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国军队参战纪实：战争加快空军建设(下)

抗美援朝中国军队参战纪实：战争加快空军建设(下) [ byzh ] 于2010-10-21 21:59:39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标签： 抗美援朝  空军建设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中国之鹰


　　苏联对于朝鲜战争的暧昧态度，加快了新中国空军建设的速度，使得新中国空军初建即得到和“世界最强空军”抗衡的机会。

　　本刊记者/唐磊

　　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正式成立还不到一周。

　　93岁的方子翼坐在北京市春秀路的空军干休所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他怕自己说着说着就会忘记，特意准备了一叠纸，把要说的话写上。其实，新中国空军的成长历史，他历历在目。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的训练科长飞行主任，新中国第五航校校长，中国空军很多高级将领都应该是方子翼的学生。

　　提起新中国的空军，空4师赫赫有名。那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在师长方子翼的带领下，空4师成为朝鲜战争中轮战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和苏军配合最久的空军部队。

　　当中国决定向朝鲜半岛派出志愿军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美国的飞机已经将平壤炸成焦土一片。连同海军舰载机在内，美军共有2个战斗机联队、3个战斗轰炸机联队等14个联队，各型号作战飞机1100多架，大部分飞行员都参加过二战。

　　而此时的新中国空军，勉强凑齐了2个驱逐机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各种作战型型号飞机不到200架，其中虽然有当时一流的米格15飞机，但中国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按照当时的训练惯例，喷气式飞机的驾驶员要训练300小时以上，而美国的规定是500小时。

　　如同当年蒋介石的空军倚赖于美国飞虎队的援助，新中国空军的组建则得益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忙。尽管朝鲜战争中斯大林的态度暧昧，但中苏空军合作仍有实质进展。而另一方面，苏联方面阴晴不定的合作态度，也让稚嫩的中国空军有机会直面最强敌人的挑战。

　　首批装备来自苏联

　　1950年10月27日深夜，时任空军第五航校校长的方子翼接到空军司令刘亚楼急电，令他即刻赴辽阳任空军第4驱逐(当时对歼击机的称呼)旅旅长。在东北空军司令部告别时，方子翼见到苏联空军第151师师长别洛夫。别洛夫说：“我的副师长阿列柳亨已经带72团进入辽阳了，会帮助第4旅改装飞机、训练飞行员。”

　　“当时东北空军的段苏权司令说第4旅要准备抗美援朝，但具体情况不清。碰到别洛夫后，我感觉奇怪，苏军的空军师长了解的情况比中国的军区空军司令还多。”方子翼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当时，美国空军开始对朝鲜军事、工业、行政目标进行大规模轰炸，从7月初起，美军B-29轰炸机出动4000多架次，投弹30000余吨。

　　由于担心本土安全，中国请苏联空军帮助防空。1950年7月，莫斯科近卫空军第5驱逐机师进驻沈阳，并改称151师，帮助中国防卫东北的城市。

　　早在1949年底，苏联就曾派7位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建设空军。1950年，中国还请苏联派了一个空防混合部队巴基斯基集团，帮助防备从台湾来的空袭。之后，中国空军的第一支部队——第4混成旅的建制就是效仿巴基斯基集团，装备也来自该部队。

　　刘亚楼急调方子翼，是出于对这位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及第一代航校校长的信任，同时也确实属无奈之举，刘亚楼需要短时间有支能战的空军部队，以应对苏联的推诿。

　　在近20天前，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林彪赴莫斯科，落实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掩护和装备的承诺。10月中旬，苏联曾答应派16个喷气式防空驱逐团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在中国领空活动，不进入朝鲜境内。

　　到了11日，周恩来发回电报说：苏联人说飞机转场需要时间，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参战。

　　16日，志愿军第42军先头侦察部队和一个团先行过江。17日下午，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因为斯大林为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决定不让苏联空军飞过鸭绿江，只掩护中国境内的目标。志愿军司令部发现，这将使志愿军入朝后处于没有空中掩护的困境。这也是刘亚楼急令方子翼赴任空4旅旅长的背景。

