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纪实

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纪实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每当耳边响起这激昂奋进的熟悉乐曲时，我们的眼前便会浮现出英雄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壮观场面。许多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以数不清的文字、照片、画面对最可爱的人――志愿军的讴歌，更使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在当时比中国强大得多的苏联都怕引火烧身而不敢出兵朝鲜的严重形势下，刚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敢于出兵，中国的最高层是如何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在战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又是怎样指挥这场战争的，对此，人们了解的并不多。本篇将把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奉献给广大读者。从中，我们可以再一次领略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敢于同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上头号强国较量的胆略气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不愿看到的朝鲜战争还是爆发了，毛泽东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0世纪伊始，刚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民是多么热爱和珍视和平。他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伟大的国家而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工作着。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全世界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这个昔日不曾被人关注的朝鲜半岛上来。

　　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插手朝鲜内部事务一手策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欧亚大陆的一些国家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美国作为战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竭力推行称霸世界的侵略扩张战略。在中国，美国先是支持国民党政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继续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援助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对中国大陆进行袭扰破坏，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日本，美国强化其军事占领，计划把日本变成它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在朝鲜，美国则违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于1948年8月在朝鲜南部扶持李承晚集团上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公然分裂朝鲜民族，阻挠朝鲜独立统一的实现。针对这一情况，1948年9月9日，朝鲜人民在朝鲜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南北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成立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主张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遍选举，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的自主和统一。而李承晚却在美国支持下，无理拒绝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主张，公然宣称“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为此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双方在“三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美两国决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通称“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终于导致了朝鲜内战的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很顺利，于６月２８日解放了汉城。

　　美国见状，唯恐他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并进而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便于２７日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当天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３０日，美国派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控制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１６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参加李承晚的军队，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这样，朝鲜的内部战争变成了朝鲜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的反侵略战争。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６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８次会议上严斥了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他明确指出：“各国人民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他断言，美国总统已经证明他自己以前有关不干涉台湾的声明是“假的”，美国这样干是公开“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重申了他的关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观点，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7月1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令位于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１３兵团，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紧急开赴东北，加上第42军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组成东北边防军，之后又将第五十军编入，加强东北边防力量。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很有远见卓识的。时隔6年后，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讲起这件事时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录，1956年9月23日）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谈话时又提到这件事，他说：“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纪录，1970年10月10日）就在中国人民密切关注朝鲜半岛战局发展的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到８月初已解放了朝鲜９０％以上的领土，迫使南朝鲜军退守洛东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面对胜利，人们兴高采烈，认为南方指日可下，已经胜利在望。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头脑十分清醒、冷静。

　　他认为：朝鲜人民军应该作短暂休整，调整军事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荡平，彻底解放朝鲜全境。并认为，很可能出现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登陆的最坏情况，他强调，应防守仁川这个重要的据点，以防不测。（《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2页）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已经开始考虑中国要不要出兵帮助朝鲜的重大问题。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随即，毛泽东先后两次致电东北军区，要求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还批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将部分高炮部队部署在鸭绿江边的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保证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同时，毛泽东还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伟人就是伟人，事实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就在许多人沉浸在胜利喜悦的时候，９月１５日，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公然派兵在朝鲜的仁川登陆，切断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与此同时，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10个师也转入反攻，并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边境，美国空军在中国边境领空盘旋；美国的炸弹在中国的边境爆炸；美国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７舰队在中国的领海上耀武扬威；美国官方公开把台湾和朝鲜联在一起，派兵入侵；麦克阿瑟公然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

　　战火迅速向北燃烧，“联合国军”要越过“三八线”的企图已很明显。

　　“三八线”是毛泽东考虑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底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录，1956年9月23日）9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转告金日成对目前朝鲜战局意见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9月29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27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50年9月29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他们对中国的多次警告竟然充耳不闻，继续向北推进。１０月１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突破了毛泽东考虑的出兵还是不出兵的最后底线。

　　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自己尚百废待兴，还有能力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吗？毛泽东开始面临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抉择。

　　二、“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在友邦危急、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出征如果说出兵朝鲜，毛泽东已有思想准备，那么由谁挂帅出征，却使毛泽东几费思量。

　　率领千军万马到异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必须有一位能征善战的领军元帅。这位元帅既能够深刻理解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又能根据朝鲜战场的情况积极地机断专行，既具有运筹帷幄的雄才伟略，又具有统帅千军的胆气威严。

　　谁能够担此重任呢？毛泽东一开始想到了粟裕。粟裕是我军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具有通观全局的战略头脑，而且军事素养深厚，思维敏捷，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合适人选。

　　可是，当时粟裕有病在身，正在青岛休养，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主席带来的信中谈到了病情。

