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用宪法和法律把“维稳”管起来

笑蜀 知名媒体人

配备了电警棍，狼狗，私家监狱，专用囚车。其所谓护送部属于典型的军队编制：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人。衣着是类似特警的统一制服，且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

这个货真价实的暴力组织，啸聚三千虎狼，却是归于私人所有。换句话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私家队伍。这支私家队伍，竟能常年横行首善之区，令人瞠目结舌。

雇主是某些地方政府

既是私家队伍，必有雇主。那么雇主是谁？媒体报道显示，这私家队伍的雇主，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驻京办。雇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出手，对赴京访民，施加作为受法律约束的某些地方政府不便施行的系统的法外暴力。

这支私家队伍，就是一家在北京市工商局公开注册的股份公司，名叫安元鼎。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物种：通过跟现代化的市场机制交媾，将所谓“维稳”职能利益化、私人化、产业化，将维稳职能的每个环节，从抓人、关人、打人到遣送回籍，都设计成特殊的盈利模式，开发出、换算成最大化的利润。

如此奇观，古今中外皆无先例。说白了，安元鼎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实质上是有特许权的绑票公司，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血腥的暴力，即生意，就是它的核心生产力。

任何时代都可能有水泊梁山，即便善治如美国，也还是有罪恶的人民圣殿教。所以，主要问题不在安元鼎，主要问题只在：为什么安元鼎这个现代水泊梁山，竟能获得特许权，竟能跟不少地方政府签下合同，拿下它们的订单。没有它们恩赐的订单，安元鼎一天都活不下去。

其实，说恩赐并不准确。因为这不是单向的赐予，而的确是双赢的买卖。做生意的安元鼎固然赚了个盆满钵满，相关的某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收获更巨：少了很多本来少不了的麻烦，自然，政绩和仕途也都保险了。真是皆大欢喜。

但它们的皆大欢喜，却以牺牲赴京访民的基本人权为代价，尤其以牺牲国家统一法制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安元鼎的要害因此不是什么民间暴力，而是相关地方政府对人权和法制的冷落，对系统的法外暴力的依赖。

正是这种依赖造就的巨大市场，成就了安元鼎这个现代传奇。无论是原来地方政府派人直接暴力截访，还是后来将截访市场化，批发给私人雇佣军来承包，这客观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无奈和无能。

现在看来，某些地方不仅达不到法治的理想境界，甚至连过去的人治也难企及。它们能做的只是治人，先把它们认为的刁民摆平再说。能用钱摆平最好，不能用钱摆平，对不起，直接间接使用私力去摆平。合不合情不管，合不合理不管，合不合法更不管，火烧眉毛，管不了那么多了。

最近爆发的宜黄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最好注脚。

自焚惨剧之后，受难者家属应邀赴京去凤凰卫视做节目，被地方当局误认为是赴京上访，接着就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围追堵截。几十条大汉，对几个弱女子展开亡命围捕，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到把两个弱女子逼进外地机场的女厕所。安元鼎固然穷凶极恶，但是宜黄当局的这副嘴脸，可是一点不比安元鼎体面。

所有这些伤天害理的违法之举，都有一个好听的名词罩着，那就是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只要是号称维稳，就可以采取几乎任何过激的手段；只要是号称维稳，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只要是号称维稳，就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这即是说，堂堂宪法，堂堂法律，都管不了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只要打着所谓“维稳”的旗号，一切法外恶行，一切私力恶行，似乎就都有了政治正确性。

怎样用宪法和法律管住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即把维稳约束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从根上杜绝很多地方公权力对人民的“超限战”，就成了当下地方治理最核心也最紧迫的命题。

根本就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

实际上，赴京上访的访民，几乎都是某些地方政府制造出来的刁民，冲破地方政府重重防线的漏网之鱼。所以，这根本上不是一个截访问题，也不是一个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问题，它们都是派生的。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

通常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在哪？主要就传统在，它的内核还是过去的体制。发展经济靠政府开路，发展红利也靠政府保护。没有谁能与政府抗衡，所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红利分配，政府都可以气贯长虹，不可阻挡，无往不前。

正因为如此，某些地方政府才有那份绝对的自信去面对原住民的抗争，大有大跃进时代遇山山低头、逢水水让路的豪迈气概。

成都唐福珍自焚，宜黄钟家自焚，在当地政府都应该是意外之事，它们认为既已动用专政机器泰山压顶，对方除了缴械投降，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但它们显然低估了对方的抗争意志，想不到对方在被剥夺了一切合法抗争的手段之后，在铁壁合围的绝境中，竟然会拿自己的身体作最后的武器。

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这个判断是地方官员决策的基本依据。所以它们信心满满，尽情施压，尽情心理战、超限战，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承受极限—在它们眼里那应该是无限的。等到真出了事，它们才傻了眼，才手足无措，才不顾一切地疯狂地围堵真相—那真相是它们根本承受不起的。

这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一般运行逻辑。

它固然还能在一定时间段内继续推进经济增长，但却是以不断制造社会问题、引爆社会冲突为代价。这种问题和冲突的不断增长，终于超出了现有制度框架所能承受的范围，以至于到了靠所谓正常渠道，确实已经无力解决的地步。

这种发展模式就有点像盲目发展重化工业，因为盲目到不考虑远离人口稠密区，结果在带来高产值高增长的同时，也让当地到处都是安全隐患，仿佛步步是雷，哪天不小心就会踩爆，而引发火烧连营般的完全失控的大爆炸。

政改刻不容缓

为什么要政治改革？原因就在此。

传统发展模式的症结就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今天某些地方政府的维稳体制，不过是传统体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变通而已。

这种背景下，安元鼎黑幕的曝光，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可以让我们惊醒，发现传统体制跟市场化交媾之恶，可以恶到什么地步。

政改因此刻不容缓。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国务院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以及最近在访美途中，温家宝在强调政改的同时，都要特别指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特别指出所有组织都要在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即意味着，政改的核心是建设法治政府，而法治政府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传统的体制，是水火不容的。

政改的首要目标就是彻底清理传统体制的不合理成分，至此也就是天经地义。把公权力赶进法治之笼，必须以法治约束政府，而不是让地方政府撇开国家统一法制为所欲为，首先必须明确这个常识，政改始有起点，也才不复有安元鼎一类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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