　　第4驱逐旅的代号为“太平洋部队”。后来为保密，中国空军将机种名称从所有飞行部队的番号中删除，将所有旅改为师。经过一系列整编，空4旅成为空4师，下辖第10、12团，全师2000多人。

　　11月，空4师接收苏联空军驻辽阳的第28师装备，包括60架米格-15驱逐机、2架雅克-12通信机、3部对空指挥电台、1台指挥雷达，及运油车、加油车、牵引车等地面设施。

　　组建完毕的空4师很快成为中国空军援朝的先锋和主力。

　　11月7日，刘亚楼到空4师视察，他对师长方子翼和政委李世安说：“我们建空军准备过三关：自己办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员；自己建部队培养战斗人员；打空战在空中消灭敌人。前两关你们都是亲自经手者，顺利过关了，现在第三关也交给你们完成。”

　　刘亚楼还强调，“必须打好第一战”。

　　经过考虑，方子翼决定先以大队为单位，小规模先进行实战锻炼，由苏军带领、掩护，慢慢扩大规模。

　　苏联决定增兵

　　1950年10月前，苏军151师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一侧的安东、宽甸、辑安一带上空活动。

　　11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司令斯特莱梅“以最大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以此切断志愿军入朝的通道。在这种态势下，苏联对朝鲜战事的态度趋向积极，据刘亚楼的回忆，11月初，斯大林终于做出了派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

　　“苏联空军参战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的。”方子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参战兵力随着美国空军的兵力增加和战况需要而增加，作战规模根据美国空军出动的规模决定，作战活动半径根据地面战线伸展。”

　　驻沈阳地区的苏联空军开始扩军。巴什盖维奇率驻扎上海的29团调防鞍山，与151师的139团合编成28师。151师保留28团、72团，两师合编成64军，别洛夫任军长。苏联空军开始深入鸭绿江南岸朝鲜境内的新义州、老义州、水丰一带活动。

　　刘亚楼跟已经晋升为少将的别洛夫说好，让方子翼到安东的前方指挥所向别洛夫学习指挥空军作战。

　　11月9日，苏联远东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到安东基地视察。一早，苏军报告：雷达发现机群从朝鲜东、西海岸上空低速北上。

　　别洛夫令鞍山、辽阳苏军各派12架飞机到安东迎敌。

　　9点，鸭绿江口1500米高度上，一大群较小的螺旋式单发俯冲轰炸机冲向安东江桥，敌机以双机一组，依次俯冲，先发射火箭再投炸弹，然后超低空飞向黄海方向，退出战斗。苏军的战机未及时赶到，虽然地面的众多高射炮齐射，但未击落一架这种当时已显落后的飞机。

　　很快，新义州方向3000米高度上，20架B-29轰炸机飞至江桥轰炸，苏军米格-15赶到阻击，但仍未击落敌机，江桥被砸坏一节桥梁。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规模的空战轰炸。”方子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别洛夫始终拿着话筒在室外目视指挥，30分钟后战斗结束。我才明白空战是怎么回事。”

　　这场战斗，刺激了在现场的苏联远东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他发现苏联空军疲于招架，随即下令增兵。12月初，苏64军进入安东浪头基地，飞机进入朝鲜境内75公里的泰川、龟城作战。12月21日，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后，苏联空军飞入朝鲜境内155公里的平壤、安州作战。

　　学习了半个月，方子翼逐步看懂别洛夫的工作、指挥程序和方法后，匆匆返回辽阳。

　　第一个中国空军战地指挥所

　　方子翼计划的实战锻炼由空4师第10团28大队开始。

　　在1950年12月4日，空军给空4师下达命令的电报上说：每次出动2架，最多4架飞机，在敌情不太严重的情况下随友军参战，每个飞行员少则参战2次最多4次即可，一个大队完成后回辽阳休整换另一个大队。

