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对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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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博士

很多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鉴于中国具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企业用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替代价格相对高昂的技术，既可以使中国产品具有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充分就业，因而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他们大同小异的各种文字表述之间，实质上普遍地暗含了劳动密集与充分就业“正相关”的基本观点。在分析方法上，大多是就现有就业机会尽可能平均分配的静态分析，而不是基于长期竞争力提升和就业创造的动态考察，普遍开错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战略处方。本文作者理性分析后认为：劳动密集型战略不宜提倡，而科技集约型战略既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也更加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路径和首要方略。

一、劳动密集型战略的两大刚性约束：技术与效率

目前普遍流行的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倾向和政策建议，其关键词是“劳动密集”，其潜台词是尽最大可能地用劳动替代技术，其模式是对人力资源的粗放配置，其理论“基因”源于计划经济。从表面看来，劳动力过度丰裕必定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推行劳动密集型战略似乎既具有国际贸易的劳动成本优势，也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但是：

1.劳动密集面临着技术刚性约束。在知识创新浪潮引领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从静态层面进行分析和描述，既不是所有产业也不是多数产业可以大规模推行劳动替代技术的发展路径，而且从动态视角进行考察和判断，可替代的产业界面也会日益缩小，可替代程度会愈加有限。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日益提速，现在绝大多数产业中无法靠主观就业意愿来实现劳动对技术的替代过程，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体系所自然固有的刚性约束。在现代农业生产管理的耕作、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灭虫、灌溉、收获、储藏、运输和加工等几乎所有环节，都存在着先进技术大规模地替代人力劳动的广阔空间和普遍趋势。现代工业生产程序越来越复杂，其精度要求日益提高，其环境要求也愈加苛刻(如高温、高压、无尘、辐射等)，这些要求更非人力所能胜任。手工劳动无法生产现代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使得人力可以替代技术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少。人为的强行替代必定会扭曲产品技术要求，造成劣废产品和资源浪费。在现代高智能、高科技、高精尖、高效率、远距离、全覆盖、大规模、创新型和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服务业领域中，大体也是如此。技术进步刚性或提升粘性，使得劳动替代技术仅仅局限于很狭窄的传统产业领域，而且也仅有越来越小的可能性。2006年诺贝尔经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评价中国经济时曾精辟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1]我们通过研究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知识创新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劳动密集型战略面临着很多无法克服和日益强化的技术刚性约束，不具有产业普适性和战略长久性。

2.劳动密集未必便宜或可能更昂贵。如果因为中国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就认为中国具有劳动成本优势，将会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误解。因为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不是根据工资绝对水平差异，而是根据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单位产品成本中工资含量的多少。如果中国工资绝对水平低于其他竞争性国家，但其劳动生产率比其他竞争性国家更低，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具有劳动成本优势，恰恰相反的是具有劳动成本劣势，在中国使用工资虽低但劳动生产率更低的劳动力非常不划算，劳动价格不是低廉而是昂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Allan A.Schmid)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就是：“低工资绝对不能等同于低廉的劳动力。”[2]我们假定中国与某一竞争性国家A生产同一种国际市场竞争性产品B，中国工人日工资仅为A国工人日工资的50%，但中国工人日生产率却仅为A国的25%，其结果是，A国生产单位B产品的工资费用却仅为中国生产单位B产品工资费用的50%。在国际竞争性市场上，反而日工资水平高的A国生产的B产品具有劳动成本优势，而日工资水平低的中国生产的B产品却具有劳动成本劣势。国别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在于劳动工资水平高低，而在于劳动生产率高低，只有把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分析劳动成本问题，才能真正确认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从而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单就工资水平而言，无法确认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因为根据效率工资理论和众多国家经验，恰恰是高工资水平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高生产率与高工资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互为根本解释变量，与劳动密集型必然相伴随的低工资必定导致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单纯依据中国工资水平低而确认中国具有劳动成本优势，进而普遍主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就显得非常草率、过于简单和十分片面。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 )曾经指出：“德国技术工人的工资成本是中国技术工人的15倍，然而，德国仍然是强大的制造业中心。┅┅首先每单位产出的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在低工资地区也许不一定会较低，因为较低的工资可能会被更低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3]概而言之,劳动密集只能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或集中投放,从而只能导致“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之劣性均衡的长期存在,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经济陷阱。

二、技术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充分就业

人们担心如果选择了技术集约型战略，将会因“机器排挤工人”而导致失业加剧。作者的答案则相反：与劳动密集型战略相比，技术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和实现充分就业。因为：

1.技术集约可以增加原有产业的就业机会。人们在讨论机器排挤工人或技术替代劳动时，通常是隐含了原有各产业规模不变的前提或假定条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随着技术大量替代劳动，首先是产量递增和成本递减，其次是价格下降并创造需求，再次是需求拉动并扩大原有产业规模，最后是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普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某一产业通过采用新技术而率先发展必将会推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这种推动力会通过两条路径来传递：第一条路径是对相关产业的供需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产业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的变革”，[4]一个产业通过技术集约得到了大发展，必然要求其上游产业供应更多原材料，从而拉动了上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它又能为其下游产业提供更有效率的原料产品，这又推动了其下游产业的发展，而该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又会影响与自己邻近的产业，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产业扩张效果和升级反应。第二条路径是技术外溢。许多技术尤其是那些通用技术在原有产业实现突破之后，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外溢到其他产业，促进了这些产业规模的扩张，为这些产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技术进步对相关产业的积极效应，无论是通过供求来影响还是通过技术外溢来实现，在促进这些原有产业升级发展并使之更大更强的同时，也必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著名美国管理学大师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经明确指出：“各行业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革新，无论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机器，还是引入了更好的工作方法，所带来的是所在行业工人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不是更多的工人失业，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需要更多的工人投入到工作中去。”[5]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从而必定引发持续扩张的劳动需求。

2.技术集约可以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从1820到1999年，世界人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从10亿猛增到60亿，[6]而今这一人口数字已增加到65亿之多，这些新增人口的绝大部分就业机会，都是由新兴产业部门来提供。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集约型增长方式，使得“人均产量的大幅增加，只会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导致更多的工人失业。这样就彻底推翻了‘工人产量的增加，带来的是其他人的失业’的谬论。”[7] “在1939年的职业名称字典版本中，它包含有17500个职业名称。在1977年的版本中，有210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这个字典中。在1996年的版本中，又有84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去。”[8]这说明技术进步和技术集约将会创造更加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从而使得就业机会增多。劳动密集型战略主张的基点在于对既有规模就业蛋糕的聚众分割，而不是着力于将经济蛋糕做大的就业机会创造，尽管因形式上具有“民本主义”浪漫色彩而非常动听诱人，且很容易迷惑政府和公众，但却是一个既无效率也不公平的“发展陷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分析美国经济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时就曾经指出：“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但并没有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这种损失。”“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间新增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远远多于制造业所丧失的机会。”[9]技术集约和产业升级肯定会导致就业变化，在短期中也会表现为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就业机会丧失，但从长期趋势和宏观总量分析，由此所创生的就业机会增量，在抵消了短期的结构损失之后，则必定会出现更多的长期性宏观总量剩余。<< 前一页12后一页 >>俞宪忠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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