向作出相应评价。
我以为，以上各点（远未涵盖所有基础问题）目前当属最为重要和丝毫不能拖延的任务。
评陈独秀与“左”倾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①——祝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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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20世纪30年代，中（苏）俄之间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本来，这个事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反苏亲西方帝国主义，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挑起的。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策略上应该揭穿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但是当时的“左”倾中央却从“国际革命”的立场出发，提出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口号；相反，陈独秀则清醒地看到了“中东路事件”背后的企图，根据形势提出了恰当的口号。结果，引起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
[关键词] 陈独秀； 中央； “中东路事件”； 争论
[中图分类号] D264.3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2-0101－05
1929年5月，中国与（苏）俄之间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在对待这件历史事件上，陈独秀与当时的李立三“左”倾中央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在传统的党史（包括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教科书上，曾经一直把陈独秀对待“中东路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斥为“卖国”、“右倾”。今天，当我们冷静而客观地分析这段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对待“中东路事件”的立场和观点问题上，历史已经证明了陈独秀的基本正确！因此，客观地回顾并论述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更加清楚并真实地了解、评价陈独秀无疑很有帮助。
一 “中东路事件”的由来
中东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沙俄侵略中国，并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96年9月2日中俄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章程规定，中国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开设铁路公司，但从该章程的十二条内容看，“中东铁路合同章程是确保俄国在中国单方面权益的不平等的文件”[2]。因此，中东铁路实质是沙俄侵略中国的产物。中东铁路原名东省铁路，又称东清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两端连接俄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自1897年开始修建，到1903年全部建成，全长2437公里。民国时期，东清铁路改称中东铁路，又称中东路。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曾声明废除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3]。但是，在1924年5月31日，中苏达成协定，签订了《中俄协定》，据此协定，中东路由中苏两国“共管”。可是，此协定在执行过程中，明显是利操苏方。本来，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如果联共（布）真正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如果能遵循起码的国际公约即不侵占别国主权，那么就应该无条件地废除任何对华不平等条约，中东铁路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中国政府！但实际上，由于苏俄方面派人担任了正职（局长），且独断专行，不顾中国方面的利益，私自将该路每年3000万元的巨额收入独吞，拥有该路主权的中国政府竟然一无所得！于是，中苏双方出现了矛盾。1929年3月27日，中国政府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关于用人之命令，由局长及华副局长会同签字；
（二）任何支出，非经稽核局之同意，不得办理；
（三）机、车、工、商四处让诸华方；
（四）并用华文
[4]。这些合理的要求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
为了收回国家主权，国民政府于1929年7月10日命令东北地方政府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对于中东路事件的起因，传统党史教科书上几乎千篇一律地指责是中方挑起“事端”。一些学者也持此观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中东路的主权属于谁？如果承认中东路的主权毫无疑义属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主权政府（不论当时的政府是否反动——传统党史上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所以就认为它在这种涉及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也属反动），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挑起“事端”的说法。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只要不愿意受别国的侵略和蹂躏，就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主权，在国家利益面前、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以爱国为最高标准，用阶级标准代替民族利益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其次，苏联为什么不无条件归还中东路？“斯大林出于军事和经济目的不肯归还，形式上是中苏共同管理，但苏联独占了使用权。”[5]以“共管”的名义，行侵占中国主权之实，这决不是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援。第三，中国革命与民族问题不可混淆，在民族利益面前，无论何党何派，都应该抱一致态度，就如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国共两党抛弃党派歧见，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才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第四，不应该以中国革命和反对国民党政府来淡化苏联侵华的民族问题。所以，笔者以为，仍流行于党史书上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当时李立三中央“左”倾错误所持的“保卫苏联”的意见相同。奇怪的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却又批评当时“左”的做法不对[6]。
二 “左”倾中央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党中央不断地发通告，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保卫苏联”，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国政府收回路权是“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提出“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等口号，并强调“务使反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成为农民群众中通常了解的口号”[7-1]。此后，中央又接连发了第42号通告、第49号通告，号召群众“拥护苏联”。在“左”倾的革命者眼里好像“革命”无祖国之分，更无民族利益之别，这与后来在抗战中的托派叫嚣“工人无祖国”多少有些相似。党中央于7月1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帝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并表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这种无视中东路是沙俄侵华产物的历史事实，有失民族立场的口号和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必须指出的是，“左”倾中央的这些行动，都是秉承了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联共（布）中央的旨意。“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要求中共“加紧……拥护苏联的宣传。”[7-2]联共（布）和斯大林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只是为了“捍卫”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令人惊奇的是，在内部争权夺利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在涉及到（苏）俄国家利益时，他们竟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8]可是，中共中央与在野的陈独秀此时还未决裂，还是同志，但是在对待民族利益问题上，却大相径庭。在“左”倾中央一味主张“拥护苏联”的口号声中，陈独秀以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发现了“中东路事件”真正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与当时中央不同但却是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策略口号。