　　此时，美国也在增兵。

　　美战术空军第5航空队调来了当时最先机的F-86A佩刀驱逐机，作战飞机增加到1000多架，进驻韩国汉城金浦、水源基地，不断北上，重创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苏驻华空军再次大规模增兵，324师、303师分别在阔日杜布上校和罗波夫少将率领下进驻安东浪头基地和大东沟基地，另外有两个不明番号的师进驻辽东凤凰城大堡基地和辽宁青椅三基地。参战的苏联空军达到6个师规模，这还不包括若干高炮、雷达、探照灯、雷达师团。64军也升级为64集团军。

　　在去安东开设前方指挥所前，刘亚楼嘱咐方子翼说：“只允许你有派双机或4机出动的权限，何时能指挥8机，听我命令。每天战斗结束，第一件事是发电报给我报战况。”

　　12月15日，方子翼在安东与已是苏联空军第50师师长的巴什盖维奇会合，由苏军带领中国空军训练，为期一周，由苏军讲解敌机的性能、作战任务、战斗动作、惯用战术等，并在无敌情时，进行战区试航、练习出返航及战斗动作。在敌情不太严重时，由苏军带领掩护进行空战锻炼。

　　为方便学习，方子翼将自己的指挥所和苏军指挥所并在一起，在山坡上搭了个不到15平米的木板棚。指挥所的标图桌上总是摆着中文、俄文两张地图和两台对空指挥电台，方子翼和巴什盖维奇拿着话筒各自指挥部队。

　　这是新中国空军的第一个战地指挥所。

　　12月28日，空4师第10团28大队的10名飞行员正式开始战斗值班，这意味着中国空军将随时迎来真正的战斗。

　　按照与苏军协商的方案，苏军升空，28大队也升空；苏军出动一个大队，28大队就出动一个中队；28大队的编队居于升空机群中间。

　　一连五天，每天战斗升空，只要方子翼和巴什盖维奇向编队通报敌我位置相距30公里时，苏军就会加速冲向敌机。这30公里，是空战中的临近接敌时刻，战斗一触即发。每次28大队都被甩在后面，别说敌机，连苏军飞机都看不见，更别提实战锻炼了。

　　方子翼向巴什盖维奇提出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大人领着小孩走路，遇到歹徒，大人一只手牵孩子，另一只手与歹徒搏斗，肯定输。不如把孩子放开，用两只手去战斗。”

　　方子翼决定“单干”。他和大队长李汉商量，临近接敌时，严密搜索，发现敌机就打一个攻击马上退回，并区分高度，以免误伤苏军。

　　1951年1月5日，李汉第一次追击敌机，但未交火。

　　1月21日，第一次空战来了。苏军出动8机，28大队出动8机。李汉为了在苏军前发现敌机，在高度不到3000米时就强行飞过江，三炮并发击落美军一架F-84。但苏军第29团的射击主任在看过射击胶卷后，说敌机只是被击伤。多年后，美国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提到了这次空战，并称F-84被击落。

　　之后的10天里，28 大队又单独打了两战，击伤击落敌机3架。

　　2月3日，空4师第12团开始实战锻炼，和第10团28大队一样，和苏军混合值班。但因飞行员都是刚从航校毕业的新手，加上求战心切，接连出现机毁人亡的事故，一战未打即损失一个中队，共4架飞机4名飞行员。

　　这样，方子翼带领空4师结束了第一次作战。

　　逐步成熟

　　1951年夏，停战谈判开始，美军为赢得主动，展开夏季攻势。

　　7月中旬，空4师第12团驻守安东。方子翼和别洛夫商定，由大东沟的苏军64军303师协助12团作战，方子翼将指挥所和303师师长罗波夫的指挥所设在一起。

　　第一次战斗，12团团长赵大海牺牲。“苏军返航，我命令赵大海返航，他回答明白后，未向我报告，擅自率队冲向敌机群，被击中跳伞坠海牺牲。”方子翼回忆说，“12团两次战斗都是同性质错误，没有严格遵守战场纪律，服从命令。”

