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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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中国需要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中国不高兴》的教训 （之四）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匮乏和病态，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i] 中国今天的“公共语言”变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样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写作，但许多写作是用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当然也还有“说不”类的写作，它更是在本来已经病态的环境中扩散非理性话语的病毒。

   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被公众社会普遍运用和遵守的公共说理话语（学术出版物中也许有一些例外）。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公域和私域的话语未能予以清楚的区分。美国大学的说理写作课上一般会向学生特别强调这个区别。例如,学生在写论文时，从酝酿到成文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写作者开始是记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观点（往往是在brainstorming时与别人“聊”出来的）,称作为“笔记”(notes)。“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不必考虑读者是谁、读者会有什么不同看法等等。“笔记”是一种私域的写作。一旦有了初步想法,接下来就是草稿,基本上还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行文的表述或结构要比笔记完整一些,它称作为“手记”(journal),因为大部分的随手作文与“日记”是类似性质的写作。第三阶段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论理之文” (essay),它是作者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必须考虑到别人需要什么论据,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如何才能有效说服他们,等等。这种私域和公域话语区别的意识需要不断地培养,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区别十分模糊不清,公域话语一直受到私域话语的不当影响，而私域话语的“我与我”关系则无法顺利转化为公域话语应该具有的“我与你”关系。例如,从1960年代起,各级学校教育都号召“学雷锋”，学习的远不只是做好人好事,而且更是雷锋式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雷锋日记》。小、中学语文教科书里充满了与《雷锋日记》相似话语的文本，教师要求学生的是一种只讲“深刻理解”，不讲“说理评估”的阅读方式（其实许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还有“说理评估”这么回事）。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需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样做,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想。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它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长期用这样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来规范社会,必然会取消公共说理的作用，也必然会削弱公众的说理能力。

《雷锋日记》式的语言本身无所谓好或不好，雷锋只受过小学教育，能够写出这样的日记已经很不容易。他心地善良，对他的好人好事的动机不应该作犬儒主义的猜测。但是，把他日记语言拔高为公共说理，却是有害无益的。对《雷锋日记》很少有做“说理评估”的。例如，有人赞美雷锋语言善于“巧用比喻”、“对比套用”、“排比连用”，是青年人应该学习的语言榜样。雷锋说，“我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赞美者评论道：“通俗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形象地说明先进人物要带领大家一道进步的深刻道理。”[ii] 雷锋只是用了一个比喻，连理都还没说，哪里来什么“深刻道理”？如果硬要把雷锋的话解释为“说理”，那么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那就是，并没有谁说过“一朵花可以打扮出春天”来啊。先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错误想法”，然后把它驳倒，这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叫“稻草人战术”。

   其实，“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一句俗语，而俗语或谚语都属于口语文化，不能直接拿来当作论据，因为这么做可能出现“人云亦云”的谬误逻辑。波兹曼指出，“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它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iii]

 说理是一种波兹曼所说的“印刷文字的文化”，虽然它也可以用说话的形式来表达。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时，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日记无论写得多好，多么有文采，有学问，都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话语。因此，没有谁会对没有发表的日记提出公共说理的要求。但是，日记（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写作）一旦发表出版，并且有了开导、影响别人的企图，那它就已经进入了公共话语的领域，因此也必须接受“说理评估”的检验。《不高兴》中就有许多经不起“说理评估” 检验的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这一现象在中国许多别的出版物中也屡见不鲜，这是学习《雷锋日记》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读书人（程度当然有所不同）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的语言。

   《雷锋日记》私域话语中的“我”是他个人。但是，这个“我”的范围有时不只是个人,而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亲近关系与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那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是不同的。陌生人公共群体所特别需要的说理话语，对于亲近者小群体常常是可以舍弃的。这是因为，在亲近者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中,成员之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亲情、义气、共同信仰、同志关系等等),也有一些与平等对话无关的结合原则(儿子对父母的孝道、帮会的邦规、宗教的教规、政党的党纪、领导/被领导等级等等)。

 在亲近者小群体中的那些形似“公域”的话语其实并不充分符合公共说理的要求。例如,在民主的政党内,也许可能会有说理的话语。但说理并不是所有政党话语的必然特征。党内很可能为了保证统一意志,在组织各层次中一级级下达“指示”,这种指示的话语充其量不过将“我与我”放大到“我们之间”而已。但这种“我们之间”的话语是建立在上下级领导的科层、等级关系上的，它与平等对话的“我与你”话语并不符合。

 当一个政党（顾名思义是一种小群体）的观点要传达给它之外的社会人群时,“我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就必须转换为“我（们）与你(们)”的平等公民关系,原先不一定需要的“说理”也就变得非要不可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政党的观点被直接放到社会中去,并要求其他人群象党员一样对之加以接受,这在中国几乎已成为惯例。“我们之间”和“我(们)与你(们)”这二种不同话语严重混淆，使得“我与你”的平等公共说理话语一直无法在中国得以确立。

   《不高兴》是几个朋友间聊出来的，说他们是“同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我们之间”的话语。只要作者们愿意，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把这种“我们之间”的话语转化为“我（们）与你(们)”的话语。就像学生作文必须把notes 和journal 转化为 essay 一样，他们必须有意识地这么做才行。但是，大概是由于没有受过这方面教育的缘故吧，《不高兴》的作者们并没有能够完成这最后的一步。 

    不仅如此，“民族主义”本身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同道者之间”的情绪话语,它包含的“我们”有一种自然投缘、自然亲近的关系，很容易形成“我们”排斥“你们”或“他们”的倾向。民族主义话语要有说服力，必须特别注意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我（们）与你(们)”的关系，这样才能与“他者”建立一种虽不一定投缘，但却平等、相互尊重的公共说理关系。而这恰恰是《不高兴》作者们不知道如何去做，或者根本不屑去做的。

[i]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ii] 《雷锋日记多、照片多》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4576。

[iii]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