三 陈独秀的立场与“误国政策”口号的主张
确实，由于当时的“左”倾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没有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只是说教式地要群众接受一个“拥护苏联”的口号；相反国民党则抓住“拥护中国”的口号，当然更容易把群众争取过去。可见“拥护苏联”不符合民族感情，甚至有伤于民族感情，也就脱离了广大群众。而且，在中央的宣传中，还有直接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论，以及与宣传宗旨相矛盾的内容。比如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种宣传正如陈独秀指出的“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消这几句话。”[9-2]为此，陈独秀提出了一个既可以“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又“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的口号，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对于陈独秀的这个口号，有学者认为：“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10-1]“他批评中央的宣传方式是说教式、超群众、单调，是中肯的。”[10-2]
四 “左”倾中央对陈独秀的指责与批评，引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口号之争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给陈独秀的回信，不仅没有认真考虑陈独秀的意见和建议，反而给陈独秀扣上帽子，批评陈独秀的信“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一是批评陈独秀脱离了阶级的观点看问题，认为“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陈独秀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错误。二是坚持“拥护苏联”的口号没有错，批评陈独秀是“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指责陈独秀提出的“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7-3]
对于中央这种带火药味的批评，陈独秀并没有因此沉默，8月11日他给中央复信，针对中央回信中的答复内容和批评进行反批评。首先，对中央批评陈独秀来信中“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陈独秀反批评道：“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其次，对“拥护苏联”的口号，他认为，从原则上来讲，这个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但是，从策略上来讲，“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所以，陈独秀说：“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再次，对于中央批评陈独秀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陈独秀反批评道：“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够争取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陈独秀具体分析了中央的口号，认为“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因此，陈独秀提醒中央：“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最后，陈独秀仍然认为中央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上，在战略运用上存在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9-3]。
五 两个口号之争本非原则立场的不同，但却被“上纲上线”了
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与中央的争论，确实并非原则的不同，而只是方法策略上的分歧。“误国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拥护苏联”对于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广大群众，自然缺乏号召力。陈独秀既考虑到了阶级利益，也站在了民族利益的立场；而“左”倾中央则只强调“阶级利益”，不要民族利益。两者比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而且，陈独秀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给中央写信，反映意见，表明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也是合乎党章的。可是当时的“左”倾中央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成圣旨，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当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目标，甚至高于中国民族利益。因此就有诸如“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的口号，排斥异己，视不同的意见为异端，上纲上线，进行打击，把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动不动以反共产国际、反党中央来威胁。然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要靠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确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被其操纵，而共产国际又“莫斯科化”，甚至被“斯大林化”的情况下，要去争论“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两个口号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革命环境，恐怕得不出一个答案。但是实践证明了一切，陈独秀预料的“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果然不久就成为了事实。当年12月22日中苏签订了《伯力协定》，恢复冲突前的状况；而“左”倾中央反复强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高潮却并未预约到来！被“左”倾中央批评的“狭隘的中国民族利益”，在半个多世纪后的1987年7月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上，反而由前苏联的学者给陈独秀以“平反”和肯定；而“左”倾中央曾一厢情愿地“拥护苏联”的口号，却被学者们唾弃。这真是个极大讽刺！所以实践证明了陈独秀的基本正确，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13]。毛泽东在延安时批评王明等人时说：“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14]提出“拥护苏联”口号的“左”倾中央又何尝不是呢？今天学习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历史知识的澄清与了解，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必须以务实、求是的态度来推进革命与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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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8[-1]，46[-2].
[11] 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的错误[J]. 红旗, 1929, (8).
[12] 韶 玉. 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J].布尔塞维克, 1929, (10).
[13] 唐宝林. 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46.
[14]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538.
① 关于陈独秀与当时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笔者仅看到王洪模的《重评陈独秀1929年致党中央的三封信》，其中部分内容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因为“三封信”中的第一、二封信即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祝 彦（1964-），男，江西吉安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刘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