　　这时候中国空军的很多人都意识到，空军的作战方式和中国军队擅长的陆地作战差别很大，几乎一切都要向苏联空军从头学起。

　　8月4日，12团撤回辽阳休整。

　　夏末，美国空军对“三八线”以北的志愿军交通运输线展开“绞杀战”，其第5航空队每天出动2～4个大机群轰炸。志愿军要求空军入朝支援。

　　但当时朝鲜境内已无可使用的机场。在加紧修建机场的同时，空4师再赴安东，协助苏军开展反“绞杀战”。

　　这次和以往不同，已经有些经验的中国空军由苏64军指挥，独自镇守一处，常以团或师编队出战，每天作战2—4次。

　　9月25日，12团出动20架飞机，和苏军100多架飞机一起在新安州和数十架美军F-86空战，这是12团第一次大编队空战。在这期间的几次空战中，空4师先后出动20次师级编队，进行了10次大规模空战，可谓真正成长为一支善战的空中力量。

　　为拦截美机，中、苏、朝三国空军分别从大东沟、浪头、大堡三个机场起飞拦截，常常是数百架米格15一起升空飞到平壤上空，在500米到13000米不同高度的空域飞行，犹如一堵墙般迎击美机。这种规模的战斗每日必战，有时一日数战。善战的美军对这堵墙毫无办法，他们称该地区为“米格走廊”，不再派飞机在此作战。

　　“绞杀战”失败后，美军从国内调来一批参加过二战的飞行员。志愿军空军则调集了大批新部队进行实战锻炼。“苏军也换防来了很多新飞行员，他们的老部队要带新人，也就没法顾及中国空军的新部队了。”方子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已经经验丰富的空4师第四次进驻安东， 并开始带领第12师和第15师作战，以中国空军自己的老手来向新手传授经验。

　　这个时期的空战规模很大、很频繁，每天都要以师编队出动2～3次，中苏朝三国飞机一起出动时，满天都是飞机。“返航时大家都争着降落，因为都没油了。”方子翼对那时的情景印象很深。

　　空4师第五次奉命进驻安东是在1953年3月31日，直到7月19日参加完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场空战。在参战的两年零八个月中，空4师共起飞4200架次，空战920架次，击落敌机64架击伤24架。

　　“朝鲜战争的空战基本就是苏军打的。”方子翼在那段时间曾同苏军的2位军长、4位师长在同一个指挥所里指挥空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苏联空军是主力，功不可没。我们也向他们学习了很多经验。”

　　从1950年10月20日驻防东北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苏联空军在两年零十个月中，共轮换投入12个驱逐航空兵师、3个高射炮兵师、1个后勤师及雷达、通信团等共计72000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310架，损失飞机345架，牺牲了200名飞行员。

　　而经过朝鲜战争两年八个月的洗礼，中国空军学会了打仗，并取得了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和夜间的飞行、作战经验。朝鲜战争结束时，中国空军已经有驱逐机航空兵10个师2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2个师3个大队，共计784名飞行员和59733名地面人员得到实战锻炼。他们在朝鲜战争中，共起飞26491架次，空战4872架次，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特别是一批由陆军转为空军的领导指挥人员见识了真正的空战，意识到空军在建设、战术等方方面面和陆军有巨大区别，这对于日后中国空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10/10/21)



　　　　　　　　　　　　士兵的战争


　　作为普通一兵，可能对于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刻板的记载

　　本刊记者/ 黄艾禾

　　1953年7月27日一早，志愿军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得到了上级的通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将在今天上午10点签订，12小时后，也就是晚上10点(北京时间晚9点)，双方正式停火。

　　洪炉立刻意识到，一个历史时刻到来了，他要立刻赶到前线的最前沿去。作为记者，他应该在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让他无比兴奋的是，此刻领导不但派出了他，同行的还有摄影记者等几人，他们各揣了几个馒头马上出发，火速奔赴前沿——石砚洞北山阵地。

