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讲座]江怡：现代、后现代与启蒙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0-3-27 00:42    作者: 中央音乐学院    来源: 中央音乐学院    查看: 252次

　　编者按：为拓宽音乐学的学术视野，增进对当前人文学科发展的理解，切实促进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研究生部协办的“当代人文思潮系列学术讲座”在本学期拉开帷幕。值得一提的是，它既是一个“人文”学术讲座系列，同时也作为一门课程被纳入本学期的研究生选修课。

　　此次系列邀请的均是国内一流学者，分别来自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外文所、文学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社会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讲：《现代、后现代与启蒙》

　　时 间：2010-3-19

　　主讲人：江怡(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中方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讲座主要内容记录：

　　我们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充满了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元素。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我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曾出现了未来主义绘画流派，它们主要强调的色彩的无限放大，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视觉的冲击，而不仅仅是美的享受。

　　还有抽象表现主义，波洛克的作品中，它们把所有的染料在画布上随意的图洒，带来的依然是视觉的冲击。

　　杜巴菲特的作品中，也是杂乱无章的线条。从这些杂乱无章之中，我们感受不到符合传统美的标准的那些东西。

　　多尔迪的大地艺术是上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它强调的是与自然相关的艺术创造。

　　还有我们的鸟巢。虽然一开始引来很多困惑，但鸟巢的设计师赫尔佐格和德穆隆认为鸟巢是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的，因为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思想，因此他们坚持了这个方案。事实上，鸟巢体现了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之后，江怡先生还举了国家大剧院“巨蛋”和埃菲尔铁塔的例子。)

　　我们看到的上述例子，都围绕着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后现代。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其实，“后现代”一词在我们哲学研究中，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基础上生发和衍化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要了解后现代是什么，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什么是现代性。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早在18世纪，哲学家们就已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以人类的理性为标准，以人类的理智能力为活动动力的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它体现的是理性的一种规矩和推理方式。18世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即我们要把理性的方式放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以理性为标准作为我们生活的基本前提。(再往前追溯)，这种理性的标准是与文艺复兴有密切关系的。因而，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终结，或者说，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结果。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从15世纪、或者更早的13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就告诉我们，要打破传统的神学思维，不再按照神的意志行为，而是按照人的自然本能。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表现得很明显。请大家看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表面上是绘画作品，实际上包含了严谨的数学计算，包含了一种严谨的逻辑推理方式。今天再看这些作品，它们仍然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对理性的张扬和反叛

　　这样一种变化确立了一种基本观念：人是靠理性活着的。正如贺拉斯所说：“利用你的理性能力吧!我们所有的活动都需要靠理性来支配!”但是我们又要想，宗教神学给人的禁锢恰恰就在于它过分强调了人的逻辑性——以神学方式规定下来的逻辑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为了反叛宗教神学给人类的桎梏。神学桎梏解放的结果是理性的张扬，使人类认识到如何运用理性来指导人的行为。

　　对理性的弘扬和反叛

　　这个过程中有两位重要的哲学家。一位是孔多塞(1743-1794)，这位法国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精神思想纲领》，他不仅给出了精神生活的理智标准，也给出了社会生活的理智标准。孔多塞本人很强调以理智来规划人类的行为。把孔多塞看作以启蒙运动为指导的重建的乌托邦。这一时期的法国包含了大量的乌托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19世纪初的欧洲社会面临着一个大的社会经济的大的发展时期。这个发展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弥漫于社会的一种堕落的情绪。我们读波德莱尔(1821-1867)的时候会发现，他不是在张扬理性，而是在对理性提出反叛。我们来听一听波德莱尔的诗句，看他怎么描绘社会：

　　《恶之花》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的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快纯 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在上面的诗句里，作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18-19世纪欧洲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满，因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一种规矩所遮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德莱尔对理性的反叛。

　　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哲学家，美国的皮尔士(1839-1914)和德国的尼采是从两种不同但又相关的思想传统中对现代理性发起了挑战。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皮尔士所强调的是一种实验的精神，强调的是实验的方法。这种实验精神和方法是通过逻辑的手段完成的。换句话说，实用主义确立之时是建立在一种逻辑的基础之上，来告诉认为我们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皮尔士特别强调要以一种“信念”的方式。因为我们关于世界所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是以信念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当我们相信某个事物为“真”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检验这种信念，进而相信它为“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信念的方式表达。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念都化为一种逻辑的方式。必须注意到的是，(皮尔士的哲学)是一种强理性主义的方式。之所以把他看作是张扬理性主义的代表，是因为他完全站在理性主义的维度上，打着经验主义的旗号来告诉人们，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要遵守这样的理性原则。在实用主义原则中，这样一个“皮尔士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

　　在今人的心目当中，尼采不仅仅是一个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他更重要被看作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他的很多观念对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是：我们不要相信理性给我们做出的任何判断，要打破理性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禁锢。(现在来看，)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后面专门谈论后现代主义时，我们还会回到尼采。

　　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

　　前面我们谈到对理性的认识，这里面就涉及到对现代性的认识。因为在现代性的观念里，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按照康德的理解，所谓的现代性是遵从理性活动的一种范式。但这样一种理解到了现代，就遭到了韦伯和索绪尔的批评。这二位一个是社会学家，一个是语言学家，但在哲学领域，他们常常被看作是对当代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哲学家。

