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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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中国需要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中国不高兴》的教训 （之五）

 任何话语交际都是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的:信息发送者、信息、信息接受者。其中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际过程中传送的是什么性质的信息。在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发送者与接受者关系中,传送的信息是说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为了传送说理这种信息,交际双方之间必须有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或者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i]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语言一直受宣传话语影响和塑造。在宣传话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的不是一种可以发问和必须对话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领导”和“群众”(被领导)的等级关系。即使在不同的“领导者”们那里,信息传送也是在“上级”和“下级”的等级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形成的话语是“指示”,不是说理。“指示”可能会随带作一些“说明”,但其目的不是接受反方的怀疑、质疑和反驳,并与之进行说理对话。宣传话语是武断口语式的,它追求的是简单、直接、容易接受的效果。它有很“鲜明”的立场,但往往缺乏说明立场的理由。

  “宣传”与“说服”是不同的。朱维特和奥多奈尔的《宣传与说服》正是以这一区别来定义“宣传”的：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受节制的胁迫性制度。[ii]

  “宣传”在当代语言中往往用来特指由某种组织体制从事、完成的“散布”。宣传散布的思想、观点,开始是宗教的(17世纪),后来则是政治的和政党的。20世纪是宣传成熟、发展、多样化的时代,不仅用于政党口号、群众动员、思想控制、舆论引导,而且也用于商业广告。现代政党宣传的对象是群众，也是动员和控制群众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正是在20世纪,原先中性词义的“宣传”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获得了虚假、欺骗、蛊惑、玩弄、操控、洗脑这样的含义。[iii]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初中教材把“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放在一起，用以引起学生们的警觉。

  “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一种宣传，一种很高调的宣传。民族主义后面有一种天然的体制力量，国家和政党组织都常常利用民族主义，即便是在“民间”，民族主义也绝不会与国家权力没有关系。“民族”与“个人”之间没有对等的关系，“民族”永远不会错，错都是在个人，所以代表“民族”说话的人，永远理直气壮，盛气凌人。“民族主义”是不好惹的，不管对谁来说，“不爱国”、“汉奸”、“卖国贼”都是很沉重的帽子。在反驳“民族主义”和指出它的非理性特征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思考根本无法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辩论，因为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可能有说理这种对话。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非理性不讲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讲理,而且是因为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民族主义讨论本身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如果这成为普遍现实，那么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非理性、无是非的可怕状态。

   《不高兴》的“民族主义” 话语中就渗透着高调宣传那种武断和霸气。在它那里,有简单结论,无详细理由的“论断”比比皆是。它是一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作的训斥和不高兴宣告,根本不屑于考虑可能的不同意见。“老黄瓜刷漆”的比喻就是一个例子。据王小东说,这个说法是指“国家活力”，“（黄瓜的比喻）是讲的这个国家现在所具有的活力，中国有比美国更长的历史，中国近代也失败过，但现在中国正在崛起当中，比如，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就比美国快的多。”。[iv]

    王小东有所不知的是，在任何论述中,对于“结论”来说,比喻都不能提供直接“理由”,充其量只是一个“说明”。也就是说,“说明”再多,如果没有直接证明“结论”的理由,结论仍然不成立。如果是讨论“国家活力”,就应当清楚地告诉读者,国家活力究竟是指什么,应当有哪些指标,等等。关于“国家活力”的说理讨论不是在一个人说“有活力”,另一个人说“没活力”之间顶牛，也不是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之间作有你无我的选择。不同立场背后往往会有关于活力性质、标准的不同理解。说理讨论的结果往往是发现,对活力的理解,其实要比“有还是没有”复杂的多。武断口号或比喻式的“论断”往往是一种预先杜绝反方说理的话语圈套。他说是老黄瓜,你不同意,说不是老黄瓜,看上去是反驳他,但事实上却已经陷入了他的不当比喻之中，因为国家并不能以黄瓜来类比。

   《不高兴》给“民族主义”设下了一个类似的话语圈套,好像辩论是在“民族主义”与“反民族主义”(被贴标签为“自由主义”)之间进行。其实,这是一个谬误的“虚假对立”（false opposition），因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正如《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塔米尔指出的那样, 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本来就包含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彰显这些理念可以使自由主义更易被广为接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通常夸大他们各自立场间的普遍论和特殊论的差别。其实这一界限根本站不住脚,大可不必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并不象它自以为的那样基于普遍原则。否则,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要取决于出生权利和亲属关系,而非个人的国籍选择?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不应在政治上效忠于世界上某个最公正的国家政府,而只应效忠于他自己的政府(只要这个政府行事公正)?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福利只限于本国公民,而不旁涉他人?自由主义的理念行为其实早就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某些价值,自由主义在蕴育民族理想的同时，也珍视哪些衡量民族理想的其它人道价值,“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重新厘清具有正当性的民族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的(正当)手段。”[v]

  与《不高兴》民族主义论调完全不同的是，塔米尔对民族主义的论述所使用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细的书面说理文字语言。塔米尔的理性书面说理语言对于只会“聊”和“侃”的《不高兴》作者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是他们必须通过虚心学习才能掌握的。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 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vi]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vii]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 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viii]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i] Sheryl Tuttle Ross, “Understanding Propaganda: The Epistemic Meri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rt.”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36: 1 (Spring 2002), pp. 16-30.

[ii]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1-3, 35-36.

[iii] Ibid., pp. 93ff.

[iv] 《<中国不高兴>作者反驳某都市报评论:水平太低》

[v] 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9.

[vi]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29-30页。

[vii]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3页。

[viii]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