　　死尸堆成的惨烈阵地

　　北山阵地离军部有一百多华里，他们是步行前往。白天走在这条交通线上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美军的飞机和炮火随时可能轰炸，而在7月27日这天，轰炸炮火就格外猛烈，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到了距离前线只有十几里时，炮弹到处开花。“我们很幸运，没有被打到，但是身边就眼看有运送弹药粮食的战友，就在这停战前的最后时刻倒下。”洪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为什么选择石砚洞北山阵地？不仅是这个阵地位置处于战线最前端，而且这里发生过极为残酷的战斗。洪炉虽然当时只有22岁，但已经是入伍9年的老兵了。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过淮海战役和解放杭州、上海和舟山群岛等战役，然而在朝鲜战场所经历的战斗，却是有生以来最为惨烈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洪炉所在的23军正在东南沿海准备打台湾。战事的爆发使得攻台作战停了下来，1952年他们的部队开到了朝鲜。这时候，五次战役早已经打完，上甘岭战役也将进行，当23军到三八线上接手38军防线时，双方的战线已经相对固定了。

　　石砚洞北山，本来是由美军占领着的，那里驻守着美七师的一个连。志愿军23军上了阵地以后，决定把它拿下来，就开始了反复的争夺。一般来说，都是志愿军在夜里发起攻击，以避开敌人的飞机轰炸和炮火，将阵地攻下；到了白天，敌人又凭着强大的空中优势和炮火掩护把阵地夺回去。到了1953年4月的一天，当志愿军第三次攻上北山时，阵地上发生了壮烈的一幕。

　　那次攻上北山的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所谓步话机员，我们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中已经看得比较熟悉了，他本身不带武器，是通过步话机在阵地调动炮兵的炮火来消灭敌人。那一天，打到最后，阵地上除了蒋庆泉，只剩下几个伤员，而敌人却越来越近，在指挥所与蒋庆泉联络的另一名步话机员陆洪坤亲耳听到蒋庆泉在步话机中呼叫：“敌人离我有50米，30米，10米……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战斗期间，洪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线。这场战斗一下来，陆洪坤就告诉洪炉，咱们这里出了一个英雄。洪炉根据蒋庆泉的事迹写了一个报道，部队也准备为蒋庆泉请功——他们都以为蒋庆泉已经牺牲了。

　　“实际上蒋庆泉才是后来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最早原型。”洪炉说。

　　在志愿军第四次攻上石砚洞北山后，这块阵地才真正为我方占领。这时的北山，用洪炉的话说，“已经是一座人肉堆成的山”，每一次反复争夺，各方都在这里留下尸体，一层又一层。“那个阵地，土都挖不下去，每一锹下去，不是土，都是死人。战士没办法修筑工事，就把比较完整的美国兵的尸体，几个尸体堆成坎坎。战士就趴在死尸上，打仗，吃干粮，喝水……那是夏天啊，还离阵地几里以外，臭味就熏过来了，到了那个地方，人的嗅觉都没有了。那个蛆到处爬……这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7月27日傍晚，洪炉冒着炮火抵达了石砚洞北山的阵地坑道，与战友们一起等待停战的一刻。

　　战友牺牲在和平到来的前一刻

　　“我们听得坑道外头全是一片火海。快要到停火时刻时，我们看着表，开始了倒计时。突然间，原来不停地响着的枪炮停了，突然世界静止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们连气都不敢出，好像出气声大了就影响停战了似的。”洪炉回忆说，“我记得我身边有位老排长，默默地就哭了。他知道我们死不了了，活下来了！”

　　“后来，我们听到外面的哨兵喊，美国鬼子全出来了，在那欢呼呢！我们也就一个个出了坑道，爬到了山头上。天色开始亮了，平时我们一出洞，总得弯腰低头躲避炮火，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过这里，这回居然也可以抬头看了，也可以大声说笑了。这些平日最普通的动作，那时让我们感觉真是无穷地幸福啊。人的日子能这么过多好！”