　　韦伯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传统对理性的认识是片面的。当我们把所有的理性活动都归结为某种必须要做的事情时，人就已经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境地。因为人的心灵活动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则来完成的，人的行为恰恰是按照人当下的自主意识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指出了现代人的两难境地：要么，如果我们想要遵从当代的理性规则，那么我们必须要放弃或不顾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要回到过去，而使得我们遵守前人给我们做出的约定;或者我们不管前人，完全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悖论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一种浮躁状态：既寄托于过去，又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对此，韦伯给出的方案是：我们要放弃过去对理性的认识，直接面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有了韦伯的这一观点)，这样，哲学的启蒙意识就出来了。因为它告诉我们，不要追随前人的样板，而应该根据当下的自主意识行事。这是一种新的思路，对现代性反思。

　　而索绪尔所提出的思路则是关于人类语言的。所有的语言都是有所指的。以往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辅助系统，用以表达人类的思想……在传统的观念里，语言被看作是一种媒介。但索绪尔第一次告诉我们，语言不仅仅是用来指向对象的。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它自身有着独立于指向对象的功能——这就是“能指”。当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的时候，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概念”，另一部分是音响形象。这个音响形象本身反映在语言系统中时，它与我们用语言所指的对象即是“概念”。(他认为，)概念与对象本身并不是完全匹配的，因为我们可以用不用的音响形象表达相同的概念。这本身不难理解。为什么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自我完善的系统呢?就是因为在这能指与所指中，能指的功能远远大于所指，而且，是能指决定所指。它告诉我们，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重要的不在于对象，而在于我们到底想用语言做什么，这比语言所指的对象更重要。这样的话，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就出来了。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语言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因为这里所包含的关系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往我们总认为内容是决定形式的。但在当代哲学中，内容不是决定形式的关键部分;相反，形式决定了内容的生成。有什么样的形式决定有什么样的内容。当代观念与传统的区别在于，过去我们常常会拿一种二元对立来限制我们的思想，比如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反映与被反映，再比如当找到一个正面时也一定认为有一个反面。这样一种思维很容易导致我们认识的简单化。这种思维给我们产生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初。现代哲学的重大突破在于，打破二元对立，更多地强调以主体的方式构造我们所看见的外在事物。这种主体构造并非不承认外在对象，而在于我们如何把在意识活动中呈现出来。比如音乐表演，不同的演奏家演奏同一首作品，主体的每一次诠释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差异不是作品的差异，而是演奏者对作品理解的差异。当代哲学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往往是以认识者的角度来把握我们所认识的对象。而索绪尔的语言学则帮助我们进入了这个思路。我们用语言来把握对象，但不同的人对语言的使用不同，因而把握对象的程度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同样，理性的活动并不是要求人们按照一种方式来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思路直接看作是现代社会对理性认识的重新构架。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思路。当然，在当时，这种颠覆还不足以为学界之外的人所认识。事实上，对理性本身进行颠覆的是另外一些人。

　　理性的颠覆过程：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的代表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1909年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建立和宣言》。在此文中，他明确表示，我们要抛弃一切传统。他甚至叫嚣：我们要把人类所有已获得的知识全部放弃!我们要砸烂图书馆!……这样一种表面极端化的思想，实质表达的是一种(颠覆传统的)策略。实质是要把传统所接受的关于理性的所有说法做重新思考。我们来看未来主义的作品，它没有中心，从中看不出任何明确的意图。

　　不仅仅马里内蒂，在建筑领域也有一些在当时还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艺术家，比如柯布西耶。这是一位瑞士建筑师，他的理念是：建筑应该放弃豪华的装饰性，而应该采用最简单的方式。他在20世纪20年代明确提出反对包豪斯那种过于矫揉造作的建筑方式，提出“简单即美”，他要用一种钢筋水泥的方式来构造我们的生活空间。

　　这是柯布西耶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体会他的理念，这种理念被很多后来的建筑师所接受。

　　对理性的矫枉过正：大众的反叛

　　下面我们要谈论一个对理性的矫枉过正的任务。加塞特，西班牙的一位作家，他写过一本《大众的反叛》。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变成了社会这个大机器中的零件。(传统的观念使)每个人都不希望标新立异，都希望被社会所承认，在时代的车轮中亦步亦趋。当个人与社会不合拍时，个人往往不会去抱怨社会，而只会认为自身出了问题。

　　加塞特所提供的思路是，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满足于社会现实给我们提供的物质需要，大众的反叛恰恰是要表明，我们要敢于对这个时代说“不”。

　　这种观点不符合传统。今天我们在教导学生时都说“我们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会说“要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人”，连大学的课程设置都是按社会的需要来安排。这是一种人对社会的趋从。但人的理性深处恰恰隐藏了一种骚动：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我们总是想突破现有的小条件。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叫做人的求知的欲望。但另一方面，人又有一种惰性。人往往满足于社会提供的现有物质条件。这种惰性与人的内在欲望是矛盾的。加塞特认为，要克服这种矛盾，就需要来一场革命。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一场政治革命。要通过革命来打破现有社会制度给个体带来的限制，使人原本具有的个体欲望得到张扬。当然，这样一种革命毕竟只是一种乌托邦思想。连加塞特本人也只是终身周游各国宣传思想，最终默默无闻。不过，能够引起现代人对人类意识的思考，才是这样一种对理性矫枉过正的思想家的真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