　　毛泽东回信劝他安心养病。

　　让林彪去，这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二人选。林彪也是一位军事家，很能带兵打仗，况且，林彪对东北比较熟悉，部队也较熟悉，让林彪担此重任也是合适的。毛泽东及几位常委们都这样考虑过。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林彪却反对出兵朝鲜。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而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１个军就有各种火炮１５００门，而我们１个军只有３６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为此，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基于让林彪去的考虑，毛泽东专门找林彪谈过话，恰在此时，林彪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什么病呀？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竟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就为这，他在北戴河的别墅选了好几处，非要找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要进行过滤。外人进去，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间方可入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样子。

　　他的“病”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治病要紧嘛。并一再指示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将军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

　　林彪一见到傅连璋便呻吟道：“傅部长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鉴于林彪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傅连璋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萧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作为从长征时就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的严重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成癖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晒太阳，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并要多吃些蔬菜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啊！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林彪装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败露了。为这，他对傅连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璋。后来，机会终于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党邱会作给年逾古稀的傅连璋将军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说“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林彪副统帅患病时，不给药吃，还威胁、陷害林副统帅，手段何其毒也！”紧接着傅连璋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璋，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境况。信中写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１９３４年你在户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此时正忙于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傅连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整天手摇语录本的林彪、邱会作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连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泽东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璋将军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凌晨，“熟睡”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林彪是去不了了，这时随着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可是中国援朝的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越来越大。

　　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２０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勒马的帅才。

　　毛泽东之所以此时才考虑让彭德怀去，是因为彭德怀当时身负坐镇大西北的重任。

　　大西北是中国幅员最广大的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过去反动统治阶段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压迫，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解放之初这里安全形势还不太好，边境也不稳定。大西北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安全稳定。搞好大西北各民族的团结，开发建设好大西北，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祖国的安全稳定就有了保障。彭德怀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把他调离开的。

　　所以，当１０月２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于是，常委们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同时决定，尽快派飞机把彭德怀接到北京。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４日上午１０时左右，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

　　当他俩火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3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方案计划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惊奇地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会儿说：“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来人催促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不管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单位报来的3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和图表统统带上，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北京。是日上午１１时左右，这架从北京匆匆飞来的飞机又匆匆起飞，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抵北京。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３人，这使得这架能搭乘２０多人的飞机机舱内显得空空荡荡。

          飞机经由山西太原机场检修、加油后，于下午４时零５分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当彭德怀跨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迅速迎上前来向彭德怀敬礼，几辆小汽车早已停候在跑道一侧。李树槐对彭德怀说：“彭总，今天气候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了住宿。毛主席交待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彭德怀的脸立刻严肃起来，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3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

　　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也发话了：“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

　　三、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从10月1日到19日，毛泽东面临着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就在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10月1日深夜，毛泽东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自９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就在毛泽东接到金日成求援电报几个小时后的1０月２日清晨，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２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由于朝鲜人民军的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面对“联合国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求援信，怎么办？是出兵迎战还是坐城观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最高统帅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在中央领导层就认识不一，也曾使毛泽东闭门谢客，昼夜思考。

　　中国若出兵，会给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什么后果？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去较量，风险太大，胜负难卜。中美两国的实力相差悬殊。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而中国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美国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当时远比中国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毛泽东权衡利弊，还是主张坚决出兵。为此，他在１０月２日还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文，主要内容是：“（１）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２）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3）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4）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五六个不够)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5）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1个军(2个步兵师及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们的1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1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4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4个军对付敌人的1个军)和1倍半至2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2200门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1个军。

　　（6）除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搞，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的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彻夜讨论，一直到天亮才休会。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书记处未能作出出兵的决定，毛泽东只好将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没有发出。

        10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是否出兵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彭德怀是在会议中间赶到的。

　　彭德怀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张暂不出兵的共同理由是：（１）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２）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决，约有１００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３）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４）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５）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１０月５日上午１０时左右，彭德怀与邓小平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处。

　　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毛泽东还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

　　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倦的眼神，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啰！”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林彪在昨天的会议上就极力反对出兵。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５０００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

　　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 １９４７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２４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２.５万人，只占敌军的十分这一，武器落后，每支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１００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

　　接着，毛泽东又与彭德怀谈起了由谁挂帅的问题，并征求彭德怀的意见。

　　毛泽东紧锁双眉，若有所思地说：“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４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４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

　　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说。

　　１０月５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１０月５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因考虑须马上和彭德怀、高岗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战方案，遂留下彭、高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８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作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１０天作准备，初步预定为１０月１５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周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

　　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１天按１０天甚至２０天的工作量来干。”

　　１０月６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方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