　　“我身边战友就问我：不打仗了，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没上过学，在部队都是靠自学，战争结束以后想有机会认认真真学习一下。”就这样，在那一刻，大家各谈各的理想。

　　然而在洪炉憧憬着战后生活的同时，他也特别为那些就在和平到来前夕牺牲的战友悲伤。他最要好的一个战友，名叫仇天，才华横溢，酷爱读书，洪炉说，他走上这条道路，受仇天影响很深。而仇天就牺牲在7月6日，停战前的20天。

　　那是停战前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当时，朝鲜战场的谈谈打打已经拖了数年，到最后，“是李承晚不想停战。后来志愿军把李承晚的部队教训了一下，消灭他几个师。李的部队主要在金城一带。而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主攻部队作战。”洪炉说。本来，脚上有伤的仇天可以不用参战，但他坚决要求上战场，说再不参加就没有机会了。结果，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

　　“只要仗没有停下来，就要死人”，洪炉说，但他特别痛惜的是，仇天就像他所热爱的捷克作家伏契克一样，死在了胜利前夕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留给洪炉的，是从安东新华书店寄来的一封购书的邮件，一张写下他亲人名字地址的卡片，那是为自己牺牲后通知亲属留的。其中的一个名字，是他心爱的女友，他刚刚在上战场之前，向她表白了心迹。

　　金城战役中南朝鲜军队伤亡5.2万余人，志愿军伤亡2.3万余人。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也许只是一个不含感情的数字，但对洪炉来说，这里永远包含着一个23岁的年轻生命。仇天，将终生在洪炉的心里活着。

　　“王成”说：他们为什么不向我开炮？

　　回到祖国以后的岁月里，洪炉果真实现了自己上学读书的愿望，他后来成为一位军旅作家。以后的日子里，他又经历过抗美援越等等重大事件，但是，朝鲜战争的记忆，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而蒋庆泉——昔日的战场英雄——他也许还活着，这让他多少年来无法释怀。

　　当年他写完关于蒋庆泉报道后，还没见报，上级就来了通知：不要再宣传蒋庆泉了，他被俘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之中。

　　以当年人们的观念与规定，不管这个人曾经做出过怎样的功绩，只要他被俘了，所有的以往就一阵风吹散了。

　　当年，在蒋庆泉喊过“向我开炮”两个多月后，1953年的7月，洪炉所在部队又出了一位相似的英雄，名叫于树昌。这名步话机员，也是在敌人攻上自己的阵地后，向指挥所喊出了“向我开炮”，在炮火中与一百多名美军同归于尽。

　　于树昌牺牲以后，洪炉拿出原来为蒋庆泉写过的报道，修改了里面的部分内容，以《向我开炮》为题，将于树昌的事迹发表在了报刊上，影响巨大。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采用了里面的部分情节，王成——这个实际上结合了蒋庆泉、于树昌和杨根思三位英雄的形象，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然而，几十年来洪炉一直想找到蒋庆泉，像大海捞针似的，他遇有机会就会向人们说起这个人，虽然他心里也知道希望渺茫——直到今年4月的一天，他的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人找到了。

　　蒋庆泉回国后，先在专门接收管理志愿军战俘的管理处接受审查，然后，回到了他的辽西农村老家，当了几十年的农民。当记者循迹找到了这个小村，找到已经全然一副老农模样的蒋庆泉时，他竟然一开始还想否认，他就是那个最早喊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战士。

　　“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洪炉说，“他在战场上经历了整个连队一百多人打到最后就剩几个伤员的残酷战斗；当了俘虏后，又在战俘营里受到非人的折磨；最后回来，马上又受审查……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不配当共产党员。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

　　1965年的时候，已经在辽西农村娶妻生子的蒋庆泉看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他一看就明白，那里说的实际是自己做过的事。但他不敢声张，只是默默地流眼泪。他回家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在地里干活时悄悄掉泪，他不能让别人看见，更不能让人知道，因为他心中压着那个“战俘”的重负，他认为，王成是英雄，但那是别人，不是他。

　　2009年，蒋庆泉跟着儿子到丹东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么多年一直沉默寡言的老人在现场突然犯了倔脾气，他非要把一张炮兵阵地的照片扯下来，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后来老人道出原委：他一直对当年的炮兵们满腹怨气：当时我喊“向我开炮”他们为什么不开炮？开了炮我就死了，就不再会当战俘了！

　　“他是不知道，当时炮兵没开炮仅仅是因为炮弹打光了”，洪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10年夏天，洪炉，陆洪坤，蒋庆泉，这三个当年的志愿军老兵，终于在那场战争过去60年后又见面了。蒋庆泉曾对来采访的媒体说，“他(指洪炉)是将军，我是战士，差多少级呢”，但洪炉说，蒋庆泉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后来跟地方民政局的人，包括村里的人说，你们这个地方藏着一个大英雄！”

　　“战友啊……”分别近60年后，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拥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

　　让洪炉没想到的是，这一场朝鲜战争，不但把他与他的战友们永远地联在了一起，而且也让他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找上门来。

　　“几年前，一个香港的朋友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的州长，麦克·卡拉汉。他是一位残疾人，香港朋友一次问他，怎么只有一条腿，他说是参加朝鲜战争时打掉的。他说，1953年时在三八线，我们攻上了共军阵地，只看到了一个小兵还活着，他没有武器，我按照战争游戏规则，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冲到他跟前时，见他拿着步行机在喊，也不懂在喊什么，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连这个中国兵，连上去的一百多美国兵，全部炸死，只活下来三个，也成了残疾，他便是其中一个。”

　　“我一听，那美国兵说的正是于树昌喊‘向我开炮’的那次战斗啊”，洪炉说。

　　“香港朋友告诉我，卡拉汉曾经对中国人非常愤恨，他觉得，当时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的人全打死，中国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后来香港朋友把《英雄儿女》的碟带给他看，向他解释说，你见到的中国兵在中国是个英雄。最后，卡拉汉说，看来这个中国兵有他的道理。我们仅仅是思想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他坚持他的立场是对的，确实是英雄。”

　　洪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美国州长和他的一家人后来都成了中美友好的积极分子，他也想以这段经历拍一部电影，但与《英雄儿女》完全不一样，是以反战为主题的。他想告诉世人，人和人应该是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他设想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从联合国大厦前那个著名的打了结的枪管的反战雕塑开始。这样，洪炉开始了与卡拉汉一家的交往，而且这种友谊还发展到两个家庭的下一代孩子们之间。前几年，卡汉拉去世了，去世前他交待了副州长和家人们，这部影片必须要完成。

　　这其实不是洪炉第一次与自己的战场对手交往。洪炉的脑海中总是清晰地记得，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一个白天，在朝鲜石砚洞北山阵地上发生的那一幕：

　　洪炉和一个摄影干事先下到沟底，也就是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只见美军那边也陆续下来了人。双方士兵人越聚越多，美国兵把一盒中华烟一抢而光，纷纷珍藏进口袋里，连烟盒也要走了。这时，洪炉就把自己笔记本中一幅“热爱和平”的木刻画片作为礼物送给一个美国兵，而那美国兵搜遍口袋也没找到可以回赠的礼品，就掏出一张美元钞票，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送给洪炉。虽然仅仅在一天前，他们之间还在拼死厮杀，但此刻却都感觉到了洋溢在相互间一种渴望和平的人类共同情感，这一瞬间，他们都还原成了淳朴的年轻人。

　　洪炉他们在送给美军画片时，写上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当翻译把我们写的话告诉他们时，美军士兵们一下子会意，把这句话一遍遍地重复，直到他们的军官下来，令士兵们回阵地去。

　　多少年了，洪炉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他知道了，对于战争的意义和战争的记忆，在决策者、历史研究者和亲历战斗的普通士兵间，是不一样的。作为普通一兵，可能他对于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刻板的